2014浙江省不良貸款余額

1. 2014年農村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是多少

2014年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1.6%。
截至2014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有法人機構4091家，資產總額172.3萬億元，同比增長13.9%，負債總額160.0萬億元，增長13.3%;不良貸款余額1.43萬億元，不良貸款率1.60%，保持在較低水平。
不良貸款率指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占總貸款余額的比重。不良貸款是指在評估銀行貸款質量時，把貸款按風險基礎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其中後三類合稱為不良貸款。

2. 浙江某銀行行長登山遇難了嗎

據溫州報道，浙江稠州商業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董事長、行長周瑞谷於3月3日上午在登雁盪山百崗景區百崗峰時失足跌入峽谷，不幸遇難。目前，浙江稠州商業銀行（以下簡稱「稠州銀行」）總行已經成立周瑞谷同志治喪委員會。

一位接近稠州銀行總行人士向澎湃新聞證實了周瑞谷遇難的消息。稠州銀行總行辦公室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並無進一步的信息可以透露，「等明後天吧」。

官方資料顯示，稠州銀行前身系浙江省義烏市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於1987年6月25日，2005年完成股份制改造，2006年由地方城市信用社改建為商業銀行。該銀行致力於做小微企業和市場商戶的商貿金融夥伴，從紮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義烏，到全面進入長三角經濟圈核心區域。銀行下設義烏管理部及金華分行、麗水分行、杭州分行、上海分行等13個分行，以及義烏佛堂、杭州西湖、上海嘉定、寧波慈溪等112個支行。

根據稠州銀行披露的2018年度同業存單發行計劃顯示，2017年末，該銀行全行資產總額為1865.09億元，較年初增加282.87億元，增幅17.88%；全年實現凈利潤14.28億元，同比增加0.60億元。資產質量和監管指標方面，截至2017年末，該行不良貸款余額為9.98億元，不良貸款率1.39%；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分別為12.34%、9.37%，較年初提高1.32個百分點和0.67個百分點。

3. 浙商銀行宣布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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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www.wangluoliuxing.com日期：2022-05-18

文|AI財經社張夢依
編|陸佳

浙商銀行再度迎來多事之秋。9月初，銀保監會官網披露，浙商銀行寧波分行因個人經營性貸款違規流入房地產領域、貸款管理不審慎，收到一張160萬元的罰單。這張罰單披露不久後，華興銀行聲稱，該行原黨委書記張長弓因個人原因辭去職務並已離職，並清空了官網中有關張長弓的所有介紹和動態。而張曾擔任浙商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一職。
今年以來，浙商銀行的人事調動亦頗為頻繁，行長、副行長、監事等高管職位均經歷了「換血」。與此同時，浙商銀行還多次受到監管處罰，並多次踩雷。財報顯示，其不良貸款和不良率已經連續三年呈上升趨勢，資產質量也逐漸劣變。
頻頻踩雷，壞賬連年走高
在業內看來，浙商銀行在各大股份行中風格比較激進，還曾在不少爆雷企業身上栽過跟頭。今年8月，康美葯業專門設立了債委會處理債務事宜，銀行占據其中大頭。據《關於選任和設立債權人委員會的公告》顯示，浙商銀行深圳分行、揭陽分行均在債委會文件名單之列，浙商銀行直接申報的債權近19億元，「寶城期貨有限責任公司-浙商銀行」對應債權接近15億元，「浙商銀行專屬系列理財產品」申報金額超過6億元，合計接近40億元。
此外，2018年以來，新光控股、銀億股份等浙江民營企業相繼出現債務違約、質押危機等情況，浙商銀行也被牽涉其中。新光控股爆雷事件中，浙商銀行申報貸款+股票質押+持有債券的總金額為23.21億元。銀億股份債務違約一事中，債權單位中也出現了浙商銀行寧波分行的名字，涉資一億元。
更不幸的是，2019年12月，千億校企北大方正突然出現債券違約，後被北京銀行申請破產重整，浙商銀行借給該公司的20億元款項也無望收回，為了討債，浙商銀行將北大方正集團大股東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償還共計20.45億元的本金及利息。
反映在財報上，浙商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雙雙呈上升態勢，資產質量存在一定下行壓力。財報顯示，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上半年，浙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分別為1.2%、1.37%、1.42%、1.5%，是今年上半年不良貸款率出現上升的上市股份行。

該行的不良貸款余額也持續上漲，同期該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分別為104.14億元、141.47億元、170.45億元、191.39億元。在不良雙升的壓力之下，浙商銀行的撥備覆蓋率逐年遞減，從2018年的270.37%降至2020年的191.02%，截至2021年6月末，該行的撥備覆蓋率已降至180.24%，撥備計提壓力猶存。
高管腐敗頻出，曾收億元級罰單
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2019年12月，原浙商銀行上海分行黨委書記、行長顧清良因涉嫌受賄罪被逮捕，並被判處十四年有期徒刑，並處以罰金250萬元人民幣。而近年來落馬的浙商銀行高管不止這一位，經調查，2008年至2013年12月期間，浙商銀行原董事會秘書、董事會辦公室主任張淑卿利用職務便利，騙取數額特別巨大的公共財務，因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有期徒刑12年，並處罰金300萬元。
2020年10月，「黑龍江省紀委監委網站」微信公眾號稱，現浙商銀行資本市場部副總經理、中國光大銀行深圳分行原副行長鄒建旭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浙江省紀委監駐浙商銀行紀檢監察組紀律審查和大慶市監委監察調查。據了解，鄒建旭於2016年6月進入浙商銀行系統工作，曾先後任職浙商銀行深圳分行黨委書記、行長，以及浙商銀行資本市場部副總經理。

高管問題層出不窮的同時，浙商銀行的高管隊伍也頻繁更換。今年6月7日，浙商銀行三大行長紛紛辭去職務，浙商銀行徐仁艷辭去執行董事、行長、戰略委員會委員及普惠金融發展委員會委員職務;徐蔓萱辭去副行長職務;劉貴山辭去副行長及首席風險官職務，辭職理由均為「工作安排需要」。
同時，浙商銀行的監事也出現大換血。今年1月5日，浙商銀行選舉潘建華為第五屆監事會股東監事，6月16日，浙商銀行又宣布增補郭定方先生為第五屆監事會職工監事。7月15日，因監事會換屆，於建強先生不再擔任浙商銀行股東監事、監事長。同日，郭定方成為浙商銀行第六屆監事會監事長。今年9月9日，浙商銀行監事會收到監事職工王峰的辭職報告，辭職理由為工作需要。
此外，浙商銀行還多次受到監管重罰。2020年9月4日，浙商銀行因31項違法違規行為被罰1.012億元，該行的7名責任人員也被處以警告處分，並被處以30萬元罰款。涉及的違法違規行為包括不良資產虛假出表、通過違規發售理財產幫助交易對手實現資產虛假出表等。而2021年以來，浙商銀行又收到銀保監會8張罰單。
今年6月，浙商銀行還因存在重大疏漏，遭到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自律處分。公告顯示，浙商銀行作為債務融資工具主承銷商，在為海城市金財土地房屋投資有限公司提供中介服務過程中，存在多項違反銀行間債券市場相關自律管理規則的行為，在募集資金用途監測、用途項目及償債保障措施盡職調查等方面存在違規行為。
本文由《財經天下》周刊旗下賬號AI財經社原創出品，未經許可，任何渠道、平台請勿轉載。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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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銀行不良貸款余額什麼意思為什麼叫余額

我是農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就是指你還有多少不良貸款沒有換上，望採納

5. 貸齊樂系統的貸齊樂前景

部分觀點實錄：根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浙江省5月末不良貸款余額近700億元，其中有40%企業貸款為互保貸款，引爆民營企業的危機。浙江省商院的數據也反映了由於互保貸款，使得民間借貸案例創5年新高。互保貸款引發的糾紛，與小額借貸引發的糾紛是不相同，前者是在正常的渠道由於銀行系統缺陷所造成的，而後者是灰色地帶；銀行為了降低風險，將企業打包一起互相擔保，這種互保聯保的擔保貸款方式，在經濟低建情況下，其金融風險是很大的。相關區縣政府應協調相關金融機構，根據企業實際情況設置「防火牆」，不使優質企業受到影響。」但是地方政府和銀行之間存在著市場博弈，銀行未必會聽地方政府，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只能採用行政手段用財政資金介入，這種情況是需要引為重視的。

6. 2008-2014年四大行不良貸款環比，同比的比較，看趨勢情況越來越好，還是越來越差

銀監會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6461億元，較年初增加541億元，不良貸款率1.04％，較年初上升0.04個百分點，達到近三年來最高水平。
這一比例下半年或還將上升。業內人士認為，在2009年大規模的信貸投放之後，目前已進入第五年還本付息期。此前累積的地方平台和地產風險或逐步顯現，鋼貿等過剩行業的貸款風險還未完全暴露，經濟下行壓力亦將波及銀行資產質量。
部分地區和行業不良貸款增長快
相較於銀監會披露的1.04％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均值，銀行一季報顯示，五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已有兩家超過均值，農行和交行一季度不良貸款率分別達到1.22％和1.09％；建行一季度不良貸款猛增55億元，1.02％的不良貸款率已逼近均值。
部分中小商業銀行一季度的不良貸款增長更快。一季度業績增幅最高的平安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達81.05億元，增幅7.47％；興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14.52億元，比年初增長10.85％。
去年以來，部分地區、行業領域的不良貸款增長堪稱觸目驚心。以民營經濟、出口加工及國內外貿易為特色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成為「不良」爆發的「高危地帶」。
一位商業銀行人士告訴，據內部同業估算，某股份制商業銀行去年在浙江地區的不良損失已覆蓋其從2003年進入浙江省後十年以來的利潤總額。
「目前看來，今年的情況更加不容樂觀」，銀行人士表示。
以不良重災區之一鋼貿行業的相關貸款為例，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此前表示，2014年將是鋼貿風險大面積爆發的一年。鋼貿類貸款的情況跟其他行業有很大不同，其損失率非常高，若短期內全部暴露，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會急劇上升，對上市銀行來說難以接受。所以，銀行採取各種措施，體現在不良率上應該說有一定程度保留，2013年並沒有完全暴露，而損失狀況最終可能在2014年基本暴露出來。
銀行不良貸款小幅上升或是趨勢
2008年至2009年，為應對金融危機，金融機構進行了大規模信貸投放，大部分貸款為5年期，到今年進入了集中還本付息期。
「一家銀行支行行長告訴我，他在2009年的時候給地方政府貸了一筆款，有一個項目，是一個縣級平台，他當時貸出1.5億，這個項目當時評估是3億左右，怎麼審查都是合格的。到了今年要還錢了，肯定還不了，這誰都知道。那怎麼辦？需要重新做一個項目，這個項目做8億，貸3億。這3個億就有問題了，這3個億是怎麼做的？其中1.5億是還本，就是2009年那筆貸款的還本，還有5千萬是還息，真正投入到這個項目裡面的就只有1個億。」一位業內人士表示。
對於融資數額大、回本期限長的地方融資平台貸款而言，「借新還舊」是維持資金鏈的一個常用手段，保證企業融資鏈不斷裂也部分符合銀行利益,但也暴露了部分平台陷入資金緊缺、存在還本付息困難的窘境。下半年，隨著這部分貸款大規模進入還本付息期，銀行資產質量將面臨大考。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認為，下半年銀行不良貸款有可能延續，不良貸款主要集中在房地產貸款、地方融資平台以及一些產能過剩行業比如重化工業、鋼鐵、水泥等，「畢竟未來房地產要調整、地方政府職能轉變，依靠高投資模式要轉變，相關的這些行業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會帶來行業內的洗牌，因為產能過剩是總量過剩，有一些經營能力差的企業，有可能會出問題，但並不是全行業都不行了。」郭田勇表示。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下半年銀行不良貸款會小幅上升，現在產能過剩調整還沒有完成，還有一部分潛在的風險有暴露的可能性。在宏觀經濟運行的態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的情況下，銀行不良貸款小幅上升會是一個趨勢，目前看還在安全定義之內。」
他認為，不良貸款將主要集中在產能過剩行業、周期性行業以及小微企業，行業和地區分布的特徵還會延續。
暫未施壓業績 核銷或加快
曾剛認為，目前盡管不良貸款在上升，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水平仍在可控范圍之內，繼續小幅上升也不會超過銀行風險承受能力，目前還沒對銀行形成太大考驗。
「一季度發布的上市銀行年報顯示，看起來盡管不良資產規模在上升，但他們的利潤情況還可以，一些銀行利潤增速降低，另一些其實在快速增長。最快的平安銀行增速超過40%。整體來看銀行業利潤保持不錯的增長速度。有盈利意味著有風險抵禦能力，利潤可以用來彌補風險。隨著結構調整的深入，資產質量還存在潛在的風險，從銀行的角度來講，在今年要管控好風險，盡量對一些不良資產加快處置速度。」曾剛表示。
「目前撥備率還很充裕，上市銀行基本在200%以上，短期內還不會影響到當期利潤水平。增長速度可能會有影響，但增長速度不完全取決於資產質量。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速度也在下降，受利率市場化加速，銀行利差收入在收窄，這也是導致利潤收窄的重要因素。資產質量還沒有惡化到沖減當期利潤的地步。」曾剛表示。
「銀行業績以前增速較快，現在下降也是很自然的。銀行在整個國家並不是高增長類的行業，盈利情況大致跟GDP相當或者比GDP高一點，未來可能還會下降。」郭田勇表示，「未來貸款增速如果加快，就要增加撥備，業績當然就會受影響，這種情況下對銀行的業績影響就會比較大。」

7. 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特點有哪些

不良貸款即有問題的貸款，是指借款人不能夠按照之前的貸款合同正常對商業銀行償還本金與利息。具體而言,不良貸款一般包括呆帳貸款、呆滯貸款和逾期貸款三類。呆賬貸款是指是指借款人宣告破產，清償之後，能無法還清的貸款。呆滯貸款一般是指逾期2年及2年以上仍無法償還的貸款。逾期貸款是指超過規定期限無法償還的貸款。
從國家權威機構公布的資料分析，我國目前銀行業不良貸款有以下特點。
不良貸款總量巨大，並且呈現增長速度。我國商業銀行截止2014第一季度末，不良貸款余額6461億元、比年初增長541億元，增長4%，不良貸款佔1.04%，達到最近幾年最高，五大銀行中農行和交行均超過均值，建行第一季度增長金額高達55億元。
金融企業不良貸款的形成原因是紛繁復雜的，一般認為，主要是由於銀行自身經營管理不善造成的，而我國不良貸款產生的原因卻不同，有以下幾方面。
1.政府不合理干預。主政府不合理干涉導致信貸活動不能正常運行，經濟金融市場混亂，存在潛在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或地方要求商業銀行根據國家意願進行貸款，一是有要求銀行與企業提高經濟效益，不斷發展。
2.法律不健全，執法不嚴。
(1)法律法規不夠完善。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債權債務不夠明確，且缺乏相關法律保障，監督機構沒有充分發揮作用;對金融市場了解甚少，信貸管理水平落後，無法與國際金融接軌。
(2)執法不嚴。執法部門在執行過程中，有的地方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相關部門對執法過程進行干預，影響了公正;有的部門存在著不按照法律執行、不嚴格執法等情形，致使國有銀行無法維權。
3.企業盲目投資。企業在經營活動中不顧自身經營狀況和承受能力，盲目進行投資，從而造成了不斷加大的負面效應。很多企業經常通過一些關系從商業銀行里獲取貸款，但是後面又沒有資金了，再繼續貸款，這樣周而復始，惡性循環，一旦無法及時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這將危及到企業的正常運行，也使得銀行可能無法收回貸款。另外，由於企業沒有對項目進行科學合理的預測管理，使得無法達到預期的收益率，甚至發生虧損的現象，無法保證償債能力，促使增加的貸款形成為不良資產，貸款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4.缺乏有效金融監管機構。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監管機構很少，且大部分只是規范化監管，基本不進行風險性管理。規范化監管對市場反應不敏感，實施措施常常滯後，不能有效防範風險;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督力度不強，對相關商業銀行內部管理不夠重視，大多時候只是停留在外部監管，尤其是沒有明確商業銀行相關部門職責，以及對其職責實施情況沒有進行有效監督;金融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監管的方式主要是現場檢查，相關監管人員僅僅按照上級要求，進行檢查工作和報表統計，走的是「流水線」「形式化」，缺乏有效性和防範性;金融監管機構隊伍中，一些工作人員素質水平不高也導致很多問題。

8. 浙江工業企業 貸款平均利率

平均利率為6.02%
1. 2019年12 月，浙江省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6.02%，同 比下降0.08個百分點。
2.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 5.26%，同比下降0.27個百分點，其中，大、中、 小微型企業貸款平均利率分別為4.76%、5.13%和 5.63%，同比分別下降0.17個、0.40個和0.26 個百分點。
3.企業貸款利率穩步下降。高效穩妥推進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在浙江落地，LPR 改革推動「降成本」效果持續顯現。
3.12 月浙江省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 5.26%，同比下降 0.27 個百分點。四是銀行業穩健運行，金融風險總體可控。
4.浙江省銀行業本外幣資產和負債總額分別同比增長 11.3%和 11.2%，增幅同比分別提高 3.2 個和 3.7 個百分點。銀行業資產質量好轉，年末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分別比年初減少 99.1 億元和下降 0.24 個百分點。

9. 信用社不良貸款凈下降額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信用社的不良貸款時點余額與基期余額的軋差。舉個例子。2014年末信用社不良貸款余額為1億元，2015年9月末不良貸款余額為8000萬元，那麼不良貸款經下降額為2000萬元。

10. 目前鄉村金融的規模如何

對於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分布和作用，學者們進行了一些調研和評估。在總量規模估計上，學者們的估計差異仍然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學術界的分歧較小。總體看法為，農村民間金融組織與活動的規模大、分布廣、作用重要。

3.1 規模
我國農村都普遍存在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不同學者對其規模作了不同的估計。由於農村民間金融調查存在樣本小、總體大的問題，學者迄今為止所作的統計推斷並不一定可靠。有關農村民間金融的總量估算數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據第三方調查數據計算了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規模在2002年為2001億元－2750億元之間。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年對全國20個省，82個市縣，206個鄉村、110家中小企業、1203位個體工商戶進行了實地調查，對各地區地下金融規模、農村地下金融規模、中小企業非正規融資規模進行了基本判斷，測算出2003年全國地下金融(地下信貸)的絕對規模在7405億元——8164億元之間（李建軍等，2004）。兩者的推算在方法論上均有明顯缺陷，但無疑是可貴的嘗試。[10] 根據一些學者的不完全統計，中國農村「高利貸」高達8000億到1.4萬億元，僅浙東南地區就有3000多億元（唐仁健，2003；張宇哲，2004）。但這種計算依據並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的相對規模。IFAD（2001）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農民來自非正規金融市場的貸款占來自正規金融市場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貸市場對農民的重要性遠勝於正式信貸市場。

上述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2004）的調查結果為，全國20個被調查省、區、市的地下金融規模平均指數為28.7，即全國「地下金融」的業務規模占正規金融機構業務規模的比重近三成。從不同區域角度看，西部7省區、東部8省區和中部5省區的地下金融規模指數分別為28.98、28.66和25.2。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調查結果雖然不能推算到全國或者東中西部地區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但從中至少可以看到這些調查樣本中的民間金融相對規模。

3.2 分布
我國全國農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間借貸。溫鐵軍（2001a）組織調查了分布在東、中、西15個省份24個市縣的41個村。[11]調查到借貸案例57起；放貸案例27起。對調查資料作統計處理後的發現是：除了有兩個地方存在不計利息的民間借貸外，其餘地區均有高利息民間借貸存在。如果按照調查地點計算，民間借貸的發生率高達95%，高利息的民間借貸發生率達到了85%。[12]

民間金融組織或活動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別。比如江浙、福建、廣東存在各種合會，東北存在「對縫」業務，陝西、山西存在各種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謂「對縫」業務，是指利用銀行借貸「轉貸」出去謀取利差（楊愛新等，2004）。寧夏吳忠市利通區截至2001年存在眾多典當行、寄賣行採用「利滾利」方式高息放貸現象（周崇華，2001）。普遍根據江蘇省鹽城市金融學會課題組的最新調查（王大龍，2004），鹽城市各縣民間金融形式主要為四種：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貸」，企業內部集資，村級經濟組織成為民間放貸的新主體。根據中國社科院《鄉鎮企業融資與內生金融創新研究》課題的研究，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的民間金融種類比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間借貸（不計息或者低息），親友熟人之間、個人和單位（政府、學校、企業等）之間、單位之間的「高利借貸」，專門民間放貸人的借貸，銀背，合會（標會等），地下錢庄，企業集資等。廣東地區的民間借貸的組織形式，一種是無組織的零散的民間借貸，包括私人間借貸、企業間借貸及集資；另一種是有組織的民營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會、標會和當鋪等。但廣東有組織的民間借貸較少，基本上是屬於圈子內借貸，借貸雙方信息很對稱（巫燕玲，2004）。

3.3 作用
無論是民間金融還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給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視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滿足需求而定。農村民間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夠、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眾的偏好、滿足民眾的金融需求。農戶的有效信貸需求有以下幾個特點(唐仁健，2003)：（1）小規模、分散化;(2)多樣性、復雜性; (3) 缺乏或較少抵押擔保; (4)方便、及時;(5) 由於貸款量不大、季節性強，農戶、小額貸款、對利率事實上並不太敏感。與此對應，金融供給者越是貼近農戶，其與農戶之間的信息對稱性就越高，信息優勢和成本優勢就越大。可以說，我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在對分散農戶提供金融服務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

從當前比較有權威性的調研看，隨著農信社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的開展，正式金融對農戶和農村企業的信貸服務涵蓋廣度雖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務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調查數據顯示，迄今為止，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對民間金融組織信貸的依賴度較高，對農戶和農村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的滿足程度較高，作用較為突出。根據何廣文（1999）對浙江、江蘇、河北、河南、陝西的21個縣的365個農村家庭的問卷調查，這些農村家庭借款行為的60.96%是與民間放貸主體之間發生的。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對農戶固定調查點進行的抽樣調查，多數農戶從銀行和信用社得到貸款難度較大。2000年至2003年，農民每人每年從銀行和信用社借入資金65元，通過民間借貸借入190 元，分別占借入資金總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間金融的重要性為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31個省市自治區2萬多農戶的跟蹤調查數據所證實（見表格2）。從1995－1999年，這些農戶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農戶借貸資金來源構成

（單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銀行、信用社貸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會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資料來源：溫鐵軍，2001a。

每年均占信貸資金來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統的調查結果表明，1999年，農戶通過民間借貸市場獲得的貸款占農戶貸款總數的69.41%，平均每戶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佔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個農戶累計借入款1020元，其中約700元來自民間借貸，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貸的比重高達47.7%，其中大部分為高息借貸（曹力群，2001b）。2003年的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32．7％，私人借款佔65．97％，其他佔1．24％；1995年農戶借款中，銀行信用社貸款佔24．1％，農村合作基金會借款佔5．5％，私人借款佔67.9％，其他佔2.5％（張信哲，2004）。

據江西省農調隊對全省2450戶農戶的抽樣調查，2003年有574戶有借貸行為，佔23.4%，其中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貸款的有120戶， 占被調查農戶的4.9%；從2001年至2003年，從銀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貸款僅占農戶總借貸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間貸款所佔比重為76—86%（傅志寰，2004）。據安徽省農委從農村調查點了解的情況，2003年農民戶均借款中，來自銀行、信用社的佔12.6%，來自民間借貸的佔83.5%（傅志寰，2004）。根據人民銀行濟南分行2004年的調查，山東省50％的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的滿足依賴於民間借貸，在流通領域這一比例則高達80％，而且民間借貸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蔣飛，2004）。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中德農戶金融需求研究課題組1999年的典型調查也同樣印證了民間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廣東省東莞市雁田管理區（原雁田村）最初發展農村工業，其資本依靠其強大的宗族私人親屬關系借貸和引進資金。5個典型調查村，非正規金融活動均佔有超過65%的比重，無論它們在何種經濟發展水平(見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莊農戶借貸款來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數據，％）

王澗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項東村

雁田

個人和民間借貸
65．2
65．6
80
81．3
73．33

國有商業銀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會
2．5
0
12．4

0

資料來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編，2000。

從總體上看，當前正式金融由於存在壟斷化、商業化等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農村金融服務供給，更難以滿足日益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在這一情況下，民間金融在現階段滿足農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