貸款余額高於存款增速

⑴ 8月社融增量2.43萬億元，新增人民幣貸款1.28萬億元，如何解讀

⑵ 應全面看待居民儲蓄存款增速下滑

從居民部門來看，的確存在存款搬家問題，投資組合更為多元化，貸款增速遠超存款增速，這將對我國金融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有利有弊。

2018年三季度末我國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81.2萬億元，同比增長8.3%，貸款余額達到138.9萬億元，同比增長12.8%。其中，居民儲蓄存款為69.6萬億元，佔全部存款的39%，同比增速為8.7%，為1979年以來的最低增速。貸款增速較穩定，但總存款和居民儲蓄存款都處在增速下滑的趨勢中，不免引起人們的擔憂。

我國儲蓄率居全球前列

大家經常將儲蓄和存款這兩個詞混用，但在宏觀經濟領域，其各自都有明確的含義，並不相同。儲蓄是指一段時期的收入中沒有被消費的那部分，居民儲蓄=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費，政府儲蓄=政府可支配收入-政府消費。儲蓄屬於經濟流量，也稱作時期量，因為收入、消費都是指在一定時期內完成的。而存款則是指在某一個時點上，經濟主體所持有銀行的一種債權形式。存款屬於經濟存量，也稱作時點量。儲蓄和存款有一定聯系，但並不相同。可支配收入中有一部分被消費掉，剩餘形成了儲蓄，也就是當年新增的財富。這些儲蓄並非全部變成新增存款，居民投資於銀行理財、股票、債券、基金、保險、信託、房地產等都是新增財富的儲存形式。只是在金融市場並不完全發展的環境下，過去我國儲蓄中的絕大部分都形成了銀行存款，使這二者數據比較吻合。但這只是在金融市場並不健全時期的特例，發達不存在這樣的規律。

儲蓄率是儲蓄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我國的儲蓄率自2010年達到頂峰後有所下降，但與其他相比仍處於較高水平。2017年末，我國國民儲蓄率為45%，雖然相比2008年時50%的高點有所下降，但遠高於英美日德等發達。可以從金融穩定和經濟效率兩個角度來理解我國較高的儲蓄率。首先，儲蓄是財富積累的基礎，是國民凈財富在一段時期內的增量。國民凈財富是金融穩定的核心要素，高比例的儲蓄使得我國的國民財富快速增長，增強了各部門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從另一角度來看，儲蓄的反面是消費，高儲蓄率也意味著消費不足。近幾十年來我國內需不足、對外需依賴過重的經濟結構也正是這種高儲蓄率、低消費率的客觀反映。當外需有所減緩時，必然會影響到宏觀經濟增速，降低經濟效率。穩定與效率既相互促進，也相互制約。以銀行為例，提高資產的流動性會增強抗風險能力，但流動性高的資產往往收益率較差，從而拉低銀行的盈利能力。宏觀上的金融穩定和經濟效率也存在這樣的權衡，我國儲蓄率下降雖然會對金融穩定性有一定影響，但從長期經濟增長模式從外需向內需轉變的角度來看，又是必需的。因此，大不必對儲蓄率下降過於驚慌。

存款變動不取決於居民的主觀願望

既然儲蓄率變動不大，為何存款的增速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呢？這需要從本質上理解貨幣和存款的創造過程。對微觀主體來說，新增存款來自於儲蓄中存入銀行的部分，其可支配收入、消費支出和投資組合的決策共同決定本部門新增存款的規模，但宏觀上並非如此。宏觀經濟學教科書往往都在第一章介紹一種典型的邏輯錯誤——加總謬誤：宏觀並非微觀的簡單加總，而是有一套自身的運行邏輯。例如著名的節儉悖論，當所有居民都變得更為節儉並減少消費時，國民儲蓄反而會下降。宏觀上，存款是由貸款創造的，存款的總量只與貸款相關，而不取決於各類微觀主體的決策。

當銀行發放一筆新貸款時，會同時在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和負債方分別記入貸款和存款，它只能是在不同銀行或不同賬戶之間流動，其總量不會發生變化。當企業獲得貸款後用於支付員工工資時，這筆存款便從企業賬戶轉移到居民賬戶，當員工用這筆錢購買開發商的一套住房時，這筆存款又從居民賬戶轉移到企業賬戶。總之，只要這筆錢不從銀行取出，只要這筆貸款不被銀行收回，存款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從這個角度看，我國存款增速下降的原因很容易解釋，那就是貸款增速也在下降，實體經濟正在經歷去杠桿過程。去杠桿的本質就是限制信用創造增速，銀行貸款是信用創造中最核心的資金來源。從貸款同比增速來看，已從2015年的14.5%下降到當前的12.8%，這必然導致存款的下滑。從存款和貸款每年的凈增量來看，自2016年以來基本保持穩定，2018年前三個季度存款增量比去年略低，貸款增量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雖然從理論上說，存款增量與貸款增量應完全一致，但現實中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會影響到存貸款。第一，銀行非貸款類資產的投放，如購買債券、股權投資，以及向影子銀行拆借的行為也都具有存款創造的功能，在不增加貸款的情況下創造出一部分存款。第二，外匯儲備的增長也可以在不創造貸款的情況下直接形成存款。第三，銀行發行債券或增資擴股的行為也會使一些存款消失，變為非銀行部門持有的銀行債或者銀行股權。兩相抵消，大部分時間存款的凈增量略高於貸款凈增量。今年年初到現在，銀行存款增量略低於貸款，這與金融去杠桿是直接相關的，商業銀行降低了非貸款類資產的投放，影子銀行規模大幅降低。由此來看，存款增速低於貸款增速是合理健康的，降低了影子銀行的金融風險。

居民儲蓄存款不斷分流

市場所擔心的另一問題是居民部門，自2010年以來居民貸款增速大部分時間里都大於存款增速。今年三季度末，居民貸款同比增速達到18.5%，而存款增速僅有8.7%。貸款快速增長的同時，存款卻維持著較低的增速，再加上住房價格已開始企穩，自然讓人們開始擔心居民部門還本付息的壓力。對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第一，雖然近十年來存款增速小於貸款增速，但從存量上看，由於我國居民存款的基數比較大，截至三季度末存款依然是貸款的1.5倍，而美英兩國的居民存款是小於貸款的，德國居民的存貸款比例也低於我國。我國居民的凈存款(存款-貸款)依然是充實的。第二，存款增速下降並不意味著居民儲蓄下降，而是居民資產組合多元化的結果。儲蓄除了形成存款外，還廣泛投資於銀行理財、股票、債券、基金、信託等。近幾年影子銀行迅速發展，客觀上分流了一部分居民的銀行存款。銀行理財和貨幣型基金(如余額寶、財付通等)在功能上與存款十分類似，甚至某些時候在支付便捷程度上還要優於存款。這推動了居民部門的存款搬家：將這部分減少的新增存款轉變為其他金融產品。在銀行看來，居民存款變成了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第三，居民還有一部分儲蓄變為了非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過去兩年，房價增速較快，房地產商去庫存的速度也較快，這實際上是居民將一部分儲蓄轉為房地產，居民存款變為了房地產商的存款。

雖然從總量上看，居民投資行為的改變並未讓存款消失，只是從居民存款轉移成其他部門的存款，但卻對我國金融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對利率市場化的促進。居民購買理財、貨幣基金或信託產品的收益率往往要高於存款利率，而其他金融機構在銀行的存款利率也會相應高於居民在銀行的存款利率，這樣的存款搬家勢必會抬高居民的收益率預期，倒逼銀行以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

第二，銀行資金來源更為多元，也更不穩定。居民存款是銀行資金最為穩定的來源，利率較低、規模波動性較小。而金融機構在銀行的存款則最不穩定，當面臨流動性風險時，往往首先擠兌的就是金融機構自身。美國的雷曼危機時，正是因為發生了金融機構的擠兌才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從這點來看，銀行資金來源從居民存款轉向金融機構存款增加了金融脆弱性。

第三，居民的多元化金融資產配置有利於我國金融體系的健全和金融市場的發展。滿足居民多元化資產配置的需求是金融市場發展的最終動力，我國正在逐漸由銀行中介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向多元化、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發展，居民的存款搬家將促進這一進程。當然，目前仍需解決的問題是剛性兌付，居民既然願意將低收益的銀行存款轉移到其他更高收益的金融產品，也就必須要承擔更大的風險。例如銀行的非保本理財以及各類信託產品等，都具較高的收益率，但目前仍存在一些剛性兌付問題。居民在享受更高投資回報的同時，並沒有承擔相應的風險，而是將這部分風險轉移到了銀行、信託等金融機構，客觀上增加了系統性金融風險。打破剛性兌付、提高居民的風險投資意識是金融市場健康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

綜上，我國的國民儲蓄率依然顯著高於其他，未來一定會繼續下降的趨勢，並逐漸與其他接軌。從總量上看，近兩年來存款增速與貸款增速在同時下降，這是去杠桿成果的體現，有利於金融穩定。從居民部門來看，的確存在著存款搬家問題，投資組合更為多元化，貸款增速遠超存款增速，這將對我國金融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有利有弊，我們需要在正確認識問題的基礎上給予足夠的重視。

(作者系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研究員)

（文章來源：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