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動余額貸款上升的主要動力

『壹』 貸款業務呈現的新特點

2006年上海住房金融市場運行特徵和2007年展望報告

叢 誠

一、2006年上海住房金融市場運行特徵

1、上海個人房貸縮水3%，逾期違約風險正在上升，但總體仍然受控。

2006年，上海個人住房貸款市場在宏觀調控政策的籠罩下，總體呈現了萎縮盤整態勢。數據顯示，截止到2006年11月，上海個人住房貸款余額2893.43億元，其中商業銀行個人房貸余額2487.97億元，公積金個人房貸余額405.46億元，與2005年底比較，2006年上海個人房貸資產首次出現負增長-86.36億元，換句話說，上海全城個人房貸債務大盤較2005年萎縮了2.9%，這一結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因為在2005年，個人房貸大盤的先行指標——年度新增房貸余額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大幅的負增長-58.71%。個人住房貸款債務規模的首度萎縮意味著，依賴銀行信貸在上海進行的各類住房消費和投資活動，已經越過了階段性頂峰，進入一個回落盤整階段。

2006年上海個人房貸風險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在2004年，滬上中資銀行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只有0.1% 左右，但根據上海銀監局的最新統計，到2006年9月末，上海中資銀行個人房貸的平均不良率已經上升到了0.86% ，兩年多的時間里上海房貸的不良率上升了7倍多。銀行訴客戶房貸違約的案件，在法院也從過去零星的案件發展成為常規性案件，在市中心部分區法院，一個月就會審理多達十幾起房貸違約糾紛。比較而言，住房公積金個貸超過三個月以上逾期還款的違約率仍然很低，僅為0.017%。

2、投資性購房需求急劇下降，提前還貸潮主導了個人房貸萎縮之勢。

仔細分析2006上海個人房貸結構，不難發現，商業銀行的商業性個人購房貸款呈現的萎縮態勢，主導了整個城市房貸規模的縮水。2006年1-11月，上海全城發放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為585.51億元，而2005年則為916.92億元，下降了36%。從余額上看，商業性房貸2006年11月較2005年底減少156.97億元，而公積金貸款則增加了70.61億元，兩者一減一增，總體效果仍為收縮減少。人民銀行在2006年兩度調高房貸利率，受此影響，商業性房貸和公積金貸款均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提前還貸，而商貸尤甚，2006年商業性個人房貸的還貸量僅1-11月就比2005年增加了90.26億元。

筆者在總結2005年上海房貸市場運行特徵時，就曾指出「上海住房市場上的貸款購房人群的強烈分化現象」，即從2003尤其是2004年開始，隨著房價的猛漲，上海本地居民的購房能力呈現出一定的疲弱態勢，而同期銀行商業性個人購房貸款之所以出現爆發性增長，主要是以向未參加公積金制度的非本地人士在上海購房申請的純商業貸款形態發放的。所以，一個合理的推斷就是，由於受到宏觀調控使房屋交易稅費成本加大的影響，上海的投資性購房需求的急劇下降，造成了2006年上海商業房貸的大幅下降。

3、政策調整對住房消費激發成為公積金貸款逆勢增長的主要動力。

2006年，上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先後出台多項住房公積金便民政策，將住房公積金個人購房貸款條件由過去累計繳存兩年放寬到六個月，貸款政策最高限額由先前的每戶15萬元提高到20萬元，並將補充公積金貸款額度由每戶5萬元提高到10萬元。這項政策出台之初，上海業界普遍擔心由於公積金貸款額度上調，將形成對商業貸款的替代效應，但一年運行下來，這種替代效應並不顯著。上海2006全年公積金貸款發放額185億元，比2005年增加92.49億元，幾乎翻倍，而貸款戶數也從2005年的6.71萬戶增加到9.6萬戶，戶數增長了43%，這說明2006年公積金貸款總額比2005年翻番的主要因素，是由於公積金貸款政策的調整，促使了公積金購房貸款戶數的增長。另外，2006年上海公積金首次向繳存公積金職工推出的「建造、翻建、大(裝)修公積金貸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公積金貸款的增長。由於這一新的貸款品種，在支持職工家庭裝修改善居住條件方面起到了積極的資金和理財效果，正逐漸受到繳存公積金職工家庭的歡迎。

4、上海商業銀行房貸競爭不斷加劇，房貸利潤率首度呈現下降趨勢。

自從1998年央行出台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以來，房貸就一直成為各商業銀行大力開拓發展的主要信貸業務之一，由於個人房貸所具有的高利潤率、資產優質性以及與各類私人金融業務較高的關聯度，上海各銀行之間在房貸業務上的競爭總體上呈現了日益加劇的趨勢，這種競爭在2006年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傳統的個貸業務競爭主要集中在新房貸款上，現在正轉移到新房與二手房貸款並重的架勢。其次，個人房貸的競爭滲透到了傳統的樓盤銀企合作協議框架之內，也就是說，一家銀行對某樓盤發放開發貸款，並不能確保該行在下游個人房貸的排他性，事實上，由於競爭的關系，上游開發貸款銀行在下游個人房貸業務出現20-50%的流失率已經十分正常。第三， 2006年上海各商業銀行推出的房貸營銷策略令人眼花繚亂，各銀行對新房銷售公司和二手房中介公司的貸款業務返利不斷推高，個別銀行竟高達貸款金額的1%以上。第四，由於目前各家銀行尚無法在貸款利率上形成價格差異競爭，但各銀行房貸品種的非價格競爭創新層出不窮，如固定利率貸款、雙周供貸款、供款帳戶的理財功能連接等等。競爭的加劇，直接導致了房貸業務成本的上升，銀行的房貸利潤率也首次出現下降趨勢。

二、2007年上海住房金融市場展望

1、居住性購房及房貸逐漸恢復，投資性購房及房貸逐步回歸。

2007年上海房市及房貸會繼續承接2006年盤整態勢，全年新發放房貸與還貸規模將持平在500-700億元, 全城房貸總蛋糕難以有很大增長。

房貸是伴隨房屋買賣的金融借貸行為，要判斷未來上海房貸市場的總體趨勢，必須對住房市場走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就上海而言，在當前房屋（包括新房和二手房）總體供大於求的狀況下，房市的走向主要由需求面決定，購買房屋的需求基本可以分為居住需求和投資需求，除了居住需求中的動拆遷購房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剛性以外，各類改善居住型購房需求以及投資性購房需求的彈性是很大的，這種彈性突出地表現為潛在購房者在進行購房決策時所具有的因應相關因素的高敏感特點，也就是說，任何相關因素的任何擾動都可能導致購房決策的難產。影響居住性購房的因素主要為房價收入比、房價預期和還貸能力等；影響投資性購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預期、交易成本、利率、投資機會成本等。現在大家有一個基本共識，就是經過近兩年的房地產調控，全國的房價並未產生顯著下跌，在上海，中環以內的房價事實上總體還是維持在2004年的平均水平。2007年中央政府將繼續強化房地產調控態勢，出台更多有關壓抑房價的政策，不管2007年新的調控政策是何種具體內容，但其發揮調控作用，無非是通過增加交易成本的方式來壓擠房產投資收益空間，以達到抑制投資性購房需求的目的。隨著我國股市向好和利率走高的趨勢，加之物業稅的可能出台，房產投資與其他投資相比的機會成本正越來越大，收益預期會不斷縮小。但是，有兩個因素是助長房產等資本品投資的，一是人民幣升值因素，二是我國經濟持續高增長和國民習慣高儲蓄率帶來的長期流動性過剩。前者將長期吸引境外資金到我國持有房產，上海必然首當其沖；後者則必然導致過剩資金尋求包括房產、股票、黃金等各類資本品在內的投資棲息。

綜合影響投資性購房需求的正負兩方面因素，就上海這個特定的城市而言，不管各種宏觀調控措施如何，投資性購房需求在上海將長期存在，並將在購房需求中具有一定比重。如果以上分析成立，就可以基本廓清包括2007在內的未來上海房市和房貸走向。總體而言，2007年，上海房市及房貸會繼續承接2006年盤整態勢，居住性購房及房貸將逐漸恢復，投資性購房及房貸也會逐步回歸，直至與城市經濟發展相適應狀態，全年新發放個人房貸規模將與還款規模基本持平，估計會在500-700億元的規模，到2007年底，上海房貸余額總體將會維持在3000億元上下。

『貳』 當前人社系統面臨的主要問題

對於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所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一些業內人士曾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發表了建議和評論。但是筆者認為，目前影響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是社會總需求總量不足和社會總供給結構性過剩的問題。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去年以來，我國的消費品市場雖處於平穩增長態勢，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額8.4%的增速與上年同期相比卻下降了1.9個百分點。按以往的經驗，每年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走勢均呈現出前高後低的狀況。近年來，消費品市場所能呈現出的平穩增長態勢，其中消費品市場比較活躍的因素主要還是由政府政策性作用所至，市場供求關系的自發性作用仍不明顯。如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工資的增加拉動了消費的較大增長；費改稅在農村試點的擴大緩解了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同比增幅的下滑；住房、汽車和教育等個人消費信貸的持續增加帶動了消費品市場的增長。由於這些政策性因素的主導作用，才促進了消費品市場的持續增長。若排除這些政策性不可比因素，消費品市場的增長將會面臨著後勁不足的危機。當前，城市下崗、失業人數的增加和低保缺口的增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滯後，住房、醫療、教育等各項改革措施的相繼出台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已在明顯減弱。 2、商品供過於求的狀況日益嚴重。據國家經貿委等部門對我國600種主要商品的供求情況分析預測，今年上半年我國供過於求的商品達到86.3%，比去年下半年擴大了5個多百分點；供需平衡的商品只有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這種供給總量相對過剩的問題表面上表現為全國市場價格總水平出現走低的趨勢，但實質是受到我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區域結構和產品結構等由現在的工業化初中期向中後期轉變過程中的結構性矛盾的影響。具體表現在：生產結構與消費結構的矛盾；知識結構與就業需求的矛盾；要素、資源狀況與產業結構和布局的矛盾；重復建設、區域封鎖與市場規則的矛盾等等。由於這種供給過剩的一系列矛盾的存在和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逐步加大，將使未來幾年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相對於前幾年放慢，失業人數繼續增加。因此，供給過剩的壓力在未來兩三年內仍會存在。 3、推動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政府行為，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去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投資拉動，並且主要依賴於政府增發國債和由國債投資而帶動的貸款所拉動，社會投資增長相對緩慢。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為12.1%，增速高於上年同期1.8個百分點。今年1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為19.6%，增速高於上年同期7.2個百分點。其中，2001年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2.8%，增幅高於上年同期3.1個百分點。今年1季度，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5.1%。這些狀況一方面說明政府主導型的投資增長格局仍未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明顯不足。據統計，2001年城鄉集體、個體、農戶等其他投資同比僅增長了8.3%，比國有及其他投資低4.5個百分點，城鄉集體、個體、農戶投資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7個百分點，如果經濟增長過渡依賴政府政策性投資而脫離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一旦將來國債投資下降，民間投資若未能及時啟動，我國經濟增長將後勁不足，難以形成高質量持續增長的態勢。今年，盡管一些有利於民間投資的「利好」消息已經在醞釀和實施中，但真正落到實處還需一個過程，社會投資不足的矛盾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 4、通貨緊縮的壓力有所加大。去年以來，我國價格走低的跡象越發明顯，通貨緊縮的壓力有所加大。目前價格走低的具體表現：居民消費價格從去年第四個季度開始走低，到今年1月已連續3個月下跌，為近兩年來的首次；工業品出廠價格於2001年4月開始再次下降，之後降幅逐月加大，今年1—2月，工業品出廠價格降幅加大，同比平均下降4.2個百分點；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001年比上年下降0.8%，2002年1—2月降幅進一步加大，同比下降1.5%，已連續9個月下降；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2001年同比下降了0.2%，2002年下降幅度明顯加大，1—2月同比分別下降4.8%和4.6%；房屋銷售價格雖在2001年增長了2.2%，但全年的價格走勢前高後低、逐季下降，特別是第四季度增速回落明顯，預計今年我國的商品房價格增速將不會有大幅度上揚；固定資產投資價格在2001年雖同比增長了0.4%，但漲幅比上年卻低0.7個百分點，今年固定資產投資價格開始下滑，2月比1月下降了0.3%，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6%；我國加入WTO後，全球性生產過剩、價格下行的影響通過多種渠道傳導到我國。這些因素都將直接影響我國的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上升的態勢。因此，預計我國在短期內價格走低的趨勢不會改變。 5、金融貸款總量增速下降，資金供應渠道不暢的問題突出。從去年開始，我國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的增速已呈下降趨勢，今年貸款增幅繼續下降，1月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比上年同期的增幅下降了19.8%，其中工業短期貸款額少增了67億元，導致短期貸款當月減少。此現狀說明工業貸款資金供應渠道不暢的問題已更加突出。此外，還有幾種金融現象應引起注意：一是現金凈投放量增幅下降。從去年開始，我國現金流通量的增幅已呈現出同比逐月下降的趨勢，今年1月，M0出現了幾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同比增幅為-1.7%；今年1季度，M0同比增長8.2%，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個百分點。根據一般經濟規律，在管制利率條件下，經濟體系中的商品和勞務價格總水平變動趨勢是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是否適應的主要標志。目前，現金凈投放量增幅的下降，可以說明商品和勞務市場的蕭條。二是M1的增速慢於M2。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出現了M1的增速慢於M2的趨勢。2001年底，M1的增速為12.7%，M2的增速為14.4%。今年，這一趨勢進一步加大，1季度M1的增速為10.1%，M2的增速為14.4%。按一般經濟學原理，在正常情況下，如果M1增長率在較長的時期中始終慢於M2增長率，則說明經濟的增長勢頭開始放緩。 6、就業矛盾突出。目前，我國的就業矛盾已到了十分嚴峻的程度。對下崗、失業、待業、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等大量的待就業大軍，政府部門、經濟學家們不僅對各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不一有不同的看法，同時對就業的主要矛盾是總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的觀點也不盡一致。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就業的主要矛盾是總量問題，全國的勞動力供給遠遠大於勞動力需求。近幾年，為緩解下崗、失業人員的壓力，我國政府在增加就業崗位、加大財政支出和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等方面盡管下了很大的力氣，但就業的矛盾卻越來越突出。從中可反映出我國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某些體制性的弊端，如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問題、任用幹部的標准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產業結構問題、所有制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投資結構問題、教育結構問題等等。這些諸多問題如得不到緩解，或者導致失業問題的加劇，不僅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良性運行，而且可能引發政治問題。對此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盡管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存在上述問題，但同時也存在難得的機遇。一方面是國際資本目前正大量向發展中國家流動。去年，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已呈現出恢復性增長態勢，投資額增幅為10.4%。另一方面我國市場需求空間大、機會多。我們應該抓住這一擴大需求的機遇，從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調整財政資金的投入使用方向、增加就業、促進出口等方面入手，加大政策調整力度，保持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 或者參考: http://cache..com/c?m=&p=&user=&fm=sc&query=%B5%B1%C7%B0%CE%D2%B9%FA%BE%AD%BC%C3%C3%E6%C1%D9%B5%C4%D6%F7%D2%AA%CE%CA%CC%E2%3F&qid=d26b5bb903e8e57f&p1=9

『叄』 嚴防資金違規流入樓市股市 監管出手遏制消費貸「異化」

「消費貸款資金嚴禁進入樓市、股市等違規領域。」北京白領王麗麗(化名)近日在支取自己的個人消費貸款時，發現手機銀行APP上彈出這么一句「警告」，這讓本打算給老家表姐湊上幾萬元購房首付款的她，心裡咯噔一下。

中國證券報記者近日了解到，一段時間以來，各銀行在零售金融領域「攻城略地」，其中尤以消費貸、信用貸和信用卡等業務為主。在業務擴張的同時，一些銀行的貸款業務「異化」，出現資金流入樓市、股市等違規現象，引起銀監部門警覺。浙江、北京等地及時出台相關監管文件，加大現場檢查力度，防範風險。

嚴查資金流向

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新聞發言人、辦公廳主任肖遠企近日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監管部門支持消費信貸發展，這與當前擴大內需、支持消費升級大環境相匹配。「銀保監會也支持金融機構挖掘這一市場。但是，相關業務發展必須符合規律，嚴格按照監管規定和銀行信貸風險管理政策進行。」

在肖遠企看來，近期一些信用卡透支、違約的情況較多，實際上反映出銀行對信用卡透支和信用卡消費風控不嚴格，銀行應對此加強風控。

浙江銀保監局日前下發《關於進一步規范個人消費貸款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銀行機構加強個人消費貸款用途管控，重申了禁止性領域：一是嚴禁用於支付購房首付款或償還首付款借貸資金;二是嚴禁流入股市、債市、金市、期市等交易市場;三是嚴禁用於購買銀行理財、信託計劃以及其它各類資產管理產品;四是嚴禁用於民間借貸、P2P網路借貸以及其它禁止性領域等。

北京銀保監局前不久印發的《關於加強銀行卡風險防控的監管意見》要求，轄內商業銀行應加強對信用卡大額透支和現金分期業務的資金流向監控，必要時要求客戶提供發票等購物憑證，確保個人信用卡透支用於消費領域，不得用於生產經營、購房和投資等非消費領域。

另外，此前銀保監會辦公廳發布《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於開展2019年銀行機構房地產業務專項檢查的通知》，其中檢查內容和要點包括信貸資金被挪用流向房地產領域等。

消費貸亂象

實際上，對銀行消費貸資金用途，信用卡使用等，監管部門早有明確規定。但是，一段時間以來，個別銀行為搶占市場份額，導致消費貸、信用貸業務出現不少亂象。

不過，上海購房者張強(化名)此前在申請個人住房按揭貸款時，就差點因為消費貸資金去向不明被銀行拒貸。

「監管部門對消費貸資金違規進入樓市、股市等敏感領域，一查一個准，因為後台的數據都是聯網的。比如，你從A銀行申請消費貸並支取，再轉賬給身邊的親戚B，B再轉賬給朋友C。無論這筆資金有多少人經手，對這個『資金閉環』，監管後台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要最後資金用於購房等，哪怕不是你自己購房，而是借給他人購房，此類行為都屬於違規，相關銀行都會被從重處罰。」一家國有大行浙江地區支行負責人表示。

中國證券報記者發現，今年以來，因個人消費貸款管理不審慎、貸款資金違規流入股市、樓市，銀監部門對一些銀行頻開「罰單」。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認為，相關監管部門應加大監督力度，對可疑交易應立即查清，加大處罰力度，對所有放貸機構都一視同仁。

警惕業務風險

專家認為，消費金融業務發展過快所帶來的居民杠桿率快速上升、銀行資產質量惡化等風險，需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最新發布的《2019年二季度中國杠桿率報告》顯示，短期消費貸款依然是拉動居民杠桿率上升的主要動力。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董希淼說，個人消費信貸資金違規進入股市、樓市，影響房地產調控效果和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應堅決堵住各種漏洞。

與此同時，部分銀行消費貸資產質量惡化跡象亦需警惕。分析人士認為，個人貸款不良率上升，主要源於信用卡消費貸帶動，這可能與銀行為「搶客戶」降低門檻相關。

中國證券報記者注意到，浙江銀保監局在《通知》中重申，不得將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外包，不得與無放貸業務資質的機構共同出資放貸或為其提供資金放貸。肖颯表示：「這才是有關部門最擔心的問題。如果銀行將核心業務外包，就等於架空了監管體系。」

肖颯建議，無論是銀行還是其他放貸機構，都要對消費貸款嚴格審查，不輕易放貸，金額也不宜過大。做到只對「白名單」用戶進行放貸，對「黑名單」或徵信有問題的用戶，絕不放貸。聯網制度亟待建立，對同時申請多家放貸機構用戶要做到預警處理。

『肆』 4月末工行境內人民幣貸款較年初增加超1萬億元，為何要增加貸款金額

我國4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4700億這個是正常的，細心的人可以發現，實際上我們國家每年，甚至是每個月的人民幣貸款額度都在增加，這說明了我們國家對企業的扶持是非常大的。而且從全球經濟來講，現在全球經濟實際上是在下行的，我們國家的貸款額度不斷增加，正說明了我國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和把握，經濟在逐步穩健發展，市場需求比較大，這也是我們所期望的。

總體看，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我國潛在經濟增速相適應，高於受國內外疫情沖擊的實際經濟增速，有助於拉動我國經濟增長逐步回升至潛在增速附近，促進經濟金融良性循環的形成。我國經濟韌性巨大，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伍』 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上升的原因包括哪些，應採取哪些對策

一、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上升是宏觀經濟調整的反映

2003年至2013年，是我國經濟經歷高速發展的十年，這一階段，我國名義GDP年均增速高達16.8%，實際增速也有10.1%。伴隨經濟規模的增長，貨幣供應量從19.05萬億元增長至135.98億元。在經濟的上行期，流動性充裕，投資機會多，企業信貸需求旺盛。同時，中國銀行業在剝離擺脫不良資產包袱之後，通過股改上市，成為市場化運作主體，釋放了銀行的增長動力，資產規模從27.7萬億元提升至151.4萬億元，十年增長了4.5倍。

企業的擴張與銀行的發展一方面相輔相成，另一方面也為當前銀行資產質量惡化埋下了的隱患：一是企業整體杠桿率偏高，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當前中國公司債務已經達到GDP的125%，進入紅色區域(公司與個人債務總和與GDP之比正常值為100%)；二是企業跨業經營成為趨勢，特別是涉足房地產、礦產等領域的情況較多；三是產能全面過剩，無論是高耗能的電解鋁、鋼鐵，還是新興的光伏、風電，以及造船等行業均嚴重過剩。

而存在上述風險隱患的「銀-企」借貸體系是不可持續的。進入新常態後，各種關系正在調整，原有借貸體系中的一些風險隱患需要時間來消化和釋放。從銀行信貸資產風險發生的情況看，「企業死亡」與上述三類風險隱患相對應，表現為「高杠桿斷裂」，「多頭投資失敗」和「過剩產能出清」。客戶風險爆發的過程，也是經濟機體去除這些「頑疾」的結果體現。

二、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上升是各國經濟調整的共同現象

橫向上看，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次貸危機後，也普遍遭遇了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階段。其中，美國銀行業在次貸危機爆發當年不良貸款率較之前提高0.6個百分點，風險暴露主要集中在隨後的兩年(08、09年貸款不良率增幅高達1.57和2.03個百分點)，並於2009年達到頂峰(5%)，之後逐漸回落，整體上與危機爆發和影響逐漸消除的過程基本一致。其他發達國家銀行業不良貸款率也呈現類似特徵。可見，銀行不良貸款率在經濟下行期上升，隨著經濟復甦回落是全球普遍的現象。2

美國GDP增速與銀行不良貸款率。數據來源 WIND

直至目前，上述國家銀行不良貸款率仍處於較高水平。總資產排名全球20強的銀行平均的不良貸款率為3.50%。匯豐銀行、法國巴黎銀行、摩根大通、法國農業信貸銀行、巴克萊銀行、花旗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法國BPCE銀行、桑坦德銀行、富國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均遠遠超過2%的水平，有的甚至達到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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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銀行不良貸款率。數據來源 WIND

與之相比，我國上市銀行平均的不良貸款率為1.52%，仍然處於較低的水平。即便是三季度不良貸款率率先突破2%的農業銀行，考慮到該行撥備覆蓋率較高，若將超出平均水平的撥備用於核銷，該行不良貸款率將大幅下降至1.5%以下。

三、應對資產質量惡化，中國銀行業尚有空間

首先，宏觀經濟逐漸展露出積極的因素。雖然短期內經濟仍有下行壓力，一些傳統產業、過剩產能向下調整的慣性仍然較大。但同時，新產業、新業態、新動力加快孕育，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繼續提升，第三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出口降幅收窄等。宏觀經濟增長結構的調整為銀行業對沖存量風險提供了機遇。

其次，中國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大多建立了現代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機制，通過引入並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在風險管理政策、工具、系統等方面不斷強化和完善，形成了較為系統的風控體系，資本對風險的抵補能力不斷加強。

第三，在不良貸款大量爆發前，銀行已經開始意識到一些問題，並採取了相應措施，如對「兩高一剩」、房地產等行業進行管控。以農業銀行為例，自2009年開始對鋼鐵、有色等行業實施指導性限額管理，2011年起實施指令性限額管理，一方面控制了設限行業風險敞口總量；另一方面，在限額管控下，銀行優中選優，介入行業內優質客戶，即便面臨「去產能」的局勢，受到的沖擊也相對有限。

第四，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銀-企」兩方面均積極調整。企業方面，在歷經大量因「高杠桿斷裂」而「猝死」的風險事件後，在擔保融資、高成本融資等方面相對謹慎；銀行方面，不再是簡單追求自保，而是有選擇的給企業「輸血」，企業也配合銀行方面進行貸款歸位、落實抵押，確保一部分能夠產生現金流的項目得到資金支持以最終償還貸款，有效化解暫時的風險。

此外，中國銀行業在經濟上行期儲備了較為充分的財務資源。目前，上市銀行撥貸比為2.77%，規模前十大銀行撥貸比顯著超過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等主要發達國家(低於法國)，對風險覆蓋的水平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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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及主要發達國家規模前十大銀行撥貸比。數據來源 www.ybzcpcc.com

總體而言，當前銀行不良貸款率的上升是宏觀經濟結構調整在銀行資產端的體現，具有階段性特徵。既不能誇大這一現象的嚴重性，也不能低估解決問題的艱巨性，要從縱向看探究問題的產生，在橫向上借鑒他山之石，清醒地認識來龍去脈，深刻洞察商業銀行的經營和管理的邏輯和內在規律，不為一時的市場浮躁所動，才能在風險之後「涅槃重生」

『陸』 如何化解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論文)

不要怪我復制哦~因為這些東西本來就是長篇大論的~
既然是學經濟的~你可以自己根據市場規則分析下。
如何化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建議你按文章去理下自己的思路。
既然是論文，你就按著自己的思路寫的~~~
給你點參考吧~~

近兩年，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導致的各種金融問題愈加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從商業銀行流動性過剩的表象入手，分析了流動性過剩的原因，並從貨幣政策工具對流動性過剩的影響和銀行流動性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影響兩個方面闡述流動性過剩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的關系。最後提出了一些緩解流動性過剩､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對策。

關鍵詞:流動性過剩；貨幣政策；有效性

20個世紀90年代末以前，我國商業銀行流動性長期不足，信貸膨脹的態勢相當明顯。進入21世紀以來，銀行體系流動性持續寬松，特別是2005年以來，銀行流動性過剩問題日趨突出。被經濟學家認為發生幾率極低的「流動性陷阱」已在我國金融運行中初現端倪，並對金融體系的穩健運營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1]2006年，銀行的巨額流動性使到全國性的信貸規模急劇膨脹，間接推動了各種資產價格全面上升，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有效性形成嚴峻挑戰。如何有效解決銀行流動性過剩問題，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而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是擺在中央銀行面前的重大課題。

一､銀行流動性過剩的表現

(一)存差持續擴大

自2004年國家實行最新一輪的宏觀調控以來，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增速逐漸低於存款余額增速，而且二者間差距不斷擴大，貸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於貸款增速3.17個百分點，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機構存差達到9.2萬億元，占存款余額的32%；存量的貸存比為68.0%，新增量的貸存比為53.6%。2005年，商業銀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約只有53元轉化為貸款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近一半的資金則滯留在金融體系進行體內循環。

(二)超額准備金居高不下

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的超額准備金由2000年末的4000億元增長到2004年末的1.265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銀行雖然下調超額准備金率0.63個百分點，但金融機構上存中央銀行的超額准備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達1.26萬億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機構超額儲備率達4.17%。超額准備金過高，不僅加大了中央銀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臨著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大打折扣的壓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機構超額存款准備金率達2.7%。

(三)M2與M1增速差距持續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連續數月超過預期15%的增長率，M2與M1增速差距從年初的3.3%一路擴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餘額為29.9萬億元，同比增長17.6%，增速比上年高2.94個百分點；M1餘額為1017萬億元，同比增長11.78%，增速比上年低1.8個百分點。進入2006年後，M1與M2增速差距更大，一季度創下了M2同比增長較M1同比增長高出8.58個百分點的新高。

(四)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

2005年3月以來，整個貨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其中，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從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質押式國債回購7天品種加權平均利率僅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個基點，受此影響，貨幣市場收益率曲線呈現回落態勢。當前銀行間市場1年期國債和中央銀行票據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兩年期金融債發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於1年期2.25%的銀行存款利率，貨幣市場利率與銀行存款利率出現了倒掛現象。2006年第一季度央票利率､銀行間回購和拆借利率較去年末抬升70個基點左右。其中，1年央票與存款利差縮至38個基點，市場化程度更高的銀行間7天回購利率，其與存款利率利差縮至19個基點，但是依然沒有改變幣市場利率與銀行存款利率倒掛的現象。

二､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

(一)經濟結構和區域發展失衡

經濟決定金融，目前流動性過剩的根源是我國經濟結構和區域發展失衡。相對於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消費近年來的增速遠落後於它們。20世紀末我國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投資增長一直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在2003年以來的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上升期，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2002年至2005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分別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則分別為8.8%､9.1%､13.3%和 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長29.8%，後者只增長了13.3%，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衡問題加劇。消費相對落後使大量資金沉澱在銀行體系內部循環。

同時投資也存在結構失衡問題。一邊是大企業的資金過剩，另一邊卻是中小企業流動資金的極度緊張；一邊是某些熱門行業重復投資導致產能過剩，另一邊則是醫療､教育等部門嚴重的投資不足。從區域看，以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性問題突出，而廣大的中西部仍面臨資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動性過剩壓力，而農村卻仍然資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趨活躍就有力地證明了我國並不是總體的流動性過剩(巴曙松，2006)。[2]少數被資本追逐的高利潤行業「囤積」了大量的資金，其資產價格被不斷重估，從而帶動相關資源的價格一路攀升，造成銀行流動性全面「過剩」假象。

(二)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銀行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帶動的外匯占款增長。2005年，基於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約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中央銀行用於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總量高達2.77萬億元。因此，為「對沖」人民幣升值壓力､穩定匯率而形成的貨幣流動性增強趨勢依然強烈。有關數據顯示，2006年一季度，貨幣總體流動性達2.0萬億元，同比增長93.4%；外匯儲備達 0.88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2.76%；外匯占款余額7.7萬億元，同比增長34.96%；而同期銀行貸款余額和有價證券投資分別為20.6萬億元和3.6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1.29%和17.23%。

(三)貸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

2005年，全國金融機構貸款增長率為13.53%，低於2004年的14.54%。銀行業機構新增貸款從2003年的3萬億元，下降到2005年的2.5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幅持續下降，從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盡管2006年一季度，銀行貸款一度出現高速增長，並導致中央銀行出台相關宏觀調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現的貸款過快投放趨勢，但是全社會貸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態勢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貸款有效需求相對不足的出現，主要原因在於全國工業企業整體盈利狀況下滑導致信貸萎縮。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6447億元，比上年增長17.4%，遠低於上年同期同比增長42.5%的水平；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7420億元，增長28.7%，低於上年增長39.4%的水平。2006年一季度，在國家統計局調查的66個行業中，利潤減少或虧損增加的行業多達24個，比上季度增加9個。企業效益下滑，虧損面擴大，將直接減少對銀行的信貸需求。

(四)城鄉居民儲蓄持續增長

2005年末，我國居民儲蓄余額14.11萬億元，當年GDP為18.23萬億元，儲蓄率高達77.36%。2006年一季度，全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與我國的高儲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儲蓄率僅為19.7%，富國的儲蓄率通常高於窮國，但也僅在20%左右。我國現階段家庭儲蓄率較高與我國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家庭觀念等諸多因素有關。家庭儲蓄率較高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當前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尚未完成，沒有形成完善的養老保險､失業和醫療保險制度，老百姓出於養老､醫療等原因積累了大量預防性儲蓄。同時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使居民更傾向於增加儲蓄降低消費。此外，住房體制､教育體制的改革也使相當多的大眾儲蓄資金用於買房和子女教育儲蓄，這也是導致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3]

三､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一)貨幣政策有效性內涵的界定

盡管不同學者在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時，由於強調的重點不同，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但是，從根本上說，貨幣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兩層含義:第一，貨幣政策能否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數產生影響以及影響的程度如何；第二，貨幣當局是否有能力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引導經濟運行以達到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第一層含義是指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運行的作用力問題，即貨幣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數產生影響的問題，這可以概括為貨幣政策的理論有效性問題，是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基礎。如果貨幣政策確實能對經濟中的真實變數(產出和就業)產生重要影響，那麼貨幣政策在理論上是有效的，稱為貨幣政策的理論有效；如果貨幣政策根本不能對經濟運行中的實際變數產生影響，或者這種影響微不足道，那麼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無從談起，貨幣政策是無效的。第二層含義是以第一層含義為基礎的，即如果貨幣政策對產出､就業等實際經濟變數確實具有強而有力的影響(貨幣政策是理論有效的)，那麼貨幣政策當局在既有的知識范圍內，是否有能力利用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引導經濟運行以達到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這可以概括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有效性問題。如果理論和經驗證據都表明貨幣政策對實際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貨幣當局也能利用貨幣政策的效力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那麼貨幣政策是實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貨幣政策雖然具有理論上的有效性，但貨幣當局根本無力利用貨幣政策的這種效力引導經濟按預期的軌道運行，貨幣政策的實施是無效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一句空話，沒有實際意義。[4]

從以上對貨幣政策有效性內涵界定上來看，本文研究的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就屬於貨幣政策的實施有效性問題，包括貨幣政策工具對流動性過剩的影響和銀行流動性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影響等方面內容。
(二)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在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上的困境

1.上調存款准備金率縮減銀行流動性乏力。2006年來中央銀行分兩次將存款准備金率由2004年的7.5%調高至8.5%，外匯存款准備金率從3%上調至4%。中央銀行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里，通過兩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備金率，大約直接可以凍結資金3000億元左右，再加上乘數效應的影響，實際緊縮的流動性可能會達到1.2萬億元左右。在金融體系健全的環境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備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縮總體的流動性。但就目前中國金融制度安排和銀行流動性產生的原因來看，上調存款准備金率所起作用並不是很明顯。這主要是因為:首先，強制結售匯制所導致的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而是主要用於平衡國際收支。中央銀行在一個月內上調存款准備金率1個百分點，但商業銀行信貸仍然保持較高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使中央銀行缺乏有效的措施進行沖銷。其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影響較小，其貸款行為很難受到約束。國有商業銀行本身流動性較足，具有較強的吸收流動性的能力。同時，國有商業銀行是國債､政策性金融債､中央銀行票據的主要持有者，通過出售或回購可以及時滿足流動性的需求，即使出現流動性困難時還可以從中央銀行取得再貸款。由於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占絕對優勢，其趨利動機會使中央銀行緊縮信貸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調整對流動性過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銀行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場中，利率作為有力的價格型調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導金融市場中資金的收縮與膨脹，只要中央銀行採取小步､連續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會慢慢地顯示出來。但由於我國各種利率之間的關系還沒理順，基準利率作為一項政策工具的作用還非常有限。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確定方式還不能適應貨幣政策預調和微調的需要，不能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協調配合的綜合效應。就歷次利率變動的實際效果來看，企業貸款和居民儲蓄存款對利率變動並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較小。

3.公開市場操作「對沖」流動性的能力有限。公開市場操作是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上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調節基礎貨幣，從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利率的一種政策手段。近年來，公開市場操作逐漸成為人民銀行宏觀調控最頻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發揮著控制貨幣供應總量和引導市場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之初，主要對象為國債市場，但短期國債數量極少，並且發行的國債中僅有30%左右能夠上市流通，且在品種和期限結構上不能適應貨幣政策操作的需要，從而限制了中央銀行運用國債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能力。從2002年開始，中央銀行嘗試使用中央銀行票據，中央銀行票據有效地對沖了大量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但中央銀行票據作為利率(價格)調節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銀行在與市場對話時似乎處於弱勢地位(李揚，2004)。[6]

還有一個情況值得關注，就是本幣公開市場操作對基礎貨幣供應的作用往往被外幣公開市場操作的影響所分流。由於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實際上的固定匯率制度，隨著近年來美國經濟疲軟，貿易逆差和經常賬戶逆差上升到歷史新高，美元持續大幅貶值，國際投資者大量拋售美元。中央銀行為維持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來收購美元。因此在貨幣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銀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貨幣供應量過大､又要維持相對固定匯率的兩難境地。由於固定匯率制度的剛性，最終導致中央銀行票據的不斷膨脹，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票據「對沖」流動性的能力。

(三)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

1.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現狀。改革開放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是: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分支機構→企業，傳導過程簡單，直接從政策手段到最終目標。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隨著中央銀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組織體系的健全，貨幣政策形成「中央銀行→金融機構→企業」的傳導體系，貨幣市場尚未完全進入傳導過程。進入90年代以後，金融宏觀調控方式逐步轉化，初步形成「中央銀行→貨幣市場→金融機構→企業」的傳導體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間接傳導機制。90年代中期以來，間接調控不斷擴大。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確定為穩定貨幣並以此促進經濟發展；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從貸款規模轉向了貨幣供應量和基礎貨幣；存款准備金､利率､中央銀行貸款､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等間接調控手段逐步擴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穩定貨幣為最終目標，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調控基礎貨幣(操作目標)的間接調控體系。

2.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影響。我國金融市場上的總體流動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多見的。總體流動性偏多在通貨緊縮時矛盾並不凸現。當遇通貨擴張時，多年積累的過多流動性會形成對中央銀行宏觀調控巨大的壓力。當中央銀行調控意圖需放鬆松貨幣時，「松」的貨幣未必能流到中央銀行調控意圖中的行業和企業，到中央銀行調控意圖需要收緊貨幣時，也未必能從中央銀行調控意圖中的行業和企業收回貨幣。流動性的持續大量過剩必然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實現產生消極影響。由於目前銀行流動性過剩的主要來源是外匯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銀行流動性過剩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影響就是外匯占款對貨幣政策操作目標的影響，也就是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供應量的影響。[7]

從匯率政策的目標來看，匯率穩定是幣值穩定的目標，而在現行的匯率管理體制下，央行為穩定人民幣匯率只能被動地吸收外匯，外匯買入量越大，貨幣供應越多。外匯沖銷政策操作的結果是，外匯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貸款等貨幣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斷下降。由於外匯占款的不斷增多，為了將基礎貨幣的投放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央行被迫不斷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和相應地收回或減少再貸款等信用放款，從而達到控制基礎貨幣供給總量的目的。[8]由於外匯資源分布的不均衡，貨幣投放在外向型企業和內向型企業間的分配比例嚴重失調，這就使得中央銀行用信貸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一產業或行業的自主權已經受到極大的限制。外向型企業資金相對充裕，內資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局面更為加劇。同樣，貨幣供給的地區分配出現失衡現象。對外開放程度高的沿海發達地區，資金供應相對充足，對外開放程度低的內地地區，資金會相對短缺。這種資金流向結構上的失衡會隨外匯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劇。

四､解決我國銀行流動性過剩的對策建議

(一)多策並舉減少銀行體系的流動性

1.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減弱企業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制定寬松政策，鼓勵各類資金進入資本市場；建立新的市場准入機制，為廣大優秀企業特別是科技含量較高的中小企業提供國內上市融資的渠道。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能為經濟的良好運行提供良好保障，企業就會得到更多的融資渠道，居民也會得到更多投資機會，進而降低銀行的存差。

2.通過制度創新促進銀行資產結構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銀行，允許銀行通過多元化投資來增加收益，分散風險，如銀行可以通過股票投資等方式來增加投資渠道。目前我國銀行貸款占總資產比重雖然降低到65%，但是對於國外大銀行來說，貸款一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個人及中小企業的貸款種類，增加銀行高質資產。再次，加快銀行資產證券化的步伐，銀行可將中長期資產變現為資金，鼓勵居民購買銀行債券，促使投資與儲蓄相互轉化，改變目前銀行資產單一狀況，增加銀行盈利性。

3.完善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費觀念。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及醫療保障制度，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務，為居民預期消費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對居民而言，要進一步更新消費觀念，善於利用銀行提供的住房等個人消費貸款來增加消費，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減少外匯占款，強化市場功能，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1.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分流外匯儲備，舒緩外匯占款壓力，從源頭上遏制流動性持續增長的勢頭。改革現行結售匯制度，逐步從強制結售匯過渡為意願結售匯，放寬所有出口收匯企業的留匯比例，變外匯銀行結算周轉限額管理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場主體持有外匯的比例。減少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外匯賬戶政策應朝著分流市場外匯的方向調整，推動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支持企業走出去，改變我國在外匯管理領域長期存在的外資流進來易､流出難；對企業嚴､對個人松；對內資嚴､對外資松的不對稱管理格局，逐步拓寬資本流出渠道，允許和擴大國際開發機構或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或以其他人民幣融資形式籌資，降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根據我國自身改革發展的需要，在確保金融市場和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目標區。通過人民幣匯率目標區的建立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號，增強公眾對匯率的心理預期，使市場交易主體能夠自由地根據市場信號做出反映，及時緩解和釋放外匯市場各種不利因素的沖擊，使央行貨幣政策的執行盡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約，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迴旋餘地。[9]

2.進一步完善市場基礎建設，夯實市場基礎，拓寬央行貨幣調控的空間。通過市場機制，讓商業銀行能夠自主決定外匯市場的交易行為，使我國的外匯市場在做市商制度基礎上成為一個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場。要擴大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改變目前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主體的同質性。放寬市場准入限制，增加市場交易主體，非銀行金融機構､大企業集團等可逐步直接進入銀行間市場參與交易。大力進行產品創新，開辦並盡快擴大銀行間遠期外匯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貨､互換和回購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場能夠滿足向參與者提供套期保值､風險規避以及投資理財等一系列金融服務的需要。

3.進一步完善外匯占款的沖銷策略和手段，提高外匯沖銷的效率。一是建立外匯平準基金。按照國際慣例，外匯基金一部分應該來自國家外匯儲備，另一部分主要來自商業銀行的外匯資產。通過外匯平準基金的重要調節杠桿，在央行與外匯市場之間設置緩沖屏障，切斷外匯儲備直接與國內貨幣量變動的聯系。二是靈活設計和選擇各種沖銷工具並擴大組合籃子中的數目。這方面國外有許多成功經驗值得借鑒。例如，韓國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穩定債券」可暫時取代尚不發達的公開市場業務。馬來西亞的「雇員准備基金」可以調節流動性，從而將政府和雇員准備基金的存款從銀行系統轉移到中央銀行的一個特殊賬戶。[10]從我國具體國情和實際經濟狀況出發，可以設計和選擇適合我國國情的干預和沖銷金融工具和手段，鞏固和發展匯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貨幣調節和匯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幣匯率更加富有彈性，對外匯的沖銷工作也更具效率。

『柒』 拉動貸款余額上升的主要動力是

拉動貸款余額上升的動力是出口、消費和投資的增長，經濟發展好了，貸款余額也會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