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城市英雄讀後感
邱建軍現任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副處級審判員,一級法官。自1996年從事少年刑事案件審判工作以來,先後審理各類青少年刑事案件500餘件,涉及700餘人,她以超越母愛的親情,喚醒了他們尚未泯滅的良知,幫教成功率達到99%,讓300餘名少年犯由緩刑走向新生,其中186名少年犯重返學堂,16人考上大學,1人考取研究生,1人在緩刑期間為救人而英勇獻身,被追授為烈士。被這些曾經失足的孩子親切地稱為「媽媽法官」。
執法明理、動之以情
一個悔罪機會改變少年犯的一生。邱建軍為了審理好少年犯罪案件,鑽研了大量國內外法律文獻,自學少年犯罪心理學。當她面對一本本罪犯的案卷,看到一個個風華正茂的少年因犯罪給社會、家庭帶來危害和痛苦時,她決心在看似冰冷的法律中融入善良的親情,將法、理、情貫穿於審判之中,促使少年犯認罪服法,給他們一個悔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
武漢某中學學生小塗因看不慣本班同學方雨,在放學之後,邀了11個同學,將方雨挾持至江邊,拳打腳踢,將方雨打癱在地。這起重傷案中,12名少年犯大部分是省重點中學高三和市技校即將畢業的學生。一旦被判刑或勞改,就失去了上大學和畢業的機會,而被害人家長堅決要求嚴懲兇手。邱建軍把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融入庭審之中,把被告人及其家長帶到被害人病床前,親眼目睹被害人的傷情,少年犯們對自己的罪行痛恨不已,紛紛懺悔,表示願意接受法律審判。他們的家長也開始積極籌集15萬元,賠償被害人的醫葯費,終於得到了被害人的諒解。最後,這幫孩子全部判處緩刑。事發後,少年犯杭濤所在的重點中學為嚴肅校紀,將他開除。杭濤和他的父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們來找邱法官幫忙。整個夏天,邱建軍不厭其煩地找到學校領導。一所學校不行,她又找到另一所學校。校長問:「你是杭濤的什麼人?」「我是一名少年刑事法官,和學校老師一樣擔負著教育的責任。你們是在培育走正道的苗子,我是把走歪道的苗子扶正。如果杭濤不能回到學校,他有可能會自暴自棄。但學校給他一次機會,說不定就會浪子回頭。」邱建軍的一番話感動了校長。她讓杭濤和家長與學校簽訂責任狀,幾經周折,杭濤終於回到校園。最後,杭濤以高分考取了武漢某重點大學,本科畢業後,他又順利考上本校研究生。
兩個延伸,不斷探索
犯罪低齡化引發出「兩個延伸」的探索。通過多年的摸索,邱建軍在審判實踐中總結出了「兩個延伸」,即「庭前延伸」和「庭後延伸」。「庭前延伸」就是在庭審前,深入到學校、單位、居委會、派出所了解青少年犯罪的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庭後延伸」就是案件審判後制定回訪幫教措施。在審理一起搶劫案中,邱建軍發現被告人彭偉法定年齡經公安機關鑒定為18歲以上,但被告人卻稱自己未滿18歲。彭偉沒有戶口,其母親又因丈夫被判刑勞改、兒子被關押受到嚴重的刺激,精神恍惚,無法說清其具體出生年月。為弄清真相,不留隱患,邱建軍帶領書記員多次走訪該犯所在居委會、學校和其父親所在監獄核實,查找被告人的出生時間,終於找到了能確認彭偉作案時未滿18歲的證據,為該案正確量刑找到了依據,避免了一起錯誤判決。
歸檔建冊,幫扶勸導
少年刑事犯正處於成長時期,為了防止被判處緩刑的少年犯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每一起案件宣判後,邱建軍都要為每個被判緩刑的少年犯建立檔案、登記卡,對其家庭基本情況、犯罪經過、匯報材料、座談內容等一一記錄在冊,隨時掌握他們的思想動態,通過幫教降低重新犯罪率。她定期組織召開幫教座談會,邀請區政法委等有關部門領導及少年犯的父母、監護人、居委會領導、派出所民警和學校老師參加,了解少年犯的改造情況,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參與幫教工作。與此同時,邱建軍要求被判處緩刑的少年犯每2個月向她口頭或書面匯報一次思想情況,對少年犯反映的學習生活和改造中的困難,極盡所能地協調有關部門單位給予解決,有效地防止了他們自暴自棄或再次走向犯罪。這些年來,邱建軍還經常不顧酷暑嚴寒,頂風冒雨深入少年管教所、市工讀學校回訪調查,了解少年犯的改造情況,鼓勵他們認真改造,爭取早日減刑,挽救了一個又一個失足少年。這些被邱建軍真情所感動的少年犯中不少人親切地叫她「邱媽媽」。現在每當聽到少年犯稱呼她「邱媽媽」的時候,她就忍不住想起那個高大英俊的楊輝。這個小夥子在校讀書時因受他人影響參與搶劫,被判緩刑。在邱建軍的幫助下,他完成學業,並應聘考上了武漢晨鳴紙業公司的保安員。該公司在江西南昌開分廠,條件艱苦,楊輝主動要求到南昌,臨行前,他對邱建軍說:「邱媽媽,你放心吧,我要立功,我會用自己的行動來洗刷身上污點的。」可是,他這一走,再也沒有回來。2003年9月26日,楊輝在午休時,突然聽見工地有人喊救命,楊輝迅速沖向工地,得知有個民工在井下施工時遇難,另一個保安下井營救沒有上來,楊輝毫不猶豫跳了下去,用雙手舉起奄奄一息的戰友,戰友得救了,當他再次用盡全力舉起民工時,因嚴重缺氧陷入淤泥而再也沒有回來了。
幫扶的汗水換來社會的安寧。失足少年諶文被判緩刑完成學業後,在邱建軍的鼓勵下,就聘報考湖北省京珠高速公路收費站保安員。被錄用後,該公司得知其是緩刑犯,隨即將其解聘。諶文及家人陷入難言的痛苦之中,心裡一百個想不通。諶文認為是社會拋棄了他,將自己關閉在家中絕食。諶文的父母急得沒法,去找邱建軍。當時正值五一節假期,邱建軍聞訊即趕到他家做諶文的思想工作,穩住諶文後,邱建軍又趕到京珠公司協商。在邱建軍的努力下,該公司恢復了諶文的工作,他又重新回到原來的崗位上。現在諶文工作非常吃苦認真,得到領導和同事的贊許,當了一名小班長。
邱法官的諄諄勸導,喚醒了一個又一個少年犯。失足青年李剛從農村到武漢打工,夢想過富裕生活的他,選擇了不勞而獲的歧路,因搶劫犯罪被判緩刑後,邱建軍對他說:「你是農民的兒子,你要靠自己辛勤勞動的雙手改變生活。」回到農村後,邱建軍從未間斷過對他的幫教。2004年5月17日一大早,李剛就背著一筐菜來到漢陽法院找到邱建軍,他說:「邱媽媽,我昨天就到法院來了,可您已經下班了。從門衛那裡打聽到您住在王家灣附近,我就到王家灣找您,找到很晚很晚也沒找著,我就在附近的一個工地上睡了一晚上。今天一早我便又來到法院,可算找著您了。我是來給您送一點菜的,這可是我一瓢水一瓢水親手澆灌種出來的啊!」看著還沾著新鮮泥土的一筐菜,邱建軍的眼眶都濕潤了。
作家為我們刻畫塑造了一位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超凡脫俗、高韜凌厲的「城市英雄」。他是「市長」,手中握有重權,卻不善權謀;他是戰士,勇敢,充滿激情,富於理想,卻又常常身陷險陣;他是兒子,卻常不能盡孝;是丈夫,卻與發妻勞燕分飛。可以說,在主人公高克軍身上體現出了「人」的社會角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而諸種身份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他對自己任職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種強烈的高於一切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使他不避艱險,不計得失,更置個人利害於不顧的「純粹」的「英雄」。
《城市英雄》的浪漫色彩和理想激情當然首先表現在高克軍身上。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高克軍似乎有些不諳世事、不懂世故、不計得失。他對官場的權力運作不屑一顧,對個人的升遷不太考慮。他最強烈的也是最高的追求是做好海市市長,為海市的發展盡一己之力。為此,他犧牲了家庭,犧牲了官場上的「靠山」、「人脈」,甚至幾乎獻出了生命。但是,他無怨無悔。
高克軍似乎與我們有很大的距離。也許,這樣的距離正反映了我們發展和進步的艱難。但我們仍然為高克軍所擁有的理想和激情、責任和使命而送上贊美的詩篇。這正是我們在一個追求功利和世俗的時代里所缺少的品格是廣大的
㈡ 扶貧攻堅的民情日記
扶貧攻堅的民情日記
脫貧攻堅,時不我待。要抓好有利時機,把各項扶貧政策落實下去,讓貧困群眾早點走出貧困,步入小康,下文是精心給大家挑選的扶貧攻堅的民情日記,歡迎欣賞還有閱讀!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鎮包村幹部將民情不單記在“心頭”,更是記在“筆頭”,在進村入戶了解民情的過程中,事無巨細全方位記錄入戶情況、群眾需求,結合各自的工作實際,把不懂、不明白的問題,需要為群眾解決的問題記錄在案,而後認真梳理,獲得精準扶貧第一手資料,使幫扶工作客觀真實有效。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以情動人,群眾對扶貧寄滿了厚望,只有走得泥路、坐得板凳、嘮得家常,切實了解群眾的需求,把群眾的需求作為導向和動力,帶著感情實打實地幫助,真正“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使群眾真正地享受到黨的扶貧政策帶來的實惠,才能贏得群眾的擁護。
我們更要明白扶貧要扶到點上。脫貧不僅是村容村貌上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喚起群眾的致富動力,讓群眾獲得發展技能。扶貧要因戶施策、因戶制宜,在入戶走訪中,很多幹部百姓都認為政策方向是對的也是好的,可沒有好成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扶到根上點上。對貧困戶不能一概、一味地採取資金補助,應該視情況做出不同選擇,缺資金的幫貸款、沒技能的幫培訓,把幫扶政策用好用足;對群眾的幫扶也不能僅停留在“輸血”上,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造血”上,引導貧困戶自身發展壯大,才能實現脫貧致富的最終目標。
9月8日 多雲
9月3日-8日,市委藍紹敏書記利用六天五晚的時間,深入泗陽縣盧集鎮谷嘴村開展“三解三促”駐點調研,與低收入農戶同吃同住、親切交談,通過“戶戶到”的形式深入了解貧困地區、低收入農戶的真實情況。藍書記的5篇民情日記,客觀反映了貧困地區的發展現狀和低收入農戶的所思所盼所願,特別是藍書記對當前脫貧攻堅的思考,給予我們深刻的啟迪。
泗洪貧困人口多、貧困面廣、脫貧難度大,全省六大重點扶貧區域有西南崗、成子湖兩個片區在泗洪。為了更加深入地摸清我縣貧困地區和低收入農戶的真實情況,我縣從9月8日開始,集中利用三天的時間,組織縣黨政班子成員深入西南崗、成子湖兩大片區,每人選定一個省定經濟薄弱村,採取低收入農戶“戶戶到”的形式,開展“三解三促”駐點調研。
這次駐點調研,我選擇在龍集鎮楊邵村。龍集鎮是成子湖片區最偏遠的鄉鎮,楊邵村又是龍集鎮低收入農戶比例最高的村,在全縣79個省定經濟薄弱村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我想,通過在這個村的駐點調研,更有利於全面客觀地了解成子湖片區真正窮在哪,促進低收入農戶脫貧致富真正難在哪。
到楊邵村後,村支部書記邵家華拿出了村裡建檔立卡低收入農戶的花名冊,全村836戶、3038人中,低收入農戶就有291戶、813人,比例分別高達34.8%和26.8%。我們對照低收入農戶花名冊,逐戶登門了解情況。到的第一戶是低保戶高學亮家。老高今年72歲,老倆口眼睛都不太好,大兒子患有精神疾病,小兒子也於近年做過一次手術,一大家子生活十分窘迫。看著老高家破敗的房子,我很心憂。一個下午走下來,像老高家一樣的房子比比皆是,村子裡沒有像樣的路,環境臟亂差。農村真的很窮,農民真的很苦,如果不改變這種落後的面貌、不改善群眾的.生活,哪裡還有底氣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從下午走訪的36戶低收入農戶基本情況看,其中像老高家一樣因病或因殘致貧的就有13戶,還有6戶因交通事故、安全事故等意外災害導致貧困。通過與支部書記邵家華交流了解到,楊邵村因病、因殘、因災致貧的有213戶,佔全村低收入農戶的73.2%、佔全村總戶數的25.5%。再從縣扶貧辦事先提供的統計數據看,因病、因殘、因災致貧在全縣特別是西南崗、成子湖兩大片區有著一定的普遍性。對這些低收入農戶實施幫扶救助固然必要,但如何防止類似貧困現象的發生也顯得十分重要。正如老高說的那樣,如果早些及時治療,當時眼睛也許還有希望。還有,一些患上高血壓、糖尿病的村民,與農村環境差以及平時高鹽多油的不健康飲食習慣都有著很大的關系。
到貧困戶高亞陸家裡時,只有他的小女兒在家。小姑娘今年考上了揚州的一所職大,在她的話語間透露出對未來的憧憬。但談到姐姐也在上大學、弟弟正在上初中時,小姑娘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擔憂。一個家庭供著三個孩子上學,壓力可想而知。還有唐獻軍家,常年以捕魚為生,小家庭生活本來也還不錯,但自從女兒上了上海師范大學以後,每年近三萬元的開支壓得家裡透不過氣來。像高亞陸、唐獻軍這樣的家庭還有好幾戶,基本上都因為孩子上學借了債,因學致貧問題在農村還相當突出,必須下大氣力解決。
陶其銀夫妻都是殘疾人,家裡養了2000多隻蛋雞,為此也借了五、六萬元的債。加上遭遇禽流感,現在勉強維持都很艱難。聽到我與村支書記商量如何幫助他們協調小額扶貧貸款時,陶其銀妻子臉上充滿了期待。我想,推進“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早已成為一種共識,但如何真正實現這一轉變,卻還面臨著很多的挑戰,最關鍵是要選准“造血”的載體,落實到具體的項目,讓貧困戶真正能夠做得起來、取得實效。還有一部分貧困農戶,既不在享受低保等“兜底式”、“輸血式”扶貧的政策范圍,又無力實施“開發式”、 “造血式”扶貧項目,這部分貧困農戶真的讓人很擔心、很焦慮。更讓人擔心和焦慮的是,一些群眾對享受低保政策一味地攀比,甚至有的寧願在家打打麻將、打打牌都不想到附近的工廠務工,“等靠要”的思想還比較突出。如何實施好“造血式”扶貧、如何既扶貧又“扶志”,是我們需要重點解決的大問題。
離開陶其銀家時,在路上遇到了高亞陸。在聽到我說他三個子女都很爭氣時,他臉上樂開了花,說:“不上學有什麼出息?”直到晚上八點多結束走訪時,我都在想著高亞陸的話,我想,這“出息”更多的是一種希望,是一種改變窮困、過上富足生活的希望,這也是楊邵村、是全縣貧困群眾的希望。這希望是壓在我們肩頭的責任,我們沒有理由不把脫貧攻堅這項工作做實做好,容不得半點懈怠。
今天我到三組入戶走訪,感覺三組大部分都是新搬遷戶,一統計,僅去年就搬遷了18戶。原來三組的村民主要分布在山上和山下,大約各佔一半,山上的自然條件惡劣,交通不便,村民們強烈要求搬遷。經村委會協調,在山下整理了一些屋基,條件好的都遷下來住進了新房,目前山上大約還有七、八戶,我決定先上山走一趟。
沿著山路往上爬,大約二十多分鍾才到第一家,叫徐光朝,家裡三口人,低矮的三間土坯房,家裡很亂,滿院都是剛孵出的小雞。徐光朝的兒子徐斌對我們說,他們家三口本來都在外打工,因為他母親生了病,得了肝硬化,在醫院住了幾個月,醫生說沒有了救治希望,不得已才回來。他母親現在病情雖然沒有惡化,但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他父親身體也不好,患有腰椎間盤突出和甲亢病,他只有放棄打工回家照顧父母。為了掙點錢,他到省農科院學習了蜈蚣養殖技術,在家裡養蜈蚣,但才起步,還沒有見收;同時又買回了一批雞苗,准備搞規模養殖。徐斌是我入戶走訪來在農戶家裡遇到的第一個年輕人,今年25歲,也是全村唯一一個搞特色養殖的,我很有感觸,年輕人就是不一樣,有文化,有思路,建設新農村就需要年輕人。我對他說,養蜈蚣風險很大,關鍵是技術,所以你一定要多小心,有什麼問題一定要及時請人解決,千萬不能讓蜈蚣生病。
再往上走,來到程梅家,她正在林子里放牛,我說我們是“三萬”活動工作組的,想到她家裡坐坐,她便把牛拴好,把我們帶到她家。家裡條件還不錯,雖然住在山上,但是樓房,而且也收拾得很乾凈,她說房子建了好幾年了。程梅今年39歲,是我入戶調查遇到的第二個40歲以下的年輕人,接連遇到兩個年輕人,我便有些興奮,現在年輕人都出門打工,留下來的實在太少了。
程梅家裡三口人,丈夫朱朝明開農用車在周邊村從事農產品收購、販賣,每年可以掙一些錢。她在家種莊稼,不僅種了10畝土地,還養了10頭豬、3頭牛、1隻羊,我粗略地算一下,她在家種地搞養殖每年的毛收入也有近2萬元。她還有一個女兒,9歲,在洪門鋪讀小學。她家是我在洪門鋪村入戶走訪以來遇到的條件算比較好的一戶了。我問她現在主要有些什麼困難,她說主要是她女兒上學比較困難,才9歲,每天要走幾里路到山下讀書,又沒有同伴,中間要穿過好幾個樹林子,現在野豬比較多,很有危險,上學的時候她可以送一下,放學要是太忙就來不及接,希望能夠解決一下。再就是希望村裡幫忙在山下協調一個屋基,還是想搬到山下去住。
三組山上的資源其實還是很豐富,森林保護得比較好,山場面積也很大,如果年輕人不出門打工,像程梅一樣,在家發展養殖,也還是可以掙到錢。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力所能及地把年輕人吸引回來,只有年輕人回來了,村子裡才有發展的生機和活力,才可能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接著我又到吳玉海、程家錢、吳兆旭、塗原進等幾家,情況大體差不多,都屬於比較勤奮、生活過得去、但生存條件又比較差的一類。他們都反映山上條件太差了,而且野牲畜多,破壞性大,莊稼都種不成,要求村裡能夠幫他們遷到山下居住。
從山上往回走,我想村裡搞遷移扶貧是正確的,應該把村民從山上遷下來,人雖然住在山下,但山上的地還是可以種,而且還可以利用山場資源發展特色產業,老百姓也有增收的路子。
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城市化,那麼農村發展的趨勢應該是集鎮化和村莊化,如何探討一種土地流轉機制和搬遷幫扶機制,把那些生存條件惡劣的村民集中遷移到公路沿線、集鎮周圍,讓他們遷得下、住得穩、能發展,應該是政府認真研究並切實解決的問題。
“今年駐村工作隊計劃為村裡打兩口水井,預算得100多萬元,我們下午去找河南孟電集團方面談一談,看他們能資助多少錢。如果還有缺口,我們再去相關部門試試能不能爭取到一些資金。”拍石頭村駐村工作隊隊長郭壘一邊說,一邊翻看著自己每天記下的民情日記。
4月19日上午9時,當記者見到郭壘時,他正在和拍石頭村的兩名村幹部開“碰頭會”,很多扶貧思路也都是在這樣的“碰頭會”上逐漸清晰起來的。作為駐村幹部,郭壘來到拍石頭村已有一年多的時間了。駐村工作隊由他和另外兩名隊員組成,工作內容只有一個——扶貧。
據郭壘介紹,用水困難是制約拍石頭村發展的瓶頸,要想幫助村民脫貧致富,必須解決用水問題。由於水位連年下降,水井年久失修,拍石頭村的農田灌溉基本靠附近水庫放水,生活用水則靠水窖儲存雨水。駐村工作隊今年計劃協調水利部門打兩口深水井解決生活和農業用水問題,並修建配套管網,送水入戶。“這一項整體下來預計需要100多萬元。拍石頭村地處山區,地下配套管網的修建難度很大,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克服的困難。”郭壘說。
在郭壘的民情日記上記錄著他每天的工作日誌,也記下了村裡33個貧困戶的基本信息。他根據精準扶貧原則,將這些貧困戶分成產業扶持、勞動就業、醫療救助、助學幫扶、低保兜底、集中供養、搬遷扶貧7個幫扶類別。拍石頭村作為輝縣市市委辦公室負責的扶貧點,除了派出駐村工作隊外,還安排有機關工作人員對村裡33個貧困戶進行一對一的幫扶。“我們就是開展扶貧工作的排頭兵,負責搜集信息傳給後方,以便制定精準的扶貧政策。”郭壘說話句句離不開扶貧。
作為輝縣市市委辦公室調研科科長,之前郭壘是坐在辦公室里和材料打交道,成為駐村幹部要求必須食宿都在村裡,深入基層群眾中去,這種轉變,他剛開始有點不適應。但當第一次走訪拍石頭村貧困戶時,他被深深地觸動了。那是一個一貧如洗的家庭,丈夫癱瘓在床,妻子體弱多病喪失勞動力,兩個孩子還正在上學,十幾平米的老屋破舊不堪,家中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這一幕令郭壘感到特別心酸,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幫助群眾擺脫貧困的陰霾。
去年,在駐村工作隊的努力下,拍石頭村亮起了路燈,修建了垃圾池和文化牆,山村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些曾經記錄在郭壘民情日記上的內容都變成了過去式。現如今,用水困難、就業問題等貧困因素又被他記在了今年的民情日記上。
在對郭壘的采訪過程中,他一會接電話為群眾解答扶貧政策,一會又給隊友介紹扶貧對象的家庭情況,采訪被一次次地打斷。他說,駐村幹部的日常工作就是這么忙,不過扶貧幹部越忙越能說明群眾脫貧的急迫性。由於白天工作太多了,入戶走訪只能放到晚上了,因此駐村工作隊每人都買了一個手電筒。
接受完記者的采訪,郭壘又要出門去河南孟電集團協商修建水井資金和安排村民勞動就業事宜了。像這樣外出尋求經濟或政策上的幫助,被他形象地稱為“化緣”。每天,郭壘不是在記錄民情日記,就是奔波在“化緣”的路上。
授命到大嶺村擔任黨支部第一書記,已經整整3個月了。今天一大早,我就接到村裡老支書楊錫榮的電話,說村裡今年烤煙長勢喜人,是不是到幾個農戶家去鼓勵一下,我正有此意,便欣然答應。
記得3月21日,我到縣委宣傳部報到,部里分配給我的一個任務就是扶貧。在參加完全縣扶貧工作大會後,第三天我便驅車來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壺瓶山鎮大嶺村。大嶺村距離壺瓶山集鎮25公里。踏入村部,迎接我的是村支部書記李啟斌和老書記楊錫榮。
次日,我和工作隊的覃鳳逸以及李書記開始了全村的走訪調查。老書記也親自陪我們一起走村串戶,了解村情。大嶺村坐落在著名的自然風景名勝壺瓶山大峽穀穀口,三面環山,一道峽谷與外界相連,典型的高山峽谷地形。村域面積27329畝,森林覆蓋率96%,耕地1090畝,總共451人。走訪中發現,5歲-45歲之間的學齡兒童和青壯年勞動力較少,60歲左右的老人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學齡兒童都在集鎮讀書,由於路途遙遠,大多需要一名家長陪讀,青壯年勞力基本都在外打工,只有農忙或者過年過節才會回來。
村裡的簡易公路只能通行本地人的出行神器“麻摩”。那天,我們走訪距離主線公路最遠的張文業家,從村部出發,在“麻摩”車上顛簸了近一個小時後,我們改為步行,在很陡的山坡路上走走停停,3個小時後才到達。此時,我早已是精疲力竭,平房主人老張熱情地招待了我們。但眼前的一幕卻讓我忘了疲憊:破舊低矮的平房,蒼老的青磚石瓦,一張正對門口的八仙桌,桌面上整齊地鋪了一層報紙,一個頭發花白、滿臉皺褶、皮膚黝黑的男人坐在門邊上發呆。走進屋裡,眼前一片荒涼,我們不禁沉默了。
老張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以烤煙種植為例, 每畝成品煙葉的總收入在4000元以上,所需的煙葉專用肥料、勞動力、運費就要花掉一大筆錢,正常情況下,烤煙種植每畝凈利潤只有260元,再加上肥料和成品煙運輸成本的增加,相對於交通發達的村,每畝收益減少300元,農民除了自身勞動力收益,實際上發展種植收益微薄。
當時,老楊書記還講了一個讓人心碎的“冷笑話”:前兩年,惜糧坪的楊老養了幾頭豬,陡峭的山路連豬都趕不下來,只有殺了請人將豬肉背下山,一頭豬200多斤肉,賣了2400多元,結果請人上山殺豬花了200元,請4個人背下去花了600元,再加上買豬仔的600元,除去自己背豬仔上山和喂豬的糧食、人工,毛利1000元,細算連喂豬花的飼料錢都不夠。
那天,我們從栽煙談到修路,從人畜飲水談到茶葉發展,不知不覺,已日落西山,下山已是不可能了,經不住老張熱情的挽留,我們留了下來,老張用山裡人待客的飯菜招待了我們。3月大山的夜晚還是挺冷的,我們一群人圍坐在火堆邊,一直聊到深夜。
今天,我們在老張家又待了大半天,繼續聊脫貧,聊發展。我們都認為,其實山裡人不缺智慧,也肯吃苦,獨特的氣候條件生產出來的烤煙、茶葉、臘肉、蜂蜜、土雞等都是城裡人趨之若鶩的好東西,交通不便才是山區群眾脫貧致富最大的攔路虎。只有打通了交通這個脫貧攻堅的“神經末梢”,山裡百姓才能真正看到希望。
值得欣慰的是,石門縣近兩年響應常德市委“交通大會戰”號召,西北山區的交通大環境正在快速得到改善,而大嶺村的公路建設也已經被納入扶貧規劃,山裡百姓有福了。
;㈢ 我在勞動局上班,是2010年9月上的班,現在當地政府要求每個人寫分工作總結,要在大會上念的。怎麼寫
2006年7月以來,山東省膠南市以「訪民情、聽民意、幫民富、保民安」為主要內容,開展了「村村必到,戶戶必訪」農村調查活動,動員1.5萬黨員幹部,入戶走訪了全市99.8%的農戶,摸清了全市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所思、所求和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解決方案,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
「戶戶必訪」勢在必行
膠南市的「四民」活動始於2006年7月份。一開始先對4萬戶進行試點,到8月份在全市全面推開。「村村必到,戶戶必訪」,量多面廣,膠南市付出了相當大的氣力。
為何要花這么大氣力搞「四民」活動?為何要「戶戶必訪」?對於記者的疑問,膠南市委書記張大勇認為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構建和諧社會,構建新型的黨群關系,首先要了解社會的基本狀況,有哪些社會矛盾,這樣才能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從而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過去雖然搞過一些調查,但都是局部的,不能全面反映群眾訴求,因此,必須進行一次全面而又廣泛的調查。
二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
建設新農村,首先要掌握戶情。只有掌握戶情,才能掌握民情、村情,實事才能辦到群眾的心坎上。
三是提高執政能力的需要。把實事辦到群眾心坎上,就可以做到在為群眾謀利的同時教育群眾,在教育群眾的同時組織群眾,在組織群眾的過程中富裕群眾,在教育群眾、富裕群眾的過程中建立和諧的黨群關系,從而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四是密切干群關系的需要。黨員幹部只有撲下身子,沉下心去,真正同群眾打成一片,做到心裡想著群眾、思路為了群眾、工作服務群眾、成果惠及群眾,才能樹立黨員幹部的良好形象,真正密切干群關系。
從明確任務開始
張大勇向記者介紹,此次走訪人員的主體隊伍由市級領導、鎮村幹部、市直黨政群機關和有關事業單位幹部組成,但這些人還遠遠不夠,為此,他們動員了醫療衛生部門和學校的部分教職員工。為使這些走訪人員圓滿完成走訪任務,膠南市還對走訪人員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強化培訓。
在走訪內容的安排上,膠南市通過廣泛徵集、嚴格篩選,最後確定了5張調查表:村(居)基本情況調查表,農戶基本情況調查表,富民經濟情況調查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關情況調查問卷和「四民」活動走訪安排表。同時,給走訪人員統一印製了「四民」活動筆記本,每人一本,詳細記錄每次走訪的內容。膠南市委、市政府要求走訪人員以這五張表和筆記本為基礎,採取入戶交談、現場勘察、填寫表格、調查問卷四種主要方式,完成四項基本任務:
第一項任務是全面了解全市城鄉、農戶基本情況,把握實情,並對全市村居、農戶進行科學分類;
第二項任務是圍繞新農村建設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五個方面和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與希望解決的實際困難,徵求意見和建議;
第三項任務是通過實地了解群眾經濟發展、生產生活情況,圍繞村集體增收和農民增收,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和建議,促進經濟發展、農民增收。
第四項任務是通過聽取村居、群眾對平安建設的意見、建議,組織開展矛盾糾紛集中排查調處活動和「下訪到農家、處訪到基層」活動,切實化解矛盾,促進農村和諧穩定。
帶著感情解決問題
走訪人員在走訪調研的過程中,往往會碰到很多有現實困難的群眾。幫助群眾解決現實的困難,群眾對這次走訪經歷了從被動接受到熱情歡迎的轉變。
膠南市珠山街道辦事處四居委村民劉永進向記者講了一個故事:作為當地的養殖大戶,他共養了貉子、狐狸、水貂3000多隻。有一天他發現水貂拉肚子不進食,於是找到聯系他的幹部,說明了情況。走訪的幹部幫他請來了當地的農技人員,很快解決了問題。今年他想擴大再生產,可是流動資金缺少,沒錢買飼料,走訪的幹部又在短短的三四天時間內幫他申請了10萬元的貼息貸款,解決了他的燃眉之急。「今年我能有30萬元的贏利,比往年多50%。」他高興地對記者說。
該市張家樓鎮大泥溝頭村村民徐照蘭因為雙腿行走不便,家庭經濟來源主要靠丈夫在外打工,生活較為困難,孩子6歲了都沒上幼兒園。她告訴記者,走訪她的幹部得知她家的情況後,立即辦理了聯系卡,村裡的幼兒園每年減免了200多元的學費,「讓我的孩子獲得了進幼兒園接受教育的機會。」該村村民龐增光今年64歲,在這次「四民」活動中,她向前來走訪的村黨支部書記張財金反映村裡缺少老年人活動的地方,與「文明村」的稱號不大相配。張書記回去後馬上召集村兩委幹部商議,拿出方案,很快村裡就建起了老年人活動中心。龐增光對記者說:「現在村裡20多個60歲以上的老人活動有了去處,俺們心裡有想法也願意和村幹部嘮嘮嗑。」
走訪活動不僅獲得了廣大農村群眾的歡迎,也促進了當地各項工作的開展。膠南市珠山街道辦140名幹部和工作人員結合工作實際,提出了「連心聯動、共建家園」活動,將集中走訪和個別走訪相結合。在搞好集中走訪的基礎上,結合實際,規定每名黨政領導成員聯系3—4個區域或群體,每個區域或群體至少聯系20戶,辦事處直屬部門和內設機構負責人每人至少聯系3—4個區域,每個區域至少聯系30戶,一般工作人員也要求做到聯系2個區域。他們還製作了統一的「連心卡」,要求工作人員將自己的名字、職務、聯系電話、監督電話統一印在這張卡片上,同群眾時刻保持聯系,以及時聽取、了解、收集群眾意見並記錄「民情日記」,從而建立和完善村情、民情檔案,真正建立起干群和諧溝通的渠道。
針對群眾反映突出的問題,該辦事處認真加以研究解決。如群眾關心的「失地農民基本養老保險的辦理」工作,他們通過走訪活動,向符合辦理條件的村民大力宣傳辦理養老保險的相關政策,向群眾發放「明白紙」近萬張,解答群眾疑問5000多人次,鼓勵群眾積極投保、參保,目前已為11個村符合條件的群眾全部辦理了社會基本養老保險。
膠南市藏南鎮黨委和政府對於在走訪過程中遇到的群眾信訪問題,嚴格落實「領導包案」和「帶案下訪」制度,制定好工作方案,對於已經解決和正在解決的問題,要面對面進行反饋;對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要面對面做好解釋工作,消除群眾疑慮,求得群眾理解。「通過細致地走訪和調查,農民信訪的數量大大減少。」該鎮黨委書記徐樂國說,「過去我們一年要接到120多起群眾來信來坊,今年不到60起,下降了一半多。」
該鎮針對群眾普遍反映的增收難問題,他們突出抓好農村實用致富技術培訓、勞動技能培訓。截至目前,已舉辦勞動技能培訓班4期,344名農民獲得勞動局統一頒發的技能培訓證書;舉辦致富技能培訓班8期,對全鎮1800餘名群眾進行了特種動物養殖、特色蔬菜種植培訓。在走訪活動中,他們還積極向農民宣傳該市扶助農民創業的貸款貼息政策,目前該鎮已有143戶群眾申請了創業扶持基金貸款,貸款總額達417萬余元。「這些措施,有效地促進了鄉鎮經濟的發展。」徐樂國對記者說。
據統計,走訪期間,圍繞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救助弱勢群體、開展實用技能培訓、協調解決農民創業資金等方面,膠南市共為群眾辦實事、好事1072件。
在這次走訪中,膠南市共走訪了20.1萬農戶,收回調查表和問卷100多萬份,徵求到10多萬份意見、建議,採集了1000多萬個數據,逐村逐戶建立了村情、戶情檔案,並通過匯總分析,初步把握了全市農村的基本情況。為膠南市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供了重要客觀依據。
做到「急農民所急」
「農民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入戶走訪匯總結果沒出來以前,張大勇曾自問自答過這樣的問題。「當時,我的答案是水、電、路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問題,但結果出來後,我大吃一驚,沒想到農民關注的第一大問題竟是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建設。所以,如果不進行細致地調查研究,靠拍腦袋決策,就難免會出現偏差,更談不上科學決策了。」他對記者高興地說。
第二個沒想到就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去,膠南市一直把農村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作為重點,培訓的方向也是為這種轉移服務,每年計劃轉移的勞動力是2萬人,而走訪的數據顯示,有這種轉移需求的勞動力只有1.5萬多人,大多數勞動力特別是大齡勞動力,仍願意集中在傳統的第一產業。
第三個沒想到是當初曾經擔心少部分農民會借幹部下鄉走訪這個機會集中「上訪告狀」,給走訪工作帶來被動。結果這種局面不但沒有出現,反而通過幹部進村入戶,同農民面對面地訪,心連心地談,消除了一些怨氣和隔閡,反映村幹部問題的農民上訪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二。
三個沒想到凸現了這次調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讓膠南市及時修正了為農民服務的方向。針對調查中反映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滯後的問題,該市提出了《關於加強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一要創建運轉靈活的市鎮村三級科技服務網路;二要建立精幹高效的農村科技服務隊伍;三要推行靈活多樣的農村科技服務模式,對農民開展多種形式的科技培訓,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針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他們提出了《關於加強農民技能培訓的工作意見》,下一步將把培訓重點進行調整:一方面把加快大齡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作為培訓的重點,按照「實際、實用、實效」的原則,圍繞當地特色產業和支柱產業,開展實用技術培訓;另一方面准備整合各鎮(處)成教中心和骨幹企業場地、師資、設施等資源,創造條件建立集農民教育、技能培訓和鄉間文化於一體的「新農村大學堂」,作為農村勞動力培訓的主陣地,大力推行「訂單式培訓、菜單式教學、遞進式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培訓,不斷增強農民自主創業能力。
放活農村經濟
科學調查摸清了膠南市農村的「家底」,在這基礎上,膠南市委、市政府認為,要推進農村經濟的發展,關鍵在於兩個字「放活」。走訪調查的同時也驗證了膠南在農村已經開展的一些工作的正確性和重要性,並使這些工作的力度應該加大到什麼程度有了科學的依據。
譬如小額貼息貸款,該市也知道農民對此有需求,但需求多少並不知道。所以,2006年只試探性地從財政拿出1000萬元貼息,通過調查,才了解農民對小額貼息貸款的需求非常旺盛,2006年的需求量達到5.8億元,已確定投向的達3.5億元,其中有信用和擔保的約2.5億元。同時,由於手續繁、范圍窄、年限短等問題,使不少想創業的農民望而卻步。
再如農資購買渠道問題,雖然政府一直在致力於建設正規的農資購買渠道,但仍有近一半農戶從非正規的渠道購買農資,這就難以百分之百地保證農資質量。還有農村合作組織,膠南市政府雖然非常重視農村合作組織建設,每成立一家農業協會組織,扶持6萬元資金,但仍有30%以上的農戶對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發揮作用不滿意。
對這三個問題的深入了解,讓膠南市找到了妥善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日前,膠南市專門提出了《關於搞好「三個放活」的意見》,制定了放活金融、放活流通、放活合作組織具體步驟。在放活金融中,膠南市提出要加大對農民創業的扶持力度,財政每年都要拿出一定數額的財政資金用於貸款貼息,且要根據財政收入狀況逐年增加,扶持范圍要擴大到二、三產業,生產周期長的期限可以延長到2—3年。同時,放開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准入,鼓勵興辦直接為「三農」服務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探索組建為「三農」貸款擔保公司,實行生產資料動產抵押、倉單質押、權益質押、戶戶聯保等多種擔保形式,允許多種所有制形式的擔保機構並存等等。「調查得出的科學數據非常重要,比如我們將2007年對農民小額貸款財政貼息確定在2000萬元,是根據調查結果科學測算出來的。多了會造成財政資金的閑置,而少了則會導致農民的需求得不到滿足。這樣恰到好處的投入保證了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率。」張大勇對記者說。
在放活流通中,膠南市提出要發揮政府調節和市場機制的雙重作用,確保2007年內每個鎮駐地建成一個日用品超市和一個生資超市,並在2007年底新建、擴建、改造1000家以上農家店,到2010年,實現鎮鎮有放心超市,村村有連鎖便利店,統一采購、統一配送,杜絕假冒偽劣商品的擴散。
「這1000家店數量的確定和布局的情況,也是通過我們的調查結合商業局系統和供銷社系統的測算得出來的。為了推動農村商業網點布局的順利進行,我們採取了鄉鎮建店,商業局和供銷社承租的方式。我們還規定全縣的這1000家店面劃分好後統一租金,統一出租。」張大勇說。
「為什麼要搞統一租金、統一出租呢?」記者不解地問。
「因為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如果不統一租金、統一出租,那麼經濟發達的鄉鎮即使租金高也有人願意租,經濟欠發達的鄉鎮租金低也沒人去。這就需要我們在政策上加以調控,讓他們也樂意去經濟欠發達地區布點。」張大勇笑著回答。
在放活合作組織中,膠南市提出了多主體發展、多形式運作的方針,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供銷社、農技推廣部門等組織或農村能人、專業大戶均可單獨或聯合興辦,既可在一鎮一村開展業務,更鼓勵跨區域、跨行業開展業務,在信貸方面可享受政策支持,在財政資金和稅收方面可給予扶持等。
除了這三個放活外,膠南市還針對農民反映的其他重點問題,提出了《關於加強農村土地承包和農村土地流轉的意見》、《關於解決農民就醫難、就醫貴問題的意見》、《關於開展打擊非法傳銷活動的工作意見》、《關於嚴厲打擊「兩搶一盜」犯罪,維護農村治安穩定的工作意見》、《關於解決群眾關注的環境污染問題的工作意見》、《關於建設新型農村社區的工作意見》、《關於進一步完善城市公共交通體系的工作意見》等10項對策,使走訪調查的數據,變成了膠南市建立農村各項體系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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