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對於王安石的評價
王安石在詞方面不弱於人。。
在政治上更是意氣逼人。。。。。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世稱臨川先生。慶歷二年（1042）進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認為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由於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並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後、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學思想方面，繼承和發揚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傳統的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洪範傳》、《老子注》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後者已經散佚。他的文章以論說見長，列於唐宋八大家。在詩歌方面，早年寫了不少反映社會現實的詩篇。有集本傳世，一是《臨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兩本都摻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於舒、荊，死後又謚為文，故也稱為王荊公或王文公。
②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王安石變法可分為理財和整軍兩大類。前者包括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稅法等；後者包括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和設軍器監等。總的來看具有進步的作用。均輸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對富商和地主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盤剝農民的行為進行打擊，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稅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權，減輕農民的負擔，增加政府收入。農田水利法有利於農業生產。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和設軍器監則有利於加強軍事力量，鞏固邊防。
③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什麼內容
三大矛盾
王安石變法[1]
1、階級矛盾尖銳：北宋初年，宋朝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並採取「不抑兼並」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
2、民族對立嚴重：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生多次戰爭。
3、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突出：改革派與守舊派斗爭激烈。
三冗危機
1、冗官，北宋政府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採用恩蔭制，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增加，取士人數也增加。
2、冗兵，為了防範軍閥割據，農民起義，抵禦北方民族的南侵，穩定社會秩序，宋代不斷擴充軍隊的數量，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軍費開支幾乎佔到整個財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問題。
3、冗費，冗官、冗兵導致政府財政支出增加，與此同時由於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兩積問題
1、積貧，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導致積貧局面的形成。
2、積弱，北宋吸取中唐以後武將擁兵、藩鎮割據的教訓，大力削弱武將的兵權，領兵作戰的將領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利，帶來的後果是指揮效率和軍隊戰鬥力降低，導致宋軍在與遼、西夏的戰爭中連年戰敗，形成積弱的局面。
「三冗」、「兩積」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危機，革新除弊逐漸成為朝野共識。
編輯本段變法前奏
王安石變法
熙寧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
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 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編纂《資治通鑒》。
編輯本段變法舉措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機構改革
熙寧元年（1068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置制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此機關除了研究變法的方案、規劃財政改革外，亦制訂國家一年內的收支，並將收入定其為定式。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市易法增加了財政收入。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來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閑時要接受軍事訓練，戰時便徵召入伍。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
稅賦改革
方田均稅：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內藏錢五百萬，上供米三百萬石為本錢，行使均輸法，漢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劉晏行使均輸法都不另撥本錢，所以王安石的均輸法也算是創新。[2]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
王安石變法
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青苗法：青苗法起源於陝西轉運使李參，所以青苗法是一個地方實踐後推向全國的產物。[3]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願原則，由農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後，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穀物或現錢。青苗法使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並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出現強制借貸現象，是王安石變法措施中爭議最大的內容。
募役法：又稱「免役法」，熙寧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僱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使得農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保證了勞動時間，促進了生產發展，也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興修水利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軍隊改革
保甲法：政府把農村住戶組織起來，十家編為一保。保丁平時種田，閑時練兵，戰時編入軍隊作戰。保甲法既加強了對人民的控制，又增強了抵禦遼和西夏進攻的軍事力量，減少了軍費開支。
裁兵法：整頓廂軍及禁軍一、 規定士兵五十歲後必須退役。 二、 測試士兵，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
將兵法：又叫「置將法」。廢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漸推廣的辦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干單位，每單位置將與副將一人，專門負責操練軍隊，以提高軍隊素質。
保馬法：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余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軍器監法：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宋代武器原歸中央三司胄案和諸州將作院製造，質量粗劣，嚴重影響戰鬥力。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科舉改革
關於科舉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論來源就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由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轉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時候寫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其中主要談到當時科舉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課試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學，以及人主沒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養之、教之、任之」的方法。[4]
三舍法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貢舉法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1071年），二月，頒新貢舉制，廢明經，專以進士一科取士。另設「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斷案。
三經新義： 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神宗正式提出應該頒行新的經義。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舉經義局，由呂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詩》、《書》、《周官》等書。在重新訓釋經義時，王安石確定了這樣幾條原則：-、訓釋經義，是為了破除"偽說"，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時的做法；二、要恢復經文本義，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對漢以後煩瑣的章句傳注使源流失正的陋習；三、闡明經文義理，反對對經義的曲解和煩瑣學風。熙寧八年(1075)，《周官新義》、《詩經新義》、《書經新義》完成，合稱為《三經新義》，其中《毛詩義》二十卷、《尚書義》十三卷、《周官新義》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義》最為重要，是作為托古改制的熙寧變法的理論根據。一個月後，《三經新義》便被頒賜給宗室、大學及諸州府學，作為全國學生必讀的教科書和科舉考以的依據。
編輯本段變法影響
成效
王安石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揮下，宋熙河路經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餘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的有利戰線。
結果
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隨著改革深入，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發生動搖，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熙寧九年（1076年）愛子王雱（字元澤）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
原因
失敗原因
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司馬光曾經多次上書皇帝取消新法。有效的募役法也被廢除。
同時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關鍵時刻發生了動搖，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出任宰相，徹底廢除新法。從各項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也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
(一) 變法事先缺乏宣傳，導致在變法的過程中無法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在變法的反對陣營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經過足夠的宣傳說服後應該是可以被吸收進變法陣營中的。
(二) 政策執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政策執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合適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劃地絕交。蘇軾本來是擁護新法的最好人選，但蘇軾的很多正確的意見也未能被王安石採納。
慶歷新政失敗以後，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並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展，統治集團感到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後，很快又高漲起來，終於掀起一次更大的變法活動。 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沒有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他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沒有根本觸及核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詢富國強兵和制勝遼與西夏之策，他們規勸神宗，在20年內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從此不再倚靠這班元老重臣。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召「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的王安石入京，用為參知政事，要倚靠他來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當時王安石已成為眾望所歸的人物，士大夫們大都以為只要王安石登台執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為了推動變法，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後條例司廢，變法事宜由戶部司農寺主持），並與呂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擬新法，各路設提舉常平官，督促州縣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王安石變法，便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從熙寧二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的8年內，圍繞富國強兵這一目標，陸續實行了均輸、青苗、農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稅、將兵、保甲、保馬等新法。
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項新法的推行過程當中，遂無例外地都遭受到他們的阻撓和反對。到宋神宗逝世之後，哲宗繼位，高太後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掌握了政權，此前的新法便在元祐初期全被廢罷。史稱元祐更化。
變法失敗後四十一年，北宋滅亡（公元1127年）。
反響
宋哲宗
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為相，盡廢新法，蘇東坡、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不久王 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元佑元年二月，罷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復之。八月，司馬光奏稱：「散青苗本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與滕達道書》中承認，「吾齊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
司馬光
王安石下台後，司馬光將宋神宗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給西夏。司馬光將自己國家的領土無償奉送給西夏，這是一種出賣國土、妥協苟安的行為，這不僅在政治上不體面，而且在軍事上也沒有達到結束兵不連解局面的目的。雖然宋朝實行彌兵政策，一再命令守邊將士不要妄動，可是西夏反而認為宋朝軟弱可欺，不斷進攻蘭州等地。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後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編輯本段歷史評說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
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
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於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於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於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王安石變法(20張)
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佑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的評價
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梁啟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王安石變法並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和階級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於宋代特定的封建時代的歷史環境中。指出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的新法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學者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學思想上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還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並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傑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斗爭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發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炮製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並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出現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變法期間階級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系，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
④ 從寶坻區到昌黎縣有沒有公共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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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客觀的評價一下王安石這個人
一 改革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個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年份。這一年正月，三十六歲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趙頊（音須）承嗣大統當了皇帝，是為宋神宗。當然，神宗是他的廟號，死了以後才叫的。在世的時候，我們大約只能喚他一聲「當今聖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真宗趙恆、仁宗趙禎和英宗趙曙。此後，則還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趙煦、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這時，北宋王朝已過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卻很年輕。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趙頊，此刻正好二十歲。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於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寧變法」。
變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頭一把。因為它是從趙頊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開始的，因此叫「熙寧變法」。後面的兩把火，則是元豐年間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進攻西夏）。看來趙頊這哥們確實是一個很想有所作為的年輕人，只不過他的作為似乎效果都不怎麼好。變法是一再受阻，節節敗退，對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慘敗，因此趙頊死後得到的廟號竟是「神宗」。據謚法，「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歷史上叫做「神宗」的，還有一位明代的萬曆皇帝朱翊鈞。但萬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麼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這位獨斷專任大刀闊斧的趙頊享用同一個廟號，這也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不過話又說回來，宋神宗的變法，倒也不是自尋煩惱，無事生非，為政績而政績。變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說是有遠見卓識的。我們知道，一個成熟的王朝，如果順順當當地延續了上百年，那就幾乎一定會出問題。因為歷代王朝實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社會成員普遍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正因為普遍貧窮落後，這才不但需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需要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實體（朝廷）或權力象徵（皇帝）。一旦富裕起來（不貧窮），強盛起來（不落後），或貧富拉開差距（貧窮落後不普遍），王朝發展成超級大帝國（突破規模），麻煩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貨志》說：「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也就是說，和平安定的時間長了，人口就會大幅度增長，開支也會大幅度增長。一是軍隊越來越龐大，二是官場越來越臃腫，三是宗教越來越興盛，這些都要增加費用。何況富裕起來以後，要求也不同於前。不但官員的排場越來越大，就連民眾的生活也漸漸奢侈，財政豈能不成問題？
與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則越來越低，國家的活力也越來越少。因為承平日久，憂患全無。朝野上下，慵懶疲軟，得過且過，不思進取。熙寧年間的情況便正是如此。五個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氣勃勃外，曾公亮老氣橫秋，富弼稱病求退，唐介不久辭世，趙抃叫苦連天，時人諷刺說這五個人剛好是生老病死苦。這種暮氣沉沉的狀況，並非大宋特有，其實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時期，動亂的烽煙便已悄然升起，帝國的喪鍾也已悄然響起，只是大家看不見也聽不見。他們看見聽見的，是形勢大好，是歌舞昇平，是「雲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時，就後悔莫及了。大唐便是這樣。
宋神宗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結局。
事實上當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據清人趙翼《廿二史扎記》引盧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三千九百萬，支出一千三百萬，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間，國家財政收入四千四百萬，支出八百八十萬，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寧年間，收入雖達五千零六十萬，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萬，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說來，趙頊的國庫，豈不等於是空的？
支出增長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貨志》的說法，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遼夏威脅，長期作戰，歲費彌加。這一條其實包括兩項，即「軍費」和「歲費」。所謂「歲費」，就是大宋每年送給遼國和西夏用來購買和平的錢。這些錢，不但年年要給，而且不斷增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除非能把遼國和西夏滅了。不過宋王朝顯然沒有這個能耐，不被他們滅掉就是萬幸。但買來的和平並不可靠，所以軍費和歲費一樣，也是有增無減。
二是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這同樣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你不可能不讓人口增長，更不能不讓皇親國戚、鳳子龍孫們生兒育女。於是只好相應增加管理的人員和機構，增加職務和官位。結果「祿廩奉賜，從而增廣」。
其三就是制度問題了。宋代實行的，是中書、樞密、三司各自為政的制度。中書就是中書省，管行政；樞密就是樞密院，管軍事；三司就是戶部、度支、鹽鐵，管財政。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間，諫官范鎮就看出了這個制度的問題。范鎮上疏說：「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結果，國庫早已空虛，樞密院卻還在招兵買馬（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貧窮，財政部還在橫征暴斂（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省知道民眾的情況，卻無法制止樞密院的徵兵和財政部的聚斂。當然沒有辦法的。因為這種制度，原本就是為了削減相權加強皇權，哪個皇帝肯改？
實際上，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本身就有問題。從皇佑到熙寧，不過二十年光景，財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當時的條件下，經濟增長哪有這樣的速度？顯而易見是加重人民負擔所致。支出的增長速度就更成問題，竟達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裡還能支持得住？
何況神宗還是個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於對遼國和西夏的屈辱退讓，焦心於國家的財政緊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自己的王朝振作強大起來。他多次對臣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說「國之要者，理財為先，人才為本」。問題是，到哪裡去找既敢於改革又善於理財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二 時勢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個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資聰慧，博學多才，讀書過目不忘，作文動筆如飛。憑著自己的真才實學和滿腹經綸，他在二十二歲那年，即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從此踏上仕途。與眾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沒有得意忘形，也沒有飛黃騰達，更沒有上躥下跳結交權貴，為自己謀取高位。從宋仁宗慶歷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間王安石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宋史·王安石傳》說他「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這個志向和這些思考曾促使他給仁宗皇帝上過萬言書。史家認為，這份萬言書其實就是他後來實施變法的綱領性文件（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萬言書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時機未到。於是，他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繼續在地方官任上韜光養晦，並種他的試驗田。王安石謝絕這些任命也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輿論，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執政為屈」。朝廷也屢屢「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將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來求他。王安石躲進廁所里，送信人則將委任狀放在桌上就走，卻又被王安石追上退還。在王安石看來，做不做官，以及做什麼官，都並不要緊，要緊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寧肯在地方上做一個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繼大統之前，王安石確實更願意做地方官。他考中進士以後，曾分配到淮南當判官。照規矩，任期期滿後，可以通過提交論文的方式，在京師謀一個體面的官職（許獻文求試館職）。王安石卻不這樣做（安石獨否），又調任鄞縣當縣長。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實實在在地為民辦事。更重要的是，他還「貸谷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這其實就是他後來變法的預演了。這樣一來，當改革變法時機成熟時，王安石就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准備。
正因為如此，當王安石與宋神宗君臣相遇時，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談了。熙寧元年四月，神宗問王安石，要治國，何為先？王答：「擇術為先」。神宗又問，你看唐太宗怎麼樣？這時，身為翰林學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說，要做就做堯、舜，做什麼唐太宗呢？這當然很對神宗的胃口。不過這時神宗還很猶豫。他還要繼續考察，看看這個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尋覓已久的人選。直到王安石已任參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寧二年，在君臣雙方一次金殿對策後，宋神宗才下定決心，銳意革新，厲行變法，並由王安石來主持這項工作。
神宗的決策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雖大而才不疏。在這次金殿對策時，神宗曾問王安石，說大家都說你只懂理論（但知經術），不懂實踐（不曉世務），是不是這樣？王安石回答說，理論原本就是指導實踐的（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只因為後世所謂理論家都是庸人，這才弄得大家都以為理論不能用於實踐了。這很在理，也是實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聖意已定：改革變法，非君莫屬。王安石也當仁不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王安石沒有說假話。只要不帶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就不難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為四類。一是救濟農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財政的，如方田法、均稅法；三是二者兼顧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輸法；四是整飭軍備的，如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這些新法，如果不走樣地得到實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國強兵、重振朝綱，就不再是夢想。
就說免役法。
免役法是針對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實就是義務勞動。這是稅收（錢糧）以外的徵收，本意可能是為了彌補低稅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慮到民眾出不起那麼多錢糧，便以其勞力代之。但這樣一來，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錢（賦稅），還要出力（徭役），實在是不堪重負。事實上宋代的力役，種類也實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賦稅之役，有追捕盜賊之役，有傳遞命令之役，不勝枚舉，人民群眾自然也就不勝其煩。但這還不是最麻煩的。麻煩在於，正如《宋史·食貨志》所說，「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偽滋生」。有錢有勢的縉紳人家服輕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在孤苦無告的貧民身上。這些人平時都有終日忙碌的生產勞動，服役太多，則生計無著。於是，為了規避重役，一般民眾「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怕評為大戶人家）；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怕評為人多之戶）」。他們「或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單丁免役）」；甚至鋌而走險，「不得已而為盜賊」。這對於農業生產和社會安定當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眾將其應服之役摺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僱人服役。這樣做有三個好處。第一，農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產；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寺觀出一半，叫「助役錢」），比較公道；第三，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閑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所以，後來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蘇軾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但這並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嘆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幣化服役」，類似於今天的「貨幣化分房」，只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著驚人的一致。
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並非一時沖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並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於「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台，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
三 針鋒相對
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閑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朴，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鑒》）；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獃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並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並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風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質還嚴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徵。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實行青苗法所需的經費，也不成問題。因為各地都有常平倉和廣惠倉。我們知道，農業帝國以農為本，以糧為綱，而農業生產靠天吃飯，每年的收成並不一樣。豐年穀賤傷農，災年穀貴傷民，這就要靠政府來平抑物價。也就是說，豐年穀賤，政府必須拿一筆錢出來，平價收購糧食，儲存於官方糧庫，等到災年穀貴時，再平價賣給百姓。這樣就能防止富戶奸商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做到「物價常平，公私兩利」。這個辦法，就叫常平法；專門用來儲存平抑物價之糧食的倉庫，就叫常平倉。在現代，是屬於糧食部門和物價部門主管的事情。
至於廣惠倉，則是用於防災救濟的國家儲備糧庫，始建於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當時，由於地主死亡無人繼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無主的土地。這些土地，歷來由官府自行出售。樞密使韓琦卻建議將這些土地由官府僱人耕種，所得田租專款專用，專門用來救濟境內老弱病殘和救災。這就是廣惠倉。在現代，是屬於民政部門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辦法，是變「常平法」為「青苗法」，即將常平倉和廣惠倉賣出陳米的錢用來做青黃不接時的「抵押貸款」。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黃不接時，糧價飛漲，賣出倉內陳谷，可以平抑物價，此其一；賣糧所得之資可以用於貸款，此其二；平價糧食和抵押貸款都能救濟農民，此其三；國家憑此貸款可以獲得利息，此其四。當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農民負擔得以減輕，也是好處之一。總之，青苗貸款利息較低，農民負擔得起；所賣原本庫中陳糧，國家負擔不重。何況官府借出余糧，可解農民燃眉之急；秋後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國庫之資。這難道不是公私兩利？難怪王安石會誇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賦稅也能增加國庫收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然而實際操作下來的結果卻極其可怕。
首先利息並不低。王安石定的標准，是年息二分，即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二千。這其實已經很高了，而各地還要加碼。地方上的具體做法是，春季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發放一次貸款，半年後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結果，貸款一萬，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應該充分考慮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變成了一種官府壟斷的高利貸。而且，由於執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達到原先設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說，手續還麻煩。過去，農民向地主貸款，雙方講好價錢即可成交。現在向官府貸款，先要申請，後要審批，最後要還貸。道道手續，都要求人，托請，給胥吏衙役交「好處費」。每過一道程序，就被貪官污吏敲詐勒索從中盤剝一回。這還是手續簡便的。如果繁瑣一點，則不知要交費幾何！農民身上有多少毛，經得起他們這樣拔？
更可怕的是，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給全國各地都下達了貸款指標，規定各州各縣每年必須貸出多少。這樣一來，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攤派了。當然，層層攤派的同時，還照例有層層加碼。於是，不但貧下中農，就連富裕中農和富農、地主，也得「奉旨貸款」。不貸是不行的，因為貸款已然「立法」。你不貸款，就是犯法！
結果，老百姓增加了負擔，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們的尋租又多了一個旗號，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了。改革幫了腐敗的忙，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為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們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麼事情都沒有，什麼事情都不做，無為而治。如果無為而治，他們就沒有理由也沒有辦法撈錢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動作，他們就有辦法，倒不在乎這動作是改革還是別的什麼。比方說，朝廷要徵兵，他們就收徵兵費；要掃黃，他們就收掃黃費；要辦學，他們就收辦學費；要剿匪，他們就收剿匪費。反正只要上面一聲令下，他們就趁機雁過拔毛！
何況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樣一種改革，說得好聽叫理財，說得不好聽就只能叫聚斂。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條件下，國民生產總值基本上是一個常數。財富不藏於國，即藏於民。國庫里的錢多了，老百姓手裡的錢就少了。變法以後，神宗新建的32座內殿庫房堆滿絹段，只好再造庫房。但這些財富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從地里長出來的嗎？顯然不是。正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
也許，這便正是所謂保守派主張漸進式改革甚至暫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在變法之初，司馬光就對神宗皇帝明確指出：「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顯然，這都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更不是技術問題。因此改革必定是一個系統工程，當然只能從長計議（甚至在我們看來，這些問題根本就解決不了）。難怪司馬光要說：「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像王安石那樣蠻干，豈有不失敗的道理？
五 成敗與道德無關
變法的失敗是王安石萬萬沒有想到的。
平心而論，王安石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既有熱情又有頭腦的改革者之一。為了改革，他殫精竭慮恪盡職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眾叛親離，而且搭上了愛子的性命（因呂惠卿故發病而死）。何況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慮且利國利民的。保守派執政以後，新法接連被廢，辭官在家的王安石聞訊均默然無語。直到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廢除免役法的消息傳到江寧，他才愕然說道：也罷到這個么？創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時神宗已去世）討論了兩年之久，實在是已經考慮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誰也幫不上他的忙。一個月後，王安石憂病而死。
一代偉人抱憾而終，但他的影響卻並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加顯得耐人尋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後世議論最多也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這說明改革確實是要付出代價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們的生前名譽，身後是非。
爭論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層面上。
道德的譴責在變法之初就開始了。早在司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當於部長級國家監察部副部長）呂誨就曾上疏彈劾王安石，說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御史（監察部幹部）劉琦等人則指斥負責實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這種譴責甚至發展為人身攻擊。比如蘇洵就專門寫了《辨奸論》一文，指桑罵槐地說現在有的人（實指王安石）嘴上講著孔子老子的話（口誦孔老之言），好像做著伯夷叔齊的事（身履夷齊之事），為人處世卻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虜之衣），吃豬狗飯（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個囚犯（囚首喪面），居然還恬不知恥地高談闊論（而談詩書）。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大奸匿」？盡管這篇文章未必就是蘇洵所作，但它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人對王安石的厭惡，卻是事實。
當然，諸如此類的道德攻擊從來就不會只是單方面的。王安石同樣攻擊司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諫諍）之名，內懷附下（收買人心）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這就無異於說司馬光兩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馬了。因此這並不能說明什麼。事實上，王安石固然被說成「大奸大惡」而且「人神共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黨」（韓絳、呂惠卿等）則被稱作「熙豐小人」（熙寧和元豐都是王安石當朝時的年號），但司馬光等人在失勢以後也被說成是「元佑奸黨」（元佑是哲宗於太後聽政時的年號），而且人數多達120人（以後又擴大到309人）。他們的姓名被鐫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國州縣，以便軍民人等明辨忠邪。至於先前被罵得狗血噴頭的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以外的第三個聖人。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們的個人品質，用當時的道德標准來衡量，應該說都是過得硬的。王安石質朴、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歷史上唯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後無任何遺產的宰相。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織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甚至，當「烏台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這裡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兩人畢竟長期政見不和，蘇東坡也畢竟是因攻擊新政而罹禍的，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這豈是小人之所作為？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屈打成招，就連他的許多親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蟬，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只能一個人默默地在家鄉舔舐傷口。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為蘇軾說話，就不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風亮節了。
⑥ 蘭州市城投五星坪改造我是想說不能給趁人之危見利忘義，欺辱窮寡之人得了，老公十年了三百元買了房自蓋公
三個湖北佬，趕不上一個江西老表東北人（此指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淵源於古代之北蠻夷，略帶有鮮卑之血統。後起於滿族之昌盛，大同於民國之初。東北歷史上名人很多。基本都為皇親國戚。如努爾哈赤，張作霖，張學良。東北人天性豪爽，激情而張揚。內質剛毅，外表強悍，實為表裡如一也。然而，身體強壯，而大腦卻略欠發達。以致歷史上，東北人成為「智商者」的「槍桿子」，也從而就有了東北軍的威震神州。東北多偉男，少美女。男人多為身材魁梧，面堂高挺，聲音洪亮；但粗野蠻橫。女人多為嬌柔造做，華而不實。且抽煙喝酒樣樣精。東北人性格隨意而張狂，欠溫柔之涵養氣息。東北人的打殺罵人作風是聞名遐爾，尤其粗話，野話，無人能敵，無人能擋。想當年「二王」千里走「麥城」，落得個中原大地「草木皆兵」。北京人。淵源於山頂洞人。古老的歷史，古老的底蘊。北京本地歷史上屬於燕國之地，很少出名人。不過元雜劇《竇娥冤》的作者關漢卿倒是北京人。作為幾代的古都，北京本地雖然很少出名人，但中國人近乎過半的名人卻都在北京。北京人自豪於元明清三朝的皇家勝地，更自豪於***五星紅旗的升起。北京的天地是大氣的，人卻顯得小氣。拘泥於傳統而墨守成規。四合院，二鍋頭，花里鬍梢是京劇。真正的北京人是不排外的。就是排外，其排外的意識已被敦化。征服北京的不是北京本地人，而是來自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北京人的性格實在，沒有過多虛偽的修飾成分。對人自然而隨和。一碟小蔥拌豆腐，一瓶二鍋頭，瞎侃亂侃是北京普通男人的特點。但侃來侃去，北京人就是不侃政治。河北人。淵源於山頂洞人及蒙古人種的混合體。自身的存在都是朦朧的，所以更難說清本在的真實了。河北歷史出了幾個名人，但略顯渺小。有名醫李時珍，董必武，以及****將領馮玉祥。河北人自古欠缺**性，這是同他們和皇家勝地北京近在咫尺的距離有關。常年蹲在牆角下，又怎能不受城牆的影響。唯一的驕傲「承德避暑山莊」也只是皇帝的行宮而已。所以，河北人從來是看北京人行事而行事。就連說話，也是繞著圈兒的學北京話，但就是學不像。天津人。淵源於山頂洞人的旁支。自古京津是不分的。風俗和人情基本相同。天津因地狹的原因，歷史上屬於燕國之屬地。所以，本地很少出名人。倒有一個泥人張可以一提。天津人性格豁達，有安於現狀不思進取之嫌疑。天津人本性幽默，所以就有了他們幽默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另外還有馬三立的「逗你玩」。天津的本地話很有特點。原始而富有磁性。地方不大，正統的風俗卻沒被同化。實為慶幸。內蒙人。淵源於標準的蒙古人種。古時被統稱為匈奴及北蠻族。崛起於成吉思汗的揮戈射鵰，鼎盛於忽必烈的大元紀年，衰敗於朱元璋的驅逐韃虜。內蒙歷史上最偉大的名人為鐵木真及忽必烈。內蒙人體形粗壯，面寬耳闊；臂力過人，威猛彪悍。成為匹夫之勇的楷模。但心底善良，為人敦厚，少有歪門邪念。一曲《草原之夜》，一隻紅通通的烤羊腿，一杯奶茶，天下的來客都會成為內蒙人的朋友。山東人。淵源於黃河文化之中原正統。鼎盛於春秋齊魯儒道之傳播。山東的齊魯文化曾經屬於中國的先進文化之一。尤其孔子的儒學更是成為歷代帝王所尊崇的正統。山東歷史上名人薈萃，尤以春秋戰國時代為最。如一代明君齊楦公、神醫扁鵲，書法大家王羲之、宋朝著名詞人李清照、辛棄疾等等。山東人的精神支柱是孔家思想及孔府。這也是他們聊以傲然的所在。中國歷史上出思想家及哲學家最多的地方是山東（如孔子和孟子）。五嶽至尊的泰山也在山東，古來就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說。就是始皇大帝也不忘在泰山的崖壁上刻上他包舉宇內的功勛。山東人思想保守而拘謹，好於精神勝利法。藐視現實好於理想主義。且不乏有烏托邦之超越想法。山東人人高馬大，就是女人，其腳的碼寸也是江南女人的一倍。山東多偉男，但少俊男。山東無美女，就是有美女，本地話一出口，令人大迭眼睛。山東人好釀酒，但酒大多是劣質酒。山東人好吃大蔥和大蒜，所以，大多數山東人都有口臭，但卻很少有人得癌症。山西人。淵源於黃河正統。但也不排除有古代各路蠻夷之混雜血統。山西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古史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說的就是山西。山西歷史上所出的名人為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荀況，一代霸主晉文公，宋代學士司馬光等等。山西人對於中國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無疑倫比的貢獻。洪洞縣的大槐樹下，自明初就有數百萬人被被遷往全國各地開荒造田。有俗語稱謂山西人為九毛九。說明山西人的吝嗇度是超乎尋常的。山西人的性格是復雜多變的。怕事，拘謹，羞於外露而又勇敢，放縱，具有獻身精神。就如土軍閥閻大人****一樣，揮著大刀赤膊上陣。還真有點民族的骨氣。山西自古很少出美女，僅有的一個貂禪也是空前絕後。山西人好喝醋，所以，山西人更愛「吃醋」。陝西人。淵源於藍田人種。為中華民族正統。陝西的歷史底蘊是無疑倫比的。曾經的漢之祖先軒轅下葬於陝西的黃陵。更不要說它的十三朝古都，始皇兵馬俑，以及楊貴妃的洗澡堂華清池了。陝西人自豪於他們的這種歷史。更自豪於秦始皇沖出潼關滅六國的偉大統一事業。殊不知，秦始皇非陝人也。就是所謂的軒轅帝的原籍問題，陝西人同山西人，河南人也是爭執不休。陝西人四肢發達，大腦卻遲鈍異常。他們安於保守，安於現狀。厚道中潛藏著不滿的怨憤。只會大喊著唱秦腔，而不會小聲的***。陝西人和東北人一樣，其謾罵人的風尚也是數一數二的。陝西歷史上的名人很多，如白居易，孫思邈，司馬遷，李自成等等。陝西人號稱為名小吃繁多，但很多的名特小吃都是***的。陝西人的一大困惑，小日本當年侵略中國的時候，為什麼很多兵大喊著打回老家去。陝西人的二大遺憾，自古長安帝王都，為什麼當代選首都的時候不是西安而是北京。河南人。淵源於黃河流域之中原正統。更屬於軒轅氏的嫡系之後裔。河南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富。其洛陽，開封為歷史著名古都。河南人對待其歷史，是弘揚和自傲的。尤其，河南人同山西人一樣，對於中華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很大的貢獻。在北宋末年，趙氏皇帝攜帶百萬河南民眾，為躲避金國的侵略而大舉南遷。所以，目前江浙一帶很多人的祖先為河南人。河南人在歷史上飽受苦難和磨難。因為，所處中原大地為兵家必爭之地，所以，戰亂不斷。從而促其四處奔波而流浪。如今，河南人遍布全國各個省份，也算是一種人力的征服。河南人，自改革開放以來。給人的印象不是很好。但公平的說，那也只是幾個老鼠害了一鍋湯。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天涯何處又無壞人呢？所以，河南人不必自卑。應該驕傲於河南人的遍布神州。河南人比較講義氣。河南人好愛少林功夫。河南人膽量過人，從而也出了很多亡命之徒。河南歷史上的名人為道家的創始人****。還有大美男潘安，以及民族英雄岳飛。不過，河南在小日本侵略中國時也出了很多漢奸。甘肅人。淵源於藍田人的旁支。隸屬於黃河漢之正統。但也不乏北方羌夷的混雜血統。鼎盛於西夏王朝。衰敗於成吉思汗之南下征服。甘肅有句俗語：金天水，銀武威。但挑來挑去，就是蘭州，景象也好不到哪裡去。甘肅地貌多為黃土和戈壁。所以，有個叫「三不拉」的地方，寓意為連牛羊兔都不在那裡拉屎。可謂凄涼異常。甘肅歷史文化盛名。尤以敦煌莫高窟為最，其次為絲綢之路，再其次為「馬超龍雀」及嘉峪關了。甘肅歷史名人為「飛將軍」李廣，唐高宗李淵，「詩仙」李白。而今名人泛多，多為嘴上功夫。尤以央視主持人為最。甘肅人保守，憨厚，善良。性格多為呆板，少創新。甘肅人因其風沙的緣故，多為紅臉蛋。但身體健魄，少有感冒之侵擾。寧夏人。淵源於「水洞溝文化」。屬於黃河文化之支流。血統復雜，多為西北方蠻夷混雜。其中尤以北狄，西戎，回訖為最。鼎盛於西夏，覆滅於成吉思汗的征服。寧夏為中國最大的***聚集地。尤其以馬姓為最。想當年的馬洪魁，馬步方為著名之「馬匪」。寧夏地況多為戈壁。盛產枸杞，賀蘭石及大米。寧夏人喜歡用枸杞泡酒，聽說能治癒男性病。寧夏為***族自治區，食多以清真為主。寧夏人好吃牛羊肉，忌諱談豬。寧夏人外表凶惡，實為心底寬厚。如果，真的動起粗來，寧夏人手中的宰牛刀可是鋒利無比。寧夏無美女。就是有，也被蓋頭蒙的難以看到。寧夏人多信奉***教。相信真主。寧夏人崇拜的名人為本拉登，因為他是***教世界的鬥士。新疆人。淵源於匈奴，突厥，韃靼，蒙古，維吾爾族之混合體。血統尤為混雜。民族成分也尤為復雜。歷史上自清軍平叛准噶爾之前，新疆一直處於動盪不穩定時期。所以也促使了新疆本地人好武的傳統。自清以來到2000年近250年的移民，漢族已經在新疆成為多數民族，維吾爾族退居第二，這是新疆永久中土化的最實質性的保證。同時，塔吉克、阿富汗屬於塞種人，說東伊朗語（波斯語），成了伊朗爭奪的對象；突厥國家吉爾吉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成了突厥領袖土耳其的文化勢力范圍。如今的新疆屬於多民族的省份，所以，對於新疆人的看法很難評判。除過西遷的漢人外，新疆本地人大多都信奉穆罕默德所創立的***教。不過，在這里可以提一下新疆人的許多禁忌：一是性感禁忌（女性的穿衣尤其謹慎）；二是窺視禁忌（萬不可凝視對方過久）；三是放屁禁忌（包括公眾場合的有聲屁賀和無聲屁）；四是飲食禁忌（非清真的豬，驢，狗肉是萬不可吃的）。新疆維吾爾族的男人長相一般都很英俊，女人一般都很漂亮。但大多有狐臭。西藏人。淵源於古時吐藩的嫡裔。摻雜有少許西北方蠻夷之血統。鼎盛於松贊干布的吐番王朝。衰敗於忽必烈的向西征服。漢藏交流源遠流長。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遠嫁吐藩，就是有力的說明。元朝建立後，西藏成為中央的一個隸屬行政區。從而進入大元帝國版圖。明清兩朝對西藏的管轄更是制度化和法律化。西藏人信奉喇嘛教。所以，他們建立了豪華的布達拉宮。達賴喇嘛和班禪為其信仰宗教領袖。西藏人因其高原氣候，皮色黝黑，同印度人的膚色有所相象。西藏人對待朝拜尤為重視，一步一拜，虔誠而不倦。西藏人的臉色一般都是純真和寬容的。西藏為佛之國度，在那裡你會找到什麼叫「聖潔」。不過，一般的藏人很少講衛生，行為拖沓。但對客人友好倍加，一條哈達，一把藏刀，一壺奶茶，聊以他們的誠意。西藏不出美女，所以，漢人的公主就會遠嫁西藏。湖北人。淵源於黃河長江流域之中華正統。鼎盛於春秋戰國之楚。衰弱於始皇帝的征服。湖北的湖泊數量為中國之最。所以，湖北人愛吃魚。尤以鯧魚為名。楚人所自豪的在於他們的先古之楚文化。略遜於中原，卻略高於南蠻。楚人賴以驕傲的祖宗之一庄王曾說自己「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說明了湖北人之狂妄自負心態。湖北人聰明。聰明的有點狡猾。湖北人對於自己的地理意識永遠是模糊，不知道是屬於北方還是南方。所以，只有站在黃鶴樓上嗚呼哀哉的大談中庸之道。湖北人好鬥而勇猛，但卻缺乏理智的思考。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卻被秦而亡。所以，後來的項羽只能「無顏愧對江東父老」。湖北歷史上最有名的人算是屈原，他的《離騷》，《九歌》，《天問》可謂登天之作。湖北出了個美女叫王昭君，也出了美男叫宋玉。但也出了個叛國者叫***。湖北的女孩還算漂亮，但說起話來，有「模仿」四川話之難聽嫌疑。湖南人。淵源於楚人之嫡系正統。其鼎盛及衰敗皆屬於楚之附庸。所以，湖南之歷史，也是大受湖北之歷史影響。湖南人對於歷史上唯一可聊以自豪的是古代水稻田的發展以及名人的層出不窮。造紙術的蔡倫，思想家王夫之，以及左宗棠和譚嗣同。近現代的名人尤其多，黃興，***，劉少奇，***。十大元帥中，湖南的有三人；上將有十九人。另外還有畫家齊白石，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可以說，在天降大予斯人的征程中，湖南人所做出的貢獻是無疑倫比的。也從而就有了湖南人的「精神勝利法」。誰敢於向湖南人叫喊，列舉的名人就能把你給淹。湖南人的確聰明。湖南人好於挑戰性的事物，但湖南人容易產生叛逆心理。所以，湖南人好暴動和起義。湖南人張揚，湖南人不羈而難以管束。湖南是名人大省，但這些人出了湖南便忘記了湖南。所以，湖南經濟落後。從而就有了「百萬雄獅下廣東」的打工生涯。也有了湖南妹子的悲慘凄苦經歷。安徽人。淵源於黃河之旁支的淮河正統。屬於和縣猿人之族裔。另有說之曰禹之後裔。安徽歷史著名人物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莊子。《莊子》主要寓示的哲學思想為：以道為世界的本原及萬物運動變化的規律，以陰陽二氣相互作用解釋宇廟萬物的產生。關於****，安徽人同河南人對於他的原籍問題爭執比較激烈。已被河南人所佔，在這里不必再談。但另有南宋湖南歷史名人朱熹，他的主要著作為《資治通鑒綱目》。另外他對於儒家的中庸之學給予充實的完善。其次為東漢末年的曹操父子也是安徽人。創造的建安文學對後世影響很大。安徽人愛唱黃梅戲。江青把這歸類為黃色的戲種。安徽的男人模稜兩可。安徽的女人朦朦朧朧。安徽人愛造反，所以出了個朱元璋；安徽人又趨於奴性，所以出了個賣國賊李鴻章（其實能不能賣國，老李一個人也是做不了主的，但他的貢獻也是有的）。但安徽實為人傑地靈之地。《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醫學家華佗，以及什麼周瑜，包青天，還有陳獨秀，胡適之等等都為地道的安徽人。安徽人應該和湖南人計較一下，數風流人物，看誰更叱吒，看誰能淹誰。但有一點他們是相同的，那就是自然和人為災害不斷，從而家鄉父老流離失所，四處求乞矣。安徽是近代出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可以說安徽人左右了中國的發展！江蘇人。淵源於南蠻的河姆度氏族之旁支。鼎盛於春秋吳越之雄起。覆滅於始皇帝黃河正統之大一統。江蘇號為魚米之鄉。也為水泊之鄉。水稻漁業自古就比較發達。所以，江蘇人愛吃大米和小魚。江蘇人天性小氣，所以就有了「瘦西湖」。江蘇人大氣，所以又有了三大湖。江蘇蘇州園林聞名遐爾，但怎麼看，也只是玲瓏剔小而已。雖然精緻，但屬於鬼斧神工的人為雕刻而已，所以，江蘇人歷來做事謹慎，思想縝密。為人難以所查透。正也符合江蘇人的聰明伶俐，乖巧而姦猾，復雜多變的個性。江蘇人多為小巧玲瓏，尤以女子為最。手巧而賦有美感的江蘇女子，以蘇綉的盛名闖盪九州。而江蘇的男子多為女性之相，說話溫柔，行為矜持。但也不乏名人之出世，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南宋英雄陸秀夫。以及風流文人唐伯虎，還有極具個性的「揚州八怪」。江蘇的美名如雷貫耳，僅僅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就令人憧憬不已。江蘇出美女，尤以銀鈴般的聲音，玉質的皮膚蠱人心魄。浙江人。淵源於南蠻河姆度族類的正宗。昌盛於春秋的吳越國盛。煙消於秦朝的興起。浙江很多人為北宋趙氏皇帝遷都杭州所帶之河南人之後裔。杭州可謂有名古都。吳越三代五帝都曾建都杭州，更不要南宋了。浙江在南宋前，本位荒蠻之地，後經南宋先進文化及經濟的大力發展，才逐漸昌盛起來。浙江人自豪於「勝似天堂」的杭州。更以西湖的旖旎風景自已為榮。所以，浙江人只知道賞景，而不知道存亡的發展。以至被金國勒索，被忽必烈所滅。浙江人天性孱弱，膽小怕事。但大多正直謹慎，循規蹈矩。男人只會花港觀魚，吟詩賦詞，或是搖著檀香扇喝龍井茶。女人則為嬌小玲瓏，西子泛舟，彈著琵琶唱越劇。出了個太守名人蘇東坡，修了西湖又修堤。雖然他是四川人，浙江人卻把他看做是杭州人。浙江出了個偉人叫周恩來。還有蔣介石。另外，文學鬥士魯迅，散文家朱自清；還有章太炎，秋瑾都為浙江人。浙江人外表雖然小氣，但不像江蘇人純粹的小氣。他們以寬厚的臂膀和溫暖給予許多流浪的文化名人以棲息，有唐代的張志和，近代的袁枚和龔自珍，還有胡適，徐志摩等。浙江出美女。所以浙江就有了四大美女的西施。然而，如今的浙江俊男倒很多，偉男卻很少；美女倒也有，只是嫌妾身材小。江西人。淵源於河姆度南蠻之旁支。鼎盛於春秋吳越楚時期。古越文化是贛文化的主軸。在長達幾千年的人口遷移中，江西古老的荒蠻之地被改觀。吸取先進的文化。經濟，人口也隨之發展。如今的江西人多為中原及本土混雜血統之後裔。江西人自古重文而修於理。江西人多信奉道教，江西的萬壽宮就是有名的道教寺院。所以，江西人多善少惡，重於禮而輕於浮。安於心靈清靜，諱於自我創新和挑戰。初唐的王勃曾在南昌寫下有名的《騰王閣序》，對江西的溢美之辭令人流連。但他非江西人。但在東晉之時，江西出了自己的大詩人陶淵明，他的《桃花源記》明文遐邇。從此奠定了贛人的本土文化地位。後來在明代江西又出了東方的莎士比亞湯顯祖，他的《牡丹庭》膾炙人口。另外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是江西人。如今的贛人性格屬於保守封閉型的。時常發生窩里斗。沒趣的時候，就會捏捏景德鎮的陶瓷。對待外物藐視而自負。好於精神勝利之法。好文的傳統雖然沒有變，但卻沒有大家出現。實為遺憾。福建人。淵源於南蠻河姆度族類之旁支。春秋戰國曾屬吳越管轄。略有吳越之混雜血統。晉至南北朝時，中原戰亂不斷，大量人口南遷成為一種趨勢。自唐朝以後福建從荒蠻之地走向繁華。因其所處沿海的緣故，各路商家雲集，海上貿易得以發展。福建人篤信佛教，尤以媽祖為最。福建人好於漂泊，好於闖盪。有大海的氣概。福建人遍布世界五大洲。海外的華僑多為福建人。福建人聰明，聰明的過於姦猾。福建人吝嗇，吝嗇的令人同情。福建是歷代出狀元最多的省份。從中可以看出，福建人的聰慧和天質非同一般。福建在五代時出了詩人黃滔，在現代有個詩人叫舒婷。另外還有宋代詞人柳永，明代文學家李贄。鄭成功也時福建人，聽說林則徐也是。不過，宋朝福建出了個狀元叫蔡京，後來當了太師，倒成了漢奸。福建無美女，更不要說有俊男了。不過，陳嘉庚倒是個標準的福建偉男。上海人。淵源於吳越之正統。摻雜各路蠻夷之精華之地。上海是本無歷史可言的。所以，單一的上海是歷史的荒漠，更是文化的沙漠。當然，這只是對於上海本地人而言。上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號為城市的地方。自十九世紀中末開埠以來。上海商賈雲集，經濟，貿易得以迅速發展。更有海外蠻夷橫爭圈地，本土各路神仙順水摻和。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已是東方的紐約。現代工業規模已不可小覷。上海人本性刁鑽，習性姦猾。自視為傲然一切，鄙視一切。好於鑽營取巧，包囊私慾。言談尖刻，不留情面。性吝嗇，好佔小便宜。排外而自不量力。男人不像男人，倒有女人的脂粉相；女人倒像女人，但過多有風月相。然而，上海本地雖然不出英傑。但很多英傑卻出在上海，非本地人也，只是利用了本地的優勢跳板而已。所以，上海人是可憐又可悲的。唯一的能聊以自慰的，就是它那個能裝點門面華而不實的時尚城市而已。兩廣人（廣東和廣西）。淵源於南蠻百越之正統族裔。始皇帝滅六國後，隨即攻入嶺南，從而將百越之地納入版圖。兩廣在歷史屬於邊遠的荒蠻之地。開發的也比較晚。到了清朝中期，隨著外來貿易的交往，才逐漸得到重視。然而，也就因為這種邊遠，管轄不是很苛刻。兩廣成為歷代暴動起義的發源地，同時也可以看出兩廣人的勇敢不屈精神。其中，近代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戊戍維新、辛亥革命、北伐戰爭、省港大罷工、廣州起義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發生在廣東；金田起義、鎮南關起義、百色起義、龍州起義等則發生在廣西。兩廣在歷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但多為匹夫的鬥士及民主勇士，如洪秀全，劉永福；梁啟超，孫中山，盧世芹等。很少見文學之大家。同時也出了一個大漢奸汪精衛。兩廣是中國著名的僑鄉。自古以來，漂落到海外的兩廣人不計其數。尤以東南亞為最。兩廣歷史上是不分的。廣東人和廣西人的祖先都為南越之族裔。就是如今的越南，其祖先追溯起來，也屬於南越王之嫡親。兩廣人的外貌長相都趨於相同，就是語言也是大同小異。其身材多為矮小，顴骨突出，目小深陷，鼻扁闊，唇厚而翻。自古兩廣不出美女和偉才。雖如此，但也另有長處，那就是大腦發達，聰慧而圓滑。好於做生意，好於***。但本性自私而狹隘，好張揚，泛於浮誇。雲南及貴州人。淵源於南蠻正統之元謀人族裔。公元前三世紀，庄跤從黔入滇，建立滇國。後被始皇帝所滅。歷史上黔滇不分。對於黔滇的開發從漢朝開始。後在唐宋得到進一步發展。忽必烈南侵略中國，曾封第五子呼哥赤為雲南王。後來朱元璋率領三十萬大軍進入黔滇，給予蒙古駐軍以徹底征服。不過雲南卻殘留有許多蒙族的後裔。清朝的三藩之亂，吳三貴也曾統治過雲南。雲南的歷史名人有個叫孟獲的，被諸葛亮七擒七縱。《義勇軍進行曲》的聶耳，著名學者艾奇思，教育家熊慶來，文學家李廣田等都是雲南人。貴州歷史上的名人為夜郎國的多同。夜郎自大的成語幾乎家喻戶曉。不過，雲貴的歷史名人不是很多，對於大家的出現更是少的可憐。主要局限於多為南蠻少數民族聚集處。所以，是可以預料的了。雲南出美女。尤以少數民族為多。例如阿詩瑪。還有如今正瀟灑於藝術舞蹈及歌壇領域的幾個美女。貴州人雖然略欠。但他們卻把心思放在了釀酒上，出了茅台和董酒。還有草葯的開發上。四川人及（重慶人）。淵源於西南蠻夷之旁支。百越之族類。鼎盛於三國之蜀。衰敗於晉之西侵。因四川及重慶人本無歷史差異。在此，以四川歷史及人物一筆而代過。孰不另行旁類。巴蜀之地號為「天府之國」。物華豐富，人傑地靈。秦漢以來，對四川已經為正式的管轄。明清之後，予以西南蠻荒之地以徹底開發。農業，小商品經濟得以發展。巴蜀可謂是歷史上文化之大省。人才輩出，濟濟一堂。著名的有唐代的詩人李白，杜甫，以及宋代的「三蘇」；戰國著名將領司馬錯，另有宋代農民起義領袖王小波。文學家巴金和郭沫若。朱德，劉伯承，陳毅，賀龍，***等等都是四川人。四川人口眾多，民俗豐厚。但也局限於盆地文化的束縛，從而本性保守，封閉。且好窩里斗。四川人好戰，也好罵。罵人的本事敢和東北人一拼。四川人身材多為矮胖，面寬，鼻塌，眼大，聰明而伶俐。四川人好喝酒，他們的釀酒技術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且名酒繁多。四川人好吃麻辣，所以他們的麻辣火鍋及毛血旺名聞遐邇。
⑦ 評價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時期實行的強制改革
看到這么多人回答，我就有點怕了。最近，在讀這方面的書，不寫幾句心裡癢癢的。
先說一下，變法的內容，結果，經過。我就不說了，到網路去查，那裡有寫得很好了，這里只說自己的觀點。
首先，王安石變法之前是有先例的，那就是范中淹為期一年的變法。我喜歡用北宋的這兩次變法想比較，這樣好像要明白的多一點。
1/范中淹的變法與王安石的變法在初期，在當時都是受到進步之士的支持的。這是他們的一個共同點。
2/范中淹的變法與王安石的變法，都是受到當時皇帝的支持的。
3/兩次變法，兩次都受到進步人士的支持，受到最高管理者的支持，可見，變法是當時勢在必行了。
但是兩次變法都失敗了，為什麼？這跟當時的社會情況是有關系的。我下面的，就從社會情況來分析。
范中淹的變法內容就是「十事疏」，仔細看一下就明白了，十條有大半是要治理吏治的，治腐敗的。這當然，會引起當的社會的反對，宋朝是一個文治的社會，文治是比較容易產生腐敗的，這點，我們讀《水滸》《金瓶梅》就可以看得出來（當然，有人說水滸是小說，就是小說，也可以反映當時的一定的社會風氣。）當是，官官相互，官賊一家。以社會的風氣尚武，鬥狠。腐敗現像可以說是到了不可不治的情況了。你范中淹一治就治走了大多數人的飯碗，這肯定是不行的，當是的反對勢力肯定是要到皇帝佬兒那裡說你的壞話的，沒有辦法，仁宗是不夠硬的皇帝，只好讓范中淹找個理由下台了。法也不變了。
當然，范中淹變法失敗也不全在皇帝那裡，他本身的方法也是有點問題的。他的理論多過方法，執行力有限。這點他的「十事疏」里也有體現，具體可行的方法只有兩點。
現在到王安石變法了，
王安石是個聰明人，他當然不會走范老前輩的老路，所以他的變法，盡量的避開吏治這個問題，而是從經濟著手。致少，少得罪一點人，這樣他的新法的執行力就不行，在上面好好的，到了下面執行起來就變樣了。新法成了地方上的貪官司污吏們剝削百姓的工具了。原來的官吏肯定是不行了，但是又不能治腐敗問題，沒有辦法，他只好另外搞一個執行部門來。我們說宋朝最嚴重的問題中有一個就是冗官。 到了這里，以前支持他的人也開始罵他了，也開始反對他了。
縱始，王安石有很多辦法，但是吏治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新法是很難實行的。
寫到這里又讓我想起了，張居正的變法，張居正在位的十年變法，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變法，張用五年時間來治理吏治問題，用五年時間來改變國家的經濟，使一個快要滅亡的明朝又多活了幾十年
所以說，變法，第一個要治理的就是吏治問題，就是要反腐敗，沒有這個前提，你有再好的法，也是沒有辦法實施的。
結合，我們現在的國情想一想。哎~~~~~~~~~~~
⑧ 你覺的寧波這個城市怎樣有什麼看法啊
移步皆是景，舉目滿眼春。如今的寧波，成了一座花園城市。
近些年，寧波城市建設高潮迭起：改造舊城，治理污染源，拓展交通瓶頸，美化三江六岸……每個項目都是濃墨重彩的大手筆。僅近3年來，城建投資就高達近百億元。
巨額資金從哪來？分管城建的副市長何劍敏娓娓道來：「將政府的調控職能與城市建設的公司化運作有機結合，把城市建設作為最大的產業和最大的經濟增長點來培植發展，把城市資本作為最大的國有資產來經營，對城市土地、設施、環境等資源進行重組、集聚和運營，使城市建設步入『投入—產出—再投入—更大產出』的良性循環。」
土地儲備聚財有道
今年5月20日，寧波國土資源管理局舉行首次市區土地使用權拍賣會。經過激烈角逐，江東區華嚴街地塊從每平方米7000元的起價，一路飆升到1.35萬元，創下寧波商貿辦公用房地價的新紀錄。
位居江邊的華嚴街地塊地勢低窪，台風一來就「水漫金山」，市政府早有心改造。但是，因道路不暢，人口密集，該地塊被開發商視同雞肋。市政府打了個迂迴戰：先將地塊收購進土地貯備中心，然後整治其周圍的環境。僅一年，琴橋如彩虹跨江而立，沿江破舊民宅成了休閑綠帶，「灰姑娘」眨眼間身價倍增。這次拍賣後，政府凈賺土地出讓金3億元。華嚴街周圍正開發的小區也跟著沾光，近萬套商品房尚未竣工就已告罄。
城市規模的拓展，基礎設施的大量投入，使土地成為城市彌足珍貴的資本。對土地資源的資本化運作，是寧波市委、市政府經營城市的一個重要手段。他們在強化城市規劃、對城市發展方向明確定位的基礎上，於去年4月成立城市土地儲備中心，建立起土地儲備制度，先將規劃用地收購進土地儲備中心，然後完善其基礎設施，把「冷」地養成「熱」地，提高地塊身價，再進行公開招標或拍賣。
江北區槐樹路區域過去被工廠、鐵路和散貨貨場分隔，地價低迷。幾年前，這里建起4幢高層商住樓，雖然房價低廉，仍乏人問津。去年，這個地塊被收購進土地儲備中心後，市政府投入近5億元，搬走工廠和鐵路，建起跨江大江，拆除沿江建築改建綠帶，上馬寧波大劇院項目。原先灰頭土臉之地變得風景如畫，開發商接踵而至，多年來賣不動的那4幢高樓也成了搶手貨。
目前，寧波的「土地倉庫」里已儲備400餘公頃的土地，今年計劃開發1�3，政府從中可盈利20億元。何劍敏說，建立土地儲備制度是「一石多鳥」：為城市建設積累資金；按規劃意圖管理城市土地；通過宏觀調控減少房地產市場泡沫；從體制、機制上避免滋生腐敗。
市場運作借雞生蛋
三江交匯的寧波市中心，一個佔地22萬平方米的園林式商業中心———天一廣場流光溢彩，這是目前國內最大規模之一的「一站式」購物休閑廣場。這個項目總投資14億元，政府沒花一分錢，全部通過企業的市場化運作。
天一廣場地塊過去都是低矮破舊的老屋，擠著3400多戶居民和100多家單位，與周圍的繁華鬧市極不和諧。由於開發成本高，這里成了一塊難啃的骨頭。市政府獨辟蹊徑：將此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劃歸寧波城市建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由城投公司以地產抵押，向銀行貸款建設。如今，建成後的天一廣場總價值已超過40億元。寧波城投公司以商業區店面的出租收入償還貸款，預計10年便可收回投資。這個項目，創下寧波大范圍連片改造舊城中不動用財政的先例。
對城市建設實行市場化運作，實現資金投入資本化，也是寧波經營城市的經驗之道。他們把市場經濟中的經營意識、經營機制、經營主體、經營方式等多種要素引入城市建設，將城市資產由產品變為商品，將城市建設由簡單的生產過程變為資本運營過程。
組建寧波城市建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是寧波市場化運作的一個成功嘗試。這個公司由政府授權經營城建資產和對城市建設投、融資，具體操作完全按照市場機制運行。在有效剝離城市資源所有權和經營權的過程中，它承擔了城市「經理人」的職責。
不久前啟動的江北外灘歷史文化街區保護項目，總投資2.5億元，也實行了企業運作的思路。城投公司為此注入3億多元資金，保護恢復街區史跡和風貌，並賦予其商業、辦公、居住、旅遊休閑等多種功能。項目建成後對外出售房屋，企業不但能收回投資，還可獲取一定收益。這一項目較好地解決了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之間的矛盾。寧波計劃將這一模式推廣到更多的歷史文化保護項目中。
盤活存量巧用資本
前些年，寧波建設「六路一橋」時，大膽探索城市投融資機制，率先在全省實施「城市四自」方案（即由企業自行貸款、自行建設、自行收費、自行還貸）。此舉不僅消除了中心城區骨架道路長期以來的「腸梗阻」，每年還可徵收車輛通行費5000萬元左右。
盤活存量資產，是寧波經營城市的又一高招。2000年初，市政府組建寧波城投公司時，將「六路一橋」凈資產作價3.6億元劃入城投公司，既解決了該公司的注冊資本問題，又為城投公司的快速擴張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短短兩年，公司總資產就從當時的注冊資本5.08億元發展到去年底的33.2億元。
存量資產盤活後，城建融資渠道也拓寬了。寧波城投公司的控股上市企業寧波富達公司，去年購進市自來水公司制水廠的資產，並將市區的4個水廠用於配股，通過出售存量資產，變現資金2.2億元用於城市建設，在引進社會資金建設城市上作了有益嘗試。此外，城投公司還積極與國內外銀行接洽，尋找合作機會，僅去年就融資28.6億元。
眼下，寧波正在申請世界銀行貸款建設江東南區污水處理廠，並根據世界銀行要求著手組建排水公司。排水公司的資產包括市區歷年投入的市政管網、泵站、污水處理廠等設施，收取的污水處理費作為公司的收益，由排水公司負責江東南區污水處理廠建設資金的籌措、日常運營及還本付息，今後按規劃建設的城市市政管網、泵站、污水處理廠等也均由該公司負責。
前不久，寧波新一輪的城市總體規劃綱要向社會公示。一石激起千層浪，廣大市民懷著極大的熱情，紛紛為城市建設獻計獻策。一些市民說：「這幾年城市面貌的巨變，讓我們看到了寧波更加美好的明天，我們要為家鄉建設出一把力！」
⑨ 中國不得不去的一百個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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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東新區】 金茂大廈88層觀光廳 上海科技館 上海世紀公園 國際會議中心 上海海洋水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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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區】 大悲禪院 望海樓教堂
【西青區】 天津熱帶植物觀光園 石家大院 楊柳青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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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陽縣】 張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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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縣】 巫山小三峽-小小三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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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區】 小南海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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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人發了這一篇博客！！！我也不知道中國不得不去的一百個景區是哪些？？？我就把它復制過來了。你看著選吧！！！嘻嘻。。。
⑩ 宋史 文言文翻譯 李舜臣
《宋史·李舜臣傳》
【原文】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跡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
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鑒》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兵，而為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飢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
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置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為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為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逾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為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久，小戶猶敷銀本錢，官為償之。天申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
干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余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注釋】
1、少長：稍微年長一點。2、推跡：根據跡象推求；追蹤尋跡。《漢書·劉向傳》：「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後漢書·耿弇傳》：「冀推跡得之，乃並族其家十餘人。」宋歐陽修《論監牧札子》：「臣以謂推跡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3、洞見：很清楚地看到。宋秦觀《兵法》：「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清平步青《霞外攟屑·掌故·陳侍御奏摺》：「聞英夷之千里鏡，可以洞見四十里。」4、根本：事物的根源或最重要的部分。5、慨然：感情激昂貌。漢李陵《答蘇武書》：「慰誨懃懃，有逾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後漢書·黨錮傳·范滂》：「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宋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6、視師：謂督率軍旅。《國語·晉語三》：「公御秦師，令韓簡視師。」唐柳宗元《平淮夷雅·皇武》：「錫汝斧鉞，其往視師。」明唐順之《祭祖廟文》：「順之欽承敕命，視師浙直。」郭希仁《從戎紀略》：「是日余與劉俊生赴店張視師。」7、乘輿：亦作「乘轝（shèngyú）」。古代特指天子和諸侯所乘坐的車子。《孟子·梁惠王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漢賈誼《新書·等齊》：「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盪水》：「惠帝征成都王穎……乘輿頓地，帝傷三矢。」唐杜甫《朝獻太清宮賦》：「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泛指皇帝用的器物。漢蔡邕《獨斷》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後用作皇帝的代稱。《史記·封禪書》：「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漢蔡邕《獨斷》上：「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或謂之車駕。」《新唐書·段秀實傳》：「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蒼卒，當諭眾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康有為等《上清帝第二書》：「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棄民者，為保都畿，安乘輿也。」8、無以：沒有辦法。9、監：通「鑒」，鑒戒；教訓。10、厭：通「饜」，滿足。11、奉行：遵照實行。《孔子家語·六本》：「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宋蘇軾《應詔論四事狀》：「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為國斂怨。」12、文字：文書；公文；案卷。宋范仲淹《耀州謝上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宣和遺事》前集：「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晁蓋幾個。」《秦並六國平話》卷上：「各路州縣接得文字，得知韓王被虜，諸將皆亡，未免具降書投降。」《古今小說·簡帖僧巧騙皇甫妻》：「錢大尹看罷，即時教押下一箇所屬去處，叫將山前行山定來。當時山定承了這件文字。」13、下第：下等；劣等。漢王充《論衡·程材》：「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後漢書·獻帝紀》：「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晉書·杜預傳》：「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宋史·蔡幼學傳》：「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14、大侵：亦作「大祲」。嚴重歉收，大飢荒。《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范寧註：「侵，傷。」楊士勛疏：「大侵者，大飢之異名。」唐柳宗元《貞符》：「歲丁大侵，人以有年。」元龔轍《逃荒別》詩序：「丁未大祲，殍殣蔽野。」15、鉏棘：鋤頭木棒。鉏（chú），古同「鋤」，鋤頭。棘，酸棗樹，這里指木棒。16、慰勞：慰問犒勞；慰安問候。《後漢書·西域傳序》：「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唐趙元一《奉天錄》卷二：「戰士多損傷，皇太子親為封裹，巡城慰勞。」清楊賓《納木窩稽》詩：「魂魄已莫收，童僕徒慰勞。」17、撫師：撫慰軍隊。《漢書·李廣傳》：「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唐韓愈《平淮西碑》序：「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馬其昶校註：「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18、辟：徵召。19、風化：教育感化。語出《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鄭玄箋：「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漢書·禮樂志》：「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明史·廣西土司傳一·慶遠》：「各村寨皆置社學，使漸風化。」20、慈孝：孝敬。《國語·齊語》：「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教子》：「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清戴名世《朱烈女傳》：「道新每為人言其姑慈孝類如此。」21、友恭：指兄弟間相處的准則。兄應友愛，弟應恭敬。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22、間：偶爾；間或；有時。23、詣學：指清朝帝王親臨太學視學。《清史稿·世宗紀》：「辛酉，詔臨雍大典，改幸學為詣學。」參閱《清史稿·禮志八》。這里指到學府。24、講說：講述解說。《普曜經·說法門品》：「是為八百法曜法門，菩薩大士臨降神時，為諸天子講說此法。」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四：「（孫奭）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25、邑士：本縣士人。元揭傒斯《廬江縣學明倫堂記》：「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盧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琮、薛興宗。」26、預貸：指在青黃不接的季節預先向官府借貸糧食錢物等。27、積逋：指累欠的賦稅。亦謂積欠賦稅。《宋史·儒林傳七·魏了翁》：「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化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明歸有光《馬政蠲貸》：「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明史·呂維祺傳》：「擢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設會計簿，鉤考隱沒侵欺，及積逋不輸，各數十百萬，大者彈奏，小者捕治。」清龔自珍《明良論一》：「今若此，殆非所以飾四方之觀聽也！謂外吏富乎？積逋者又十且八九也。」28、病：苦於。29、勸糾：勸勉糾正。30、低昂：高低；高下。31、久近：長短。32、義役：宋以後的一種徭役形式。《宋史·食貨志上六》：「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為義役，眾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宋史·謝諤傳》：「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為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為便。」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義》：「近時州縣眾力共給役曰義役，皆與眾同之意。」33、期年：滿一年。34、銀坑：產銀或鉛、銻的礦坑。唐章孝標《送張使君赴饒州》詩：「日暖提筐依茗樹，天陰把酒入銀坑。」宋葉適《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35、小戶：貧苦人家；社會地位卑微的人家。《宋史·趙必願傳》：「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羅錢三萬緡有奇。」明朱朴《苦哉行》：「虛名及小戶，米入官家倉。」清朱佐朝《吉慶圖·鄰契》：「怎奈他出身小戶，未習閨風。」36、天申：即天申節。南宋以高宗的生辰（農歷五月二十一日）為「天申節」。宋葉適《崇國趙公行狀》：「州以天申節銀絹抑配於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抑其配。」宋周密《武林舊事·乾淳奉親》：「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聖節……車駕率皇後、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並詣宮上壽。車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傳旨減拜行禮。」《宋史·高宗紀一》：「（建炎元年五月）乙未，以生辰為天申節。」37、助賞：不詳其義。38、煩民：擾民。39、干辦：謂干練能辦事。唐李翱《與淮南節度使書》：「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而不講，干辦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連賢。」《金史·章宗紀二》：「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干辦為上。」明謝肇淛《五雜俎·事部二》：「海公精力干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議沸矣。」40、執政：掌握國家大權的人。《左傳·襄公十年》：「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宋王安石《沉內翰墓誌銘》：「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41、治忽：亦作「治曶」。治理與忽怠。《書·益稷》：「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孔傳：「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三國魏阮籍《樂論》引《書·益稷》作「治曶」。宋葉適《謝除堤舉上清太平宮表》：「宓以鑒觀治忽，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為盛。」一說「忽」讀為「滑」，義為「亂」。「治忽」即「治亂」。參閱清王引之《經義述聞·尚書上》「在治忽」。42、筆削：謂對作品刪改訂正。宋歐陽修《免進五代史狀》：「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為成法，臣豈敢當。」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三：「吾後見魯公與文正公二父相與談往事，則每雲詩書蓋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明尹直《蹇齋瑣綴錄》：「國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香港興中會宣言附言》：「右為《香港興中會宣言》，其措詞與《檀香山興中會宣言》相同，僅有字句之筆削而已。」43、學者：求學的人。44、二府：漢代稱丞相與御史。《漢書·劉向傳》：「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顏師古注引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後漢書·何敞傳》：「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章炳麟《秦政記》：「武帝以降，國之輔拂，不任二府。」宋代稱中書省和樞密院。《宋史·職官志二》：「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宋王安石《父制誥》：「踐更二府，執國機要。」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一：「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蒼猝，二府猶張蓋搭狨坐而出，軍民有懷甎狙擊黃相者。」明、清兩代同知（知府的副職）的俗稱。《儒林外史》第25回：「我在安東做了兩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轉了個二府，今年才升到這里。」《兒女英雄傳》第13回：「這里的二府就合茌平的這位胡太爺是兒女親家。」這里指中書省和樞密院。
【譯文】
李舜臣，字子思，是隆州井研縣人。四歲時就知道讀書，八歲時就能寫文章，稍微年長一點就博古通今，根據跡象推求歷朝歷代的興廢規律，很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根源，感情激昂有大濟蒼生的志向。
紹興末年，張浚江、淮地區督率軍旅，李舜臣響應皇帝的詔令上書，說：「皇帝不出京親臨，沒有辦法確定大計，皇帝應該臨幸武昌。」又說：「江東在六朝時期都曾經戰勝過北方，但是最終都不願意乘機奪取天下，這應當成為今天的教訓。」於是著成《江東勝後之鑒》十篇上奏朝廷。後來李舜臣考中乾道二年進士。當時朝廷已經和金人休戰了，而做宰相的更加不能滿足天下百姓（收復失地）的願望。李舜臣在殿試的對策中論述了金人是大宋的世仇，根本沒有議和的道理，宰相和大臣們不應當把遵照執行文書為職業。考官很厭惡他，就把他降到了下等，調任為邛州安仁縣主簿。有一年大飢荒，成百上千的飢民拿著鋤頭木棒大聲呼喊，響聲震動縣鄉城鎮，縣令非常害怕，關起門來不敢見人，李舜臣說：「這些飢民不是強盜，為什麼要害怕呢？」馬上出去慰勞安撫並遣散了那些飢民。
（李舜臣）做成都府教授，當時虞允文到關上撫慰守軍，將李舜臣徵召到他的幕府，因有人舉薦（李舜臣）改授宣教郎，任饒州德興縣知縣，（李舜臣在任內）特別推崇教育感化。當地百姓中有一個母子兄弟連年打官司卻沒有定案的官司，李舜臣就給他們講說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理，最終讓他們母子兄弟和睦如初。他有時還親自去縣鄉的學堂為學子們講述解說經義，縣里的士人都稱他為「蜀先生」。李舜臣免除了老百姓以前預先借貸的錢糧等，並償還了前任官員長期拖欠的稅款三萬緡。百姓為繁重的差役所困擾，李舜臣就到各個鄉鎮勸說糾正役法，把以納稅的高低來定役期的長短改為「義役」。經過實行一年的「義役」，百姓感到非常便利。產銀或鉛、銻的礦坑雖然已經廢棄了很久，貧苦人家還要上繳銀本錢，這些官府替他們償還。天申節需要上交的大禮以及置備軍械所需要的款項，都不來擾民。
經辦諸司審計司事務非常得力，升任宗正寺主簿，主持重修了《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剛被重用時，一定十分謹慎地改寫，有人說除非執政大臣同意去除，這種情況不應改變。李舜臣說：「治理與忽怠關系重大，怎麼可以拘守常法呢？」他所刪改訂正的文字都類似這種情況。李舜臣尤其精通《易經》，他曾說：「《易經》起於畫卦，一切理事和象數，都憑借畫卦來體現，舍棄畫卦來研究，不是真的懂《易經》。畫卦從中起，乾、坤兩卦中畫卦為誠敬之意，坎、離兩卦中畫卦為誠明之意。」李舜臣著有《易經本傳》33篇。朱熹晚年，常常對求學的人每為學者稱道這本書。李舜臣所修撰的書有《群經義》8卷、《書小傳》4卷、《文集》30卷、《家塾編次論語》5卷、《鏤玉余功錄》2卷。他的兒子有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後來李舜臣）因為（他的幼子）李性傳官至中書省和樞密院高官，被朝廷追贈太師、追封崇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