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浙江省不良贷款余额

1. 2014年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是多少

2014年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1.6%。
截至2014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091家，资产总额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负债总额160.0万亿元，增长13.3%;不良贷款余额1.4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60%，保持在较低水平。
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不良贷款是指在评估银行贷款质量时，把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2. 浙江某银行行长登山遇难了吗

据温州报道，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周瑞谷于3月3日上午在登雁荡山百岗景区百岗峰时失足跌入峡谷，不幸遇难。目前，浙江稠州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稠州银行”）总行已经成立周瑞谷同志治丧委员会。

一位接近稠州银行总行人士向澎湃新闻证实了周瑞谷遇难的消息。稠州银行总行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并无进一步的信息可以透露，“等明后天吧”。

官方资料显示，稠州银行前身系浙江省义乌市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于1987年6月25日，2005年完成股份制改造，2006年由地方城市信用社改建为商业银行。该银行致力于做小微企业和市场商户的商贸金融伙伴，从扎根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到全面进入长三角经济圈核心区域。银行下设义乌管理部及金华分行、丽水分行、杭州分行、上海分行等13个分行，以及义乌佛堂、杭州西湖、上海嘉定、宁波慈溪等112个支行。

根据稠州银行披露的2018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显示，2017年末，该银行全行资产总额为1865.09亿元，较年初增加282.87亿元，增幅17.88%；全年实现净利润14.28亿元，同比增加0.60亿元。资产质量和监管指标方面，截至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为9.98亿元，不良贷款率1.39%；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34%、9.37%，较年初提高1.32个百分点和0.67个百分点。

3. 浙商银行宣布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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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www.wangluoliuxing.com日期：2022-05-18

文|AI财经社张梦依
编|陆佳

浙商银行再度迎来多事之秋。9月初，银保监会官网披露，浙商银行宁波分行因个人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贷款管理不审慎，收到一张160万元的罚单。这张罚单披露不久后，华兴银行声称，该行原党委书记张长弓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并已离职，并清空了官网中有关张长弓的所有介绍和动态。而张曾担任浙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一职。
今年以来，浙商银行的人事调动亦颇为频繁，行长、副行长、监事等高管职位均经历了“换血”。与此同时，浙商银行还多次受到监管处罚，并多次踩雷。财报显示，其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已经连续三年呈上升趋势，资产质量也逐渐劣变。
频频踩雷，坏账连年走高
在业内看来，浙商银行在各大股份行中风格比较激进，还曾在不少爆雷企业身上栽过跟头。今年8月，康美药业专门设立了债委会处理债务事宜，银行占据其中大头。据《关于选任和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公告》显示，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揭阳分行均在债委会文件名单之列，浙商银行直接申报的债权近19亿元，“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浙商银行”对应债权接近15亿元，“浙商银行专属系列理财产品”申报金额超过6亿元，合计接近40亿元。
此外，2018年以来，新光控股、银亿股份等浙江民营企业相继出现债务违约、质押危机等情况，浙商银行也被牵涉其中。新光控股爆雷事件中，浙商银行申报贷款+股票质押+持有债券的总金额为23.21亿元。银亿股份债务违约一事中，债权单位中也出现了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的名字，涉资一亿元。
更不幸的是，2019年12月，千亿校企北大方正突然出现债券违约，后被北京银行申请破产重整，浙商银行借给该公司的20亿元款项也无望收回，为了讨债，浙商银行将北大方正集团大股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偿还共计20.45亿元的本金及利息。
反映在财报上，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双双呈上升态势，资产质量存在一定下行压力。财报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上半年，浙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2%、1.37%、1.42%、1.5%，是今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的上市股份行。

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也持续上涨，同期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104.14亿元、141.47亿元、170.45亿元、191.39亿元。在不良双升的压力之下，浙商银行的拨备覆盖率逐年递减，从2018年的270.37%降至2020年的191.02%，截至2021年6月末，该行的拨备覆盖率已降至180.24%，拨备计提压力犹存。
高管腐败频出，曾收亿元级罚单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12月，原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顾清良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250万元人民币。而近年来落马的浙商银行高管不止这一位，经调查，2008年至2013年12月期间，浙商银行原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张淑卿利用职务便利，骗取数额特别巨大的公共财务，因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300万元。
2020年10月，“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微信公众号称，现浙商银行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原副行长邹建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浙江省纪委监驻浙商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大庆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了解，邹建旭于2016年6月进入浙商银行系统工作，曾先后任职浙商银行深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以及浙商银行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

高管问题层出不穷的同时，浙商银行的高管队伍也频繁更换。今年6月7日，浙商银行三大行长纷纷辞去职务，浙商银行徐仁艳辞去执行董事、行长、战略委员会委员及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徐蔓萱辞去副行长职务;刘贵山辞去副行长及首席风险官职务，辞职理由均为“工作安排需要”。
同时，浙商银行的监事也出现大换血。今年1月5日，浙商银行选举潘建华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6月16日，浙商银行又宣布增补郭定方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7月15日，因监事会换届，于建强先生不再担任浙商银行股东监事、监事长。同日，郭定方成为浙商银行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今年9月9日，浙商银行监事会收到监事职工王峰的辞职报告，辞职理由为工作需要。
此外，浙商银行还多次受到监管重罚。2020年9月4日，浙商银行因31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罚1.012亿元，该行的7名责任人员也被处以警告处分，并被处以30万元罚款。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不良资产虚假出表、通过违规发售理财产帮助交易对手实现资产虚假出表等。而2021年以来，浙商银行又收到银保监会8张罚单。
今年6月，浙商银行还因存在重大疏漏，遭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自律处分。公告显示，浙商银行作为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在为海城市金财土地房屋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中介服务过程中，存在多项违反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规则的行为，在募集资金用途监测、用途项目及偿债保障措施尽职调查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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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余额

我是农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就是指你还有多少不良贷款没有换上，望采纳

5. 贷齐乐系统的贷齐乐前景

部分观点实录：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5月末不良贷款余额近700亿元，其中有40%企业贷款为互保贷款，引爆民营企业的危机。浙江省商院的数据也反映了由于互保贷款，使得民间借贷案例创5年新高。互保贷款引发的纠纷，与小额借贷引发的纠纷是不相同，前者是在正常的渠道由于银行系统缺陷所造成的，而后者是灰色地带；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将企业打包一起互相担保，这种互保联保的担保贷款方式，在经济低建情况下，其金融风险是很大的。相关区县政府应协调相关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设置“防火墙”，不使优质企业受到影响。”但是地方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市场博弈，银行未必会听地方政府，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只能采用行政手段用财政资金介入，这种情况是需要引为重视的。

6. 2008-2014年四大行不良贷款环比，同比的比较，看趋势情况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

银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461亿元，较年初增加541亿元，不良贷款率1.04％，较年初上升0.04个百分点，达到近三年来最高水平。
这一比例下半年或还将上升。业内人士认为，在2009年大规模的信贷投放之后，目前已进入第五年还本付息期。此前累积的地方平台和地产风险或逐步显现，钢贸等过剩行业的贷款风险还未完全暴露，经济下行压力亦将波及银行资产质量。
部分地区和行业不良贷款增长快
相较于银监会披露的1.04％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值，银行一季报显示，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两家超过均值，农行和交行一季度不良贷款率分别达到1.22％和1.09％；建行一季度不良贷款猛增55亿元，1.02％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均值。
部分中小商业银行一季度的不良贷款增长更快。一季度业绩增幅最高的平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81.05亿元，增幅7.47％；兴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14.52亿元，比年初增长10.85％。
去年以来，部分地区、行业领域的不良贷款增长堪称触目惊心。以民营经济、出口加工及国内外贸易为特色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成为“不良”爆发的“高危地带”。
一位商业银行人士告诉，据内部同业估算，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去年在浙江地区的不良损失已覆盖其从2003年进入浙江省后十年以来的利润总额。
“目前看来，今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银行人士表示。
以不良重灾区之一钢贸行业的相关贷款为例，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此前表示，2014年将是钢贸风险大面积爆发的一年。钢贸类贷款的情况跟其他行业有很大不同，其损失率非常高，若短期内全部暴露，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会急剧上升，对上市银行来说难以接受。所以，银行采取各种措施，体现在不良率上应该说有一定程度保留，2013年并没有完全暴露，而损失状况最终可能在2014年基本暴露出来。
银行不良贷款小幅上升或是趋势
2008年至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金融机构进行了大规模信贷投放，大部分贷款为5年期，到今年进入了集中还本付息期。
“一家银行支行行长告诉我，他在2009年的时候给地方政府贷了一笔款，有一个项目，是一个县级平台，他当时贷出1.5亿，这个项目当时评估是3亿左右，怎么审查都是合格的。到了今年要还钱了，肯定还不了，这谁都知道。那怎么办？需要重新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8亿，贷3亿。这3个亿就有问题了，这3个亿是怎么做的？其中1.5亿是还本，就是2009年那笔贷款的还本，还有5千万是还息，真正投入到这个项目里面的就只有1个亿。”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融资数额大、回本期限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而言，“借新还旧”是维持资金链的一个常用手段，保证企业融资链不断裂也部分符合银行利益,但也暴露了部分平台陷入资金紧缺、存在还本付息困难的窘境。下半年，随着这部分贷款大规模进入还本付息期，银行资产质量将面临大考。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认为，下半年银行不良贷款有可能延续，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贷款、地方融资平台以及一些产能过剩行业比如重化工业、钢铁、水泥等，“毕竟未来房地产要调整、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依靠高投资模式要转变，相关的这些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会带来行业内的洗牌，因为产能过剩是总量过剩，有一些经营能力差的企业，有可能会出问题，但并不是全行业都不行了。”郭田勇表示。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为，“下半年银行不良贷款会小幅上升，现在产能过剩调整还没有完成，还有一部分潜在的风险有暴露的可能性。在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小幅上升会是一个趋势，目前看还在安全定义之内。”
他认为，不良贷款将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周期性行业以及小微企业，行业和地区分布的特征还会延续。
暂未施压业绩 核销或加快
曾刚认为，目前尽管不良贷款在上升，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水平仍在可控范围之内，继续小幅上升也不会超过银行风险承受能力，目前还没对银行形成太大考验。
“一季度发布的上市银行年报显示，看起来尽管不良资产规模在上升，但他们的利润情况还可以，一些银行利润增速降低，另一些其实在快速增长。最快的平安银行增速超过40%。整体来看银行业利润保持不错的增长速度。有盈利意味着有风险抵御能力，利润可以用来弥补风险。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入，资产质量还存在潜在的风险，从银行的角度来讲，在今年要管控好风险，尽量对一些不良资产加快处置速度。”曾刚表示。
“目前拨备率还很充裕，上市银行基本在200%以上，短期内还不会影响到当期利润水平。增长速度可能会有影响，但增长速度不完全取决于资产质量。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速度也在下降，受利率市场化加速，银行利差收入在收窄，这也是导致利润收窄的重要因素。资产质量还没有恶化到冲减当期利润的地步。”曾刚表示。
“银行业绩以前增速较快，现在下降也是很自然的。银行在整个国家并不是高增长类的行业，盈利情况大致跟GDP相当或者比GDP高一点，未来可能还会下降。”郭田勇表示，“未来贷款增速如果加快，就要增加拨备，业绩当然就会受影响，这种情况下对银行的业绩影响就会比较大。”

7.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特点有哪些

不良贷款即有问题的贷款，是指借款人不能够按照之前的贷款合同正常对商业银行偿还本金与利息。具体而言,不良贷款一般包括呆帐贷款、呆滞贷款和逾期贷款三类。呆账贷款是指是指借款人宣告破产，清偿之后，能无法还清的贷款。呆滞贷款一般是指逾期2年及2年以上仍无法偿还的贷款。逾期贷款是指超过规定期限无法偿还的贷款。
从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资料分析，我国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有以下特点。
不良贷款总量巨大，并且呈现增长速度。我国商业银行截止2014第一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6461亿元、比年初增长541亿元，增长4%，不良贷款占1.04%，达到最近几年最高，五大银行中农行和交行均超过均值，建行第一季度增长金额高达55亿元。
金融企业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是纷繁复杂的，一般认为，主要是由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而我国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却不同，有以下几方面。
1.政府不合理干预。主政府不合理干涉导致信贷活动不能正常运行，经济金融市场混乱，存在潜在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或地方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国家意愿进行贷款，一是有要求银行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发展。
2.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
(1)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不够明确，且缺乏相关法律保障，监督机构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对金融市场了解甚少，信贷管理水平落后，无法与国际金融接轨。
(2)执法不严。执法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相关部门对执法过程进行干预，影响了公正;有的部门存在着不按照法律执行、不严格执法等情形，致使国有银行无法维权。
3.企业盲目投资。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顾自身经营状况和承受能力，盲目进行投资，从而造成了不断加大的负面效应。很多企业经常通过一些关系从商业银行里获取贷款，但是后面又没有资金了，再继续贷款，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一旦无法及时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这将危及到企业的正常运行，也使得银行可能无法收回贷款。另外，由于企业没有对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管理，使得无法达到预期的收益率，甚至发生亏损的现象，无法保证偿债能力，促使增加的贷款形成为不良资产，贷款有继续增加的趋势。
4.缺乏有效金融监管机构。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监管机构很少，且大部分只是规范化监管，基本不进行风险性管理。规范化监管对市场反应不敏感，实施措施常常滞后，不能有效防范风险;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力度不强，对相关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不够重视，大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外部监管，尤其是没有明确商业银行相关部门职责，以及对其职责实施情况没有进行有效监督;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监管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检查，相关监管人员仅仅按照上级要求，进行检查工作和报表统计，走的是“流水线”“形式化”，缺乏有效性和防范性;金融监管机构队伍中，一些工作人员素质水平不高也导致很多问题。

8. 浙江工业企业 贷款平均利率

平均利率为6.02%
1. 2019年12 月，浙江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02%，同 比下降0.08个百分点。
2.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 5.26%，同比下降0.27个百分点，其中，大、中、 小微型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分别为4.76%、5.13%和 5.63%，同比分别下降0.17个、0.40个和0.26 个百分点。
3.企业贷款利率稳步下降。高效稳妥推进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在浙江落地，LPR 改革推动“降成本”效果持续显现。
3.12 月浙江省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26%，同比下降 0.27 个百分点。四是银行业稳健运行，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4.浙江省银行业本外币资产和负债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11.3%和 11.2%，增幅同比分别提高 3.2 个和 3.7 个百分点。银行业资产质量好转，年末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分别比年初减少 99.1 亿元和下降 0.24 个百分点。

9. 信用社不良贷款净下降额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时点余额与基期余额的轧差。举个例子。2014年末信用社不良贷款余额为1亿元，2015年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为8000万元，那么不良贷款经下降额为2000万元。

10. 目前乡村金融的规模如何

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