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如何更好地加强不良贷款，风险贷款清收处置
面对今年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困难、不良贷款余额增加的情况，工行泰安分行强化措施，加强与多方债权人协调形成合力化解清收难题；提高不良贷款抵押物拍卖效率；提高支行不良贷款清收处置积极性；确保完成全年不良贷款清收处置任务。
一、加强与多方债权人协调,形成合力化解清收难题。由于该行不良贷款的借款人往往有多个债权人,经常出现一个抵押物多家查封的情况,影响了清收处置速度。为此该行仔细分析各家查封人与借款人借贷关系、抵押物状况、查封顺序等，认真制订清收处置策略。主动与其它查封人交流，共同商讨抵押物处置方式，起到较好效果。目前该行正与外省债权人、其它金融机构加强联系，通力合作，近期将共同拍卖一大额个人不良贷款的抵押物，预计将收回已劣变7年的不良贷款800余万元。
二、积极招商，着力提高不良贷款抵押物拍卖效率。该行不良贷款抵押物大部分已进入拍卖阶段，鉴于拍卖难这一难题，该行通过媒体、各方面渠道多方招商，采取面谈、多方了解等方式掌握参与拍卖者的真实购买意向，认真筛选，加强与有真实购买意向的购买人沟通联系，加快拍卖速度。经过努力，现已确定3户不良贷款抵押物的购买者，拍卖后将收回不良贷款2800余万元。
三、严格考核，提高支行不良贷款清收处置积极性。该行对不良贷款余额控制施行双线考核，由风险管理、计财部门分别对支行不良贷款余额控制、不良贷款新增户数、不良贷款新增金额、清收处置金额进行考核，由于双线考核力度大，增加了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在支行绩效考核得分中的比重，提高了支行清收处置不良贷款的积极性、主动性。
Ⅱ 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两个名词有无区别
有，不良贷款是指某笔贷款，不良贷款余额是指某笔贷款的不良金额
Ⅲ 不良系统内存款账户有余额存在的风险点是什么
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外部环境压力明显增加，融资条件收紧、部分房企爆雷导致房地产风险暴露，房地产对公贷款质量明显恶化，对公不良贷款明显“双升”。
本刊特约作者 方斐／文
近期市场对房地产领域风险担忧加剧，对房地产可能的应对举措和稳增长的政策预期略悲观，加上对经济基本面的担忧加剧更增加了对房地产风险的悲观预期。实际上，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外部环境承压，部分房企违约风险暴露，银行的房地产对公不良贷款也明显“双升”，投资者担心房地产冲击银行资产质量。不过，尽管房地产贷款风险上行需要重视，但从总量角度来看，对银行总体资产质量影响有限，而龙头银行当前的资产质量处于历史最佳状态。
房地产风险敞口究竟几何
近期市场对于房地产领域相关风险有一定程度的担忧，从披露相关数据的上市银行2021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可能涉及房地产领域的相关风险敞口可以从狭义和广义菱格角度来分析。
首先看狭义敞口，主要是指贷款，2021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共计7.89 万亿元，占总贷款比重的为6.65%，加上零售按揭贷款共计32.65万亿元，占总贷款比重约为27.56%，两者合计占总贷款、总资产的比重约为34.2%、18.4%；其次看广义敞口，包含表内外非标贷款，其中，表内非标投资中或有部分资金流向了房地产领域，2021年上半年，上市银行非标投资金额共计5.62万亿元，占总资产的比重约为2.55%，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非标投资占比较低，分别为0.68%、4.86%、3.40%，而城商行占比相对较高，达到10.22%；在表外理财中也有一定资金通过非标投资流向了房地产领域。上市银行目前披露的数据有限，而上半年理财协会数据显示，理财资金中投向非标的规模约 为3.75万亿元，约为3.5万亿元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1%。
值得注意的是，非标投资并非所有资金都投向房地产，一般银行资产投向的风险偏好较为一致，如果某家银行信贷业务中地产相关贷款占比较高，那么非标投资中相关业务的占比也往往相对更高。此外，国盛证券统计的非标项目的统计口径为金融投资中底层资产为信托、资管、理财、类信贷（或票据）、未明确归类的权益类投资、ABS的部分。经过多年的监管调整，很多产品的实际投向为标准化的债券类资产。且项目类非标产品的投向除了地产以外， 还包括基建等，以上数据仅为粗略统计。
从信用风险的角度来看，按揭贷款具有强抵押和相对分散的特征，风险较为有限，历史数据显示，上市银行按揭贷款不良率基本在0.5%以下，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关注的房地产信用风险主要是对公房地产贷款及表内外非标。
上半年，老16家上市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为1.8%，相比2020年提升了0.41个百分点。最近两年，银行报表房地产不良率有所提升，这一方面来自于房地产政策相对收紧，房企经营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也有银行主动加大表外资产转表内力度（部分确认为不良并消化）、不良贷款确认标准趋严（上半年上市银行不良/逾期已达到104%）的因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银行之间的分化较大，重点需要关注的领域主要是各家银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最直接的信用风险敞口）、表内外非标中投向房地产领域的情 况以及拨备垫情况。过去几年，大多数银行加大了表内外、信贷与非信贷资产的拨备计提力度，到2021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已提升至225%，广义拨贷比（资产减值准备/（贷款+非标））达到了3.17%，应对房地产相关风险抵御能力也更强。我们可以以招商银行为例，其对公房地产贷款规模、非标投资分别为4045亿元、2739亿元，而其信贷+非信贷拨备池为2397亿元、274亿元，即便其房地产相关资产不良率达到 10%，其拨备池也可以完全覆盖、消化。
分个股来看，经营更加市场化、主要业务与战略方向不在房地产领域、且拨备充实的优质银行相关风险敞口或更小，风险也更为有限。如招商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仅为7.5%，非标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3.08%；宁波银行按揭、房地产贷款占比仅为4.3%、4.6%，明显低于其他可比银行。招商银行、宁波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则分别高达 439%、510%，广义拨贷比达到了4.72%、3.3%。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疫情后，银行业大力处置不良资产，截至2021年6月末，41家A股上市银行的合计不良率降低至1.41%，较2020年年末下行7BP，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房地产对公贷款的质量明显恶化。东吴证券统计完整的2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显示，房地产对公贷款不良“双升”，合计不良率从2018年年末的0.93%上升至2021年6月末的1.77%，拖累总体资产质量。相比之下，个人住房贷款的资产质量仍然优异，与对公房地产贷款差别明显，数据完整的18家上市银行2021年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双降”，多数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都回落或保持低位。因此，我们强调房地产贷款的风险敞口主要集中在对公贷款，这从另一侧面证明对个人住房贷款的资产质量无需担忧。
融资条件收紧、部分房企爆雷导致房地产风险暴露，房地产对公不良贷款明显“双升”，拖累资产质量。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外部环境压力明显增加，尤其是高负债率的激进型房地产公司经营困难，公开市场中涉及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也频繁发生。对于银行而言，部分陷入债务违约的房地产公司难以偿还本息，同时从贷后管理的角度来看，银行也会主动考量市场环境，将有潜在风险的房地产公司贷款纳入关注类或不良贷款的口径，因此，房地产对公贷款的不良“双升”是必然情形。此外，“两道红线”严格限制房地产贷款额度，导致融资难度加大，而融资条件收紧的预期形成后，各家银行审批贷款也会更审慎，从而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公司的现金流压力。东吴证券根据2021年6月末的财务指标估算，仍有15家上市银行未来需要继续降低房地产贷款占比，据此判断，房地产对公贷款将进一步降速甚至收缩。
截至2021年6月末，41家上市银行的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仅为6.35%，尽管不良贷款突增，但对上市银行总体资产质量的影响有限。以26家数据完整的上市银行为样本组合，截至2021年6月末，总不良贷款金额中7.2%是房地产对公贷款，其实多数银行的房地产对公贷款对不良的贡献度并不高。根据测算，如果下半年样本银行的房地产对公不良贷款总金额再增加50%，同时合理假设2021年年末总贷款环比6月末增长3%，则对总不良贷款率的边际提高幅度仅为1BP，即便在极端假设下，房地产对公贷款的不良金额翻番，对总不良率的边际提高幅度也只有6BP。
银行涉房业务风险整体可控
最近几个月，由于不断有房地产企业出现债务危机，使得市场担心房地产债务风险可能对银行造成拖累，那么房地产风险对银行的冲击究竟如何，我们可以重点分析涉房业务风险对银行的影响。
银行参与房地产业务融资方式包括表内贷款、房地产债券、非标及相关ABS等。涉房类贷款是银行表内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6家银行为例，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对公房地产贷款余额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合计占总体贷款余额的比例为33%。从全行业来看，央行披露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二季度末，中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为50.78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为27.37%。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2.3万亿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36.58万亿元。非贷款部分如果参考招商银行披露的房地产广义口径风险业务余额结构，非贷款部分规模与贷款部分比例约为1:1，可以估算房地产非贷款的部分风险业务敞口可能为12万亿元左右，与贷款部分合计敞口或约63万亿元。
总体来看，截至2020年年末，银行通过表外理财参与房地产融资的规模可能不高于2.7万亿元，占整体银行理财的比例可能不高于10.43%，占同期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或不足1%。
我们先对银行贷款部分进行分析。银行在表内通过信贷投放参与房地产融资。占比较高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部分一直是银行优质的信贷资产，不良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个人住房贷款的优点是客户分散（风险分散）、抵押充足（房产本身价值较高）。对公房地产开发贷款容易受周期波动的影响，隐含较大的风险。受近些年宏观经济增速换挡、经济发展动能切换以及政策持续趋严等因素的影响，对公不良率有所抬升。
天风证券拟测算在房地产业务风险暴露时，银行不良率和拨备覆盖率的变化程度，用来评判银行是否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具体思路如下：首先，综合观测周期和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暴露节奏，以年度为频率估测银行业贷款不良率的变化。悲观估计，考察最坏情形，假设银行业涉房贷款不良率的上升幅度达到历史上的年度峰值。具体峰值参考2007-2021年上半年末银行业的数据，对公和个人涉房贷款不良率最大增幅分别取39BP和10BP。
那么，对公和个人涉房贷款合计新增不良余额可能为844.97亿元。静态测算下，银行业不良率最多抬升5BP、拨备覆盖率最多下滑5.68个百分点至187.55%。即在我们相对悲观估计下，银行拨备仍然厚实，抵御风险能力充裕。即便非涉房类贷款不良率上升，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仍然可观。考虑到房地产行业涉及上下游企业较多，我们将假设进一步拓宽至全部信贷资产，仍然按照前述思路进行测算。假设对公和零售贷款不良率上升幅度达到历史年度峰值，即两者分别上升60BP和18BP。静态测算下，银行业在最坏情况下不良率最多抬升53BP，拨备覆盖率最多下滑44.62个百分点至148.61%，略低于150%的传统红线，但仍高于7号文规定的120%的监管底线。
由于上市银行具备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下面我们以40家上市银行个股为例，即将前文测算思路应用至上市银行，来分析银行个体是否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测算方法大体一致，我们测算上市银行在最差情况下的风险承受能力。
以上市时间较长的16家上市银行为参考标的，分别选取其不良率历史上的年度最大增幅。对该类最大值进行算术平均，以此作为上市银行不良率的最大可能增幅。即评判历史最坏情形下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结果为对公和个人涉房类贷款不良率上升幅度最多为97BP和13BP。
由此可知，在悲观估计下对公和个人涉房贷款合计新增不良余额最多为1192.24亿元。静态测算下，银行业不良率最多抬升10BP，拨备覆盖率最多下滑14.24个百分点至 211.02%。上市银行整体仍保持较强的风险抵补能力。在该情形下，只有4家银行拨备覆盖率降至150%以下，但仍高于120%。
悲观测算下，上市银行风险承受能力仍然较强。延续上述测算思路，假设非涉房贷款不良率受到涉房类贷款拖累，我们同样将假设进一步拓宽至全部信贷资产；假设对公和零售贷款不良率上升幅度达到历史年度峰值，即分别达到51BP和39BP，由此可得总体不良新增可能为5782.52亿元，不良率最多抬升46BP，拨备覆盖率最多下滑55.54个百分点至169.72%，风险抵补能力仍维持较高水平。在该情形下，只有11家银行拨备覆盖率降至150%以下，仅有3家银行降至110%-120%之间。
在上述测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对上市银行资本情况进行测算。我们测算不良新增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假设新增不良贷款按照150%的比例计提减值损失。实际上该假设较为极端，原因在于如果考虑到不良贷款的处置和转让，银行计提的减值损失通常只需要和不良净新增额维持对应的比例，所以减值损失和不良贷款毛新增额的比例一般会小于150%。我们在核心一级资本的计算中，扣减新增不良贷款余额的150%，可得上市银行整体在前述两种情形下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多分别下滑13BP和62BP至10.66%和10.17%，总体仍处于较为充足的水平。
之所以在上述悲观情形测算下，上市银行仍显示出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主要得益于其资产质量近年来持续夯实。截至2021年半年末，商业银行关注率加不良率比上年末下降29BP至4.12%，处于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不良贷款的确认更加严格，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改善。以上市银行为例，截至2021上半年末，从逾期90天以上贷款偏离度（占不良贷款的比例）来看，绝大多数上市银行不超过90%。
如上所述，除表内贷款部分外，银行还通过表外理财非标等形式参与房地产业的融资项目。总体来看，不但贷款部分有充足的拨备来覆盖风险，而且表外理财部分风险同样可控。
根据天风证券的分析，首先，表外部分的净值变动不会直接影响银行的盈利。资管新规要求银行打破刚兑，实现净值化转型。虽然表外的房地产业风险暴露可能会对少数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净值形成阶段性的冲击，但因为银行不承担兑付责任，所以不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盈利水平。而且考虑到房地产底层资产在理财中占比较低，银行理财也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消化规模和净值波动造成的不利影响。
其次，银行理财产品中风险相对较高的房地产开发融资业务占比不大。可以以信息披露较为详尽的招商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截至2021年上半年末，招商银行境内公司房地产广义口径风险业务余额 （含实有及或有信贷、债券投资、自营及理财非标投资等业务，不含个人住房贷款）中，境内公司贷款余额占比只有51.62%。截至2020年年末，金融机构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11.91万亿元，如果假设房地产对公贷款与非贷款余额之比接近1:1，则金融机构房地产非贷款融资规模可能在12万亿元左右，其中主要是由债券投资和资管产品组成。如果以银行理财占资管市场的比例（约为 22.65%）进行简单估计，则投向房地产的银行理财规模可能不高于2.7万亿元，占整体银行理财的比例或不高于10.43%，占同期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不足1%。而且，由于银行的风险偏好低于私募、信托等非银机构，所以银行理财中投向房地产的比例较测算值应该再降一个台阶。
第三，银行正在积极处理非标资产，逐步缩小高风险业务敞口。以社融结构中的新增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来衡量表外非标规模的变化趋势。2018年以来，受资管新规的影响，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之和长期保持下降趋势，至今已连续19个月保持压降态势，且近7个月的每月压降规模均在1000亿元以上，风险敞口逐渐收窄。随着高风险敞口的逐步压降，表外部分对银行盈利的影响逐渐变小。
房地产风险如何妥善化解
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8月主要经济指标继续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13.10%，增速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当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增速较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在投资需求方面，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8.9%，增速低于上月的10.3%，也低于9.07%的Wind预测平均值。消费方面，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8.1%，增速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
在此背景下，2021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8月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重申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关系，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由此不难看出，在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策以“稳字当头”，坚持底线思维。7月份的降准也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政策托底意愿的提升。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政策底线，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会在政策引导下有序妥善化解。
事实上，商品房价格具有韧性，住房贷款有足额抵押。中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接近70%。个人住房贷款风险与抵质押物（一般为所购房屋）的价值息息相关，中国个人住房贷款和抵押物（商品房）价值的比例通常在70%以下，这意味着抵押品价值有足够的安全垫。只要抵押物价格不发生大幅下跌，个人贷款的偿付能力就有保证。观察百城住宅价格指数不难发现，近年来其同比增速平稳。在“房住不炒”的政策指引下，政策稳房价、稳信用的思路较为明确。当前经济稳增长压力较大，为实现信用健康扩张以及控制风险的考虑，房地产价格显著下降的可能性较低，这意味着抵质押物的价值具有较强韧性，中小企业政策托底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虽然房地产企业和上下游产业中涉及中小企业数量较多，可能会在风险暴露中受到一些影响，但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发挥着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作用，守住中小企业不发生信用风险是潜在的政策底线。中央和地方已经出台一系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有效化解中小企业的风险状况。即便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关注率仍然处于下降趋势。2021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指引下银行加大存量风险处置化解力度，银行的不良率也已经实现好转。政治局会议强调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由此可以预期未来监管部门有望出台更多中小企业优惠扶持政策，不用过度担心中小企业风险波动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
得益于2020年以来提前处置存量问题资产和增厚拨备，商业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拨备厚实，不良率和关注率均有所降低，足够应对表内外房地产行业风险暴露带来的扰动。在当前时点，在信贷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未来的长期发展和成长空间更值得重视。
商业银行增长逻辑正在由息差向非息差转变。综合考虑经济下行压力、下半年地方债集中发行以及基建落地节奏加快、当前净息差处于历史底部、银行实际上享受着双边降息的政策环境等因素，天风证券预计下半年商业银行净息差将稳中小降。当前商业银行的业绩增长点已经在向非利息收入方面转移。以招商银行为例，2021年上半年代理服务手续费和代理证券交易收入同比分别高增40.36%和66.39%，带动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速较上年提升12.44个百分点至23.62%。
由此判断，财富管理业务有望打开银行业绩成长空间，紧扣财富管理发展大势的银行，未来发展空间可期。在各类非信息业务之中，财富管理业务无疑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风口之上。从长期来看，随着资管新规稳步推进、房地产面临的政策环境趋严、居民财富水平和理财意识提升，居民资金将持续地从刚兑资管产品、房地产以及表内存款向大财富管理业务倾斜。根据测算，预计2030年年末，银行财富管理规模有望提升至449万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约161%。
此外，随着流动性的不断改善，有望支撑财富管理业务继续发力。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下行压力，稳增长的诉求强烈，未来“宽信用”政策有望落地。9月国常会再次发声，宣布2021年再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强调“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未来“宽信用”政策落地、社融增速企稳有望对财富管理业务发展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且，3000亿元的再贷款规模大、发行时间紧，预计会有更为明显的稳增长效果。同时考虑到银行资管业务整改已经接近尾声，未来银行理财规模增长也有望回归正常化运作。
银行业短期较大幅度下跌往往会创造较好的投资机会。在地产债务风险影响下，市场悲观情绪释放压制银行板块表现。招商银行作为板块重仓股，其近期股价反映市场短期变化。9月20日招商银行（H股）大跌9.38%，9月22日A股开盘补跌，收跌3.59%。对短期价格变动并不用过度担忧。如果观察近5年股价走势，每当招商银行（H股）出现大幅下跌时（跌幅超过5%），后续基本都会展现出强劲的修复能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优秀银行具备扎实的基本面表现及稳定的业绩释放能力。
实际上，房地产业风险暴露对优质银行个股冲击较小，继续看好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根据天风证券的测算，当前上市银行的不良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重点个股安全垫厚实，房地产业表内外风险暴露基本都在上市银行的可承受范围内。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底线下，房地产风险有望得到妥善化解。我们判断未来更多支持性政策有望出台，信用风险可控。随着商业银行着力拓展非息收入、财富管理业务，我们继续看好零售型银行的发展前景。
Ⅳ 中国银行2011不良贷款额
中国银行2011不良贷款额4279亿元,比上年末减少57亿元。
Ⅳ 银行资产质量与银行安全的关系
银行资产质量与银行安全的关系如下
银行安全是指银行的现金资产和预期收入足以偿还本期和预期的债务，能够消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隐患，将风险控制在偿付能力以内，保证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和经营秩序的稳定。银行安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加以分析：其一，单个银行安全与整个金融体系安全之间的关系，单个银行安全是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其二，金融体系中的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之间的关系，静态的安全指标是标准，动态的金融监测是手段。其三，金融体系安全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从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中，我们认识到，金融危机往往超出金融自身而波及一国的经济和政治安全，所以，金融体系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而国家经济安全则是金融体系安全的前提。
影响银行资产质量的因素多种多样，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又有内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宏观经济、企业行为、政府行为等；而内部的影响因素可分为银行的委托代理问题、经营行为、风险管理体系等。
（一）外部因素的影响
1、宏观经济的影响
不良贷款往往具有顺周期性，当经济扩张时，不良贷款余额会减少；当经济衰退时，不良贷款余额会增加。这是因为当经济开始衰退时，部分企业财务状况出现恶化、资金周转困难，从而没有足够的头寸来偿还债务并发生债务违约，同时在经济衰退期间企业的抵押品价值会下降，变现后的抵押品并不能还本付息，因此银行所面临的违约概率及违约损失概率增加，在风险敞口不变的情况下，银行资产质量出现恶化。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及资产质量的下降，会出现银行惜贷的现象，银行对信贷的收缩会进一步导致市场流动性趋紧，从而使原本就资金紧张的企业雪上加霜并可能导致资金链的断裂，因此企业不能还贷的情况更加严重，银行的不良贷款持续上升，从而出现一种恶性循环的现象。
2、企业行为的影响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在银行贷款时会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当银行的贷款利率较高时，项目风险较低的企业因其较低的收益不愿承担较高的利息成本，所以会退出信贷市场，而最愿意签订借款合同的却是那些还款可能性最低的企业，因此存在逆向选择并导致银行风险增加。当信贷发生后，企业有动机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如果其高风险项目成功，则对银行的还本付息不成问题，然而如果高风险项目失败，则在有限责任制下，银行会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银行的不良资产会上升。
3、政府行为的影响
在发展经济时，政府往往需要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防控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当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时，政府的目标主要以保持经济增长为主，而将风险的防范放在次要位置，而当经济系统内的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又不得不将风险的管控放在首要位置。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国经济增速降至6.8%，为稳增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刺激性政策虽然稳定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不断增大，而融资渠道又主要以银行信贷为主，在此期间不免出现项目效益差、期限错配等信贷问题，从而引发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
（二）内部因素的影响
1、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方面普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其中较委托人而言，代理人更具信息优势，而且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追求目标，从而导致代理人在经营活动中背离委托人的目标。如委托人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由于我国银行业现有利润增长点主要还是以存贷款业务为主，这就导致对代理人的考核主要依据存款量和贷款量。由于市场份额和规模的增长会给代理人带来晋升和高薪的机会，因此代理人出于自身业绩的需要，更多的是关注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市场占有率等短期目标。这种以贷款等市场份额的考核指标会忽略贷款质量问题对长期利润的侵蚀，从而导致代理人为了降低行动成本而放松贷前调查，贷后跟踪等风险控制手段，因此会造成不良贷款的增加。
2、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
银行的经营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之间的平衡，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经营风格：有
的银行属于风险偏好型，其信贷规模扩张速度快、银行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倾向于风险较高的领域以赚取高额的回报，加之其对资产质量的管控较松，因此这种激进的风格会使银行面临较高的不良贷款；有的银行属于风险厌恶型，其更加注重银行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同时会严格控制涉足高风险的领域，对银行资产质量要求较高，因此这种保守的风格会使银行面临相对较低的不良贷款。此外，进入战略扩张期或新进入的银行，其重点在于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从而会采用降低借款人品质要求等优惠政策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对风险的管理和控制相对不够重视，因此也会引起未来不良贷款的增加。
3、银行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的影响
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虽然较之前有一定提高，但是仍有很多薄弱环节会对银行资产质量造成影响。如现阶段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意识不强；对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能力尚待提高；缺乏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相关风险数据的收集，从而导致对银行风险的量化分析出现困难；现有的银行管理人才数量尚不能较好的满足当前风险管理和控制的需要，且相关贷款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均可能造成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并进一步导致不良贷款的增加。
综上所述，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对外部因素而言可以将不良资产从银行体系中剥离或对部分不良资产实施证券化，同时也可通过政府或私人投资者注资的方式来缓解不良资产对银行的压力。另外，也可利用金融创新，如信贷资产衍生产品来降低银行的风险。而当企业确实不能偿还所欠债务时，可实行资产重组，从而将其债务问题内部化并减小其对银行体系的冲击。这些方法虽然可以化解不良资产对银行的压力，但最重要的是在源头控制住不良贷款的增加，这就需要银行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改变银行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加强对相关风险信息的收集，增强员工的风险意识，培养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从而在银行体系内部减少不良贷款的发生。
Ⅵ 银行投贷联动 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
在经济结构转型带动融资结构转变、信贷质量下降、利差收入增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在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业务边界，积极进入股权投资领域，需要进行有效探索。
而所谓投贷联动是一种以商业银行为主、将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投贷联动业务的实质是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金融创新，通过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向初创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商业银行主要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开展投贷联动。在投贷联动业务开展初期，银行由于在风险投资领域缺乏相关经验，应首选与外部专业投资机构合作的模式，借助外力拓展客户资源，并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增进信息 共享 和经验共享，然后再考虑开展银行集团内部的投贷联动。在此过程中， 贷款 定价、第三方机构选择、客户选择、风险控制等是关键环节。
选择权贷款
选择权贷款是指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与企业签订选择权协议，约定银行在未来一定期限内可以确定价格认购一定数量的股权，由创投机构代持，并约定收益分成，以在创业企业公开上市或被并购时获得部分股权溢价。
优先劣后
优先劣后一般指在信托 理财 项目中，既吸收社会公众资金也吸收机构或高风险偏好者资金，信托受益权结构设置优先和劣后分级处理的活动。在项目遭受损失时，劣后人的财产用于优先人补偿，取得盈利时，优先人按事先约定比例适当参与分红。
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
银监会出台的《中国银监会关于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在实现向小微企业贷款的“三个不低于”目标的同时，落实有关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的监管要求，即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出全行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2个百分点以内(含)的，不作为内部对小微企业业务主办部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
投贷联动是一种以商业银行为主、将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投贷联动业务的实质是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金融创新，通过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向初创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2016年4月，银监会、科技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中国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支持科创企业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国商业银行就已经以各种形式将“投”与“贷”两种融资模式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只不过受制于《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规定，以往的“投贷”结合都是以曲折的方式展开，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广义上的投贷联动，而将《意见》中的投贷联动模式称为狭义的投贷联动。
1、传统信贷难解初创企业融资难问题
传统的商业银行制度，是针对成熟企业的一种设计，银行授信审批依据的是企业过去的盈利情况、信用记录，以及贷款抵押物是否充足，本质是以企业过去的现金流为依据。这种模式下，能够提供充足抵押物的、具有国家和政府信用背书的国有企业优势突出，在国有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双重滋养下，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并与商业银行构建起紧密的联系。
但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社会融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传统行业增长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创新型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催生。但创新型企业多属轻资产行业，缺乏不动产抵押，尚未实现盈利或盈利能力较弱，时刻面临各种风险，企业破产风险高。这些都与商业银行传统授信标准相差甚远。两者间的“先天不和”导致利用传统信贷难以解决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问题。
商业银行的传统信贷模式针对成熟企业而设，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较低，本质上是因为银行资金来源的性质。不同属性的资金来源有不同的风险承受底线，决定了不同的风险偏好和经营行为。
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各类风险投资所募集的资金都是来自愿意承担较大投资风险来获取企业未来认股期权等权益性收益的高资产净值投资人。而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公众存款，保护存款人利益是商业银行最基本的经营之道。正因为这样，在法律上，规定银行不得持有非金融企业的股权，贷款形成的债权在企业破产清偿时相比股权有优先受偿权；在监管上，也对银行的信贷经营行为进行约束，以保护存款人的权益。
除了资金来源的特殊性质决定了银行风险偏好较低之外，在向科创型企业贷款时，银行还面临收益与风险的高度不匹配，导致银行动力不足。提供贷款后，银行承担了企业破产的高风险，但收益却只有贷款利率，一般是基准利率上浮10%-20%，按照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银行对创新型企业贷款的收益率最高也才5.2%左右。虽然可以通过与风险投资机构签订协议通过附加期权条件在未来分享部分股权溢价收益，但是一则收益回报仍要比风险投资机构低很多，二则按照当前风险投资期限一般在5-7年看，收益回报期限长，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
在银行现行一年一考的考核体制下，对发放贷款的基层行当期收益作用不大。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信贷和审批人员审批投放该类贷款的意愿较低。银行推动该业务的整体积极性不高。
2、银行自身面临转型压力
一方面，在企业经营效益总体下降的大背景下，国内银行业贷款质量劣变压力加大，尤其是身处产能过剩“重灾区”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双升”压力较大。从2012年开始，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持续上升，截至2016年12月末，不良贷款余额1.51万亿元，不良率1.74%。同时，贷款集中度风险也逐步积累。资产荒下，各行把关注点放到房地产、国企央企、地方政府项目上，或将造成风险的进一步积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必须探索信贷领域和信贷模式，降低信贷风险敞口。
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对传统信贷业务带来冲击。
从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看，自2012年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中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放开。
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会使银行业经历利差收窄、传统存贷业务收入下降的过程。中国银行业息差自2013年起逐步下行。在连续降息、贷款重定价、营改增试点等因素影响下，上市银行的利差及息差在2016年继续收窄，12月末，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为2.22%，较上年收窄32BP。过度依赖利差收入的发展路子只会越走越窄。
从金融脱媒的情况看，中国的社会融资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融资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大集团向国际融资、大企业向市场融资、小企业向民间融资、新企业向私募融资，加之证券、保险、资管、基金等广泛介入信贷活动，小贷、担保、典当、第三方支付等越来越多地充当融资中介，都使传统的银行信贷受到挤压。
2016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股票合计融资4.24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3.8%，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商业银行需要顺应融资模式的变化，更多地参与到直接融资环节中，拓宽收入来源，提高自身在融资市场的综合份额。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2016年4月以前，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持有人民币股权投资牌照的银行，其下属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可开展直投业务，并与母公司贷款业务实现联动。其他商业银行要开展投贷联动，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
2016年4月，银监会、科技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中国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试点银行在境内设立具有投资功能子公司，开展专门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银行集团内部的投贷联动。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投贷联动或参与股权投资的几种主要模式。
模式一：与外部投资机构合作，分别负责放贷和投资
没有获得设立境内投资功能子公司资格的、且在境外没有设立投行子公司的商业银行，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分别负责放贷和投资。这种模式中，银行主要通过股权质押或选择权贷款的方式，向创业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咨询、结算等金融服务。浦发、民生、光大等银行均有此种方式的投贷联动业务。
该模式可以很好地弥补银行传统风险评估手段在股权投资方面的不足，借助专业创投机构的风控技术可以有效进行项目风险识别、筛查和控制，帮助银行资金提前进入企业生命周期，培养客户黏性。但该模式的一大不足是银行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投”补“贷”，即利用股权投资的潜在高收益来覆盖向创投企业放贷的高风险，而只是由风投机构弥补银行在创新型企业领域经验的匮乏，降低在该领域的企业信贷风险。
模式二：借助境外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
在2016年4月之前，国开金融是国内唯一获得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业务牌照的银行子公司，既可直接投资，也可通过参与企业股权重组、资产重组或债务重组对目标公司形成投资，还可通过基金等参与企业股权投资。
对于没有股权投资牌照的大多数银行而言，要想实现母子公司投贷联动，只能借助其在境外设立的投行子公司，通过境内外联动的方式实现投与贷的联动。即：境内商行机构将有股权融资需求的优质客户资源推荐给境外子公司，由其进行直接投资；或境外子公司在境内设立股权投资平台进行股权投资。以 招商银行 与SLARZOOM光伏亿家的战略合作为例，SLARZOOM在通过资质审核后可获得招商银行五年期的无抵押贷款，同时，招行旗下全资子公司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将获得企业一定比例的股权，该企业亦可通过上述股权质押再次获得额外贷款。
“母行贷、子公司投”模式的优势在于投贷都通过银行表内的方式进行，可以实现投贷联动收益的集团内部化，同时决策链条相对较短、沟通成本较低。缺点是风险没有得到分散，一旦企业破产，投贷可能同时失败。此外，由于往往需要借道境外子公司，而目前获准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只限于大型银行和少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该模式对多数中小银行不具有可操作性。
模式三：银行通过产业基金进行投资(名股实债)并贷款
这是目前国内许多银行参与投资的方式。产业基金一般都有政府背景、行业背景，有较重的政策导向，基金门槛较高。该模式下，由政府、央企或大型国企成立产业投资母基金，商业银行运用高端理财或机构理财资金参与产业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典型的如铁路发展基金和各地方政府成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或产业发展基金。
在产业投资基金模式中，商业银行通常认购优先级股权，并约定退出年限和退出方式；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比如政府或大型央企)认购劣后股权，承担基金项目的最大风险。这种形式的融资模式本质上是通过发起人较少的资金投入，吸引和撬动更多的资金进入。在项目遭受损失时，优先级投资者将优先获得资金保障，一般情况下本金将获得兜底；项目盈利时，优先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适当参与分红。
由此看出，在优先劣后的结构化设计安排中，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是可控的，对应的收益也是有限的。这种模式虽然从形式上商业银行分享了企业的成长，但从本质上仍为承担有限风险的债权投资，因此被称为“名股实债”，是目前国内许多银行参与投资的主要途径。
模式四：银行与境内下设投资功能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
2016年4月，银监会、科技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允许试点银行设立投资功能子公司，同时，将投贷联动对象限定为科创型企业，试点区域限于五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银行仅十家。
在这种模式中，商业银行的子公司与第三方投资机构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市场化股权投资对调查人员的综合要求较高，知识体系也和传统商业银行的评价体系不同，依靠银行现有的人才队伍，难以在项目寻找、价值判断、投后管理方面与专业的投资公司匹敌。而投资对象的正确选择是风险控制的首要环节。由于科创企业多为轻资产行业，贷款的追回难度本来就大，一旦投贷联动失败，导致的损失比一般性贷款更高，很可能导致银行集团血本无归。
1、模式的选择
在投贷联动业务开展初期，银行由于在风险投资领域缺乏相关经验，可以重点考虑与外部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借助外力拓展客户资源，并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增进信息共享和经验共享，然后再考虑开展银行集团内部的投贷联动。
在与外部机构合作过程中，为了保障银行资金安全，可以按风险投资机构实际投资数额的一定比例，在风险投资机构已经完成对企业的股权投资、相应的股权已经完成登记过户之后，再向企业发放贷款，并以借款人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为主要担保措施，必要时还可以企业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该企业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质押。
此外，还可以事先签署含权协定，当约定的条件触发时，银行可获得企业除正常本息之外的额外支付，或有权在约定时间指定第三方投资机构按照约定条件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2、贷款定价
贷款定价上，除了要一如既往地重视评估贷款风险，还要尽力建立长期的银企合作关系，分享企业成长红利。贷款利率在参照人民银行同期限基准利率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发展前景、股权投资情况、市场平均利率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应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定价。
3、投贷联动客户选择标准
首先，企业产品(服务)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行业范围，比如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高新技术服务业、新能源及节能技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
其次，优先考虑股东有其他综合收益的企业，如其已获得风险投资，且有初步科研成果，银行可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提供贷款等融资支持，并由企业股东提供有效资产抵(质)押担保。贷款到期后，如企业尚无能力偿还，股东以其他综合收益来偿还。
最后，有限考虑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科技成果拥有一定市场转化能力的企业。
4、谨慎选择外部合作机构、合理分配利益
在选择外部合作投资机构时，应优先选择有成功合作经验的机构。还应考虑其他有投资及管理能力的机构，包括合格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以及具有产业整合能力的企业单位。
在利益分配中，银行应借助自身优势，尽量扩大收益占比。银行资金的参与提高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商业银行信誉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誉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了信用背书，增强了其他借贷参与者信心，使企业能够更容易地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支持，提高了企业存活的概率。
这些都是银行在投贷联动中的价值所在。第三方机构在享受更高风险投资的同时，还享受了银行的信誉增值，降低了潜在风险，因此在最终的利益分配上，银行提供的潜在价值也应该有所体现。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收益和风险相匹配，收益和工作量相匹配，激励和约束相匹配。一方不应完全成为另一方的资金通道或业务通道。
5、风险控制
投资与贷款的收益模式不同，在风险承担上应有所区别，贷款必须配以偿还安排和风险缓释要求，避免出现以投贷联动之名，把投资领域的风险更多地引向银行。可考虑的办法有：
银行要求第三方投资机构提供风险缓释手段。比如，第三方投资机构为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出具注资承诺函，承诺在拟授信企业不能按期还银行授信时，以新增债权或股权的方式向目标企业注资，专项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出具股权回购承诺函，在拟授信企业不能按期归还银行授信时，承诺以不低于银行贷款本息的价格对于质押在银行的股权进行回购等。
需要注意的是，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价值波动性大，对于质押在银行的股权价值，需要进行充分合理的估算。对于先投后贷项目，股权价值参考最近一轮股权融资的估值水平；对于先贷后投的目标企业，股权价值通常按目标企业上一年度净资产确定，且股权质押率不得超过一定比例。
加强资金账户监管。银行可要求第三方投资机构及拟授信企业在本行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账户，并由银行监控其资金流向，必要时可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授信期间企业进入上市通道的，必须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根据情况确定IPO资金是否用于偿还贷款；授信期间企业成功上市，PE拟全部或部分退出的，企业必须全额归还银行贷款，并由银行根据情况采用其他方式或模式与企业开展后续合作。此外，美国硅谷银行、南京银行等还通过为拟投资企业代发工资来间接把握企业经营情况。
目前对于狭义投贷联动的指导意见更多的是框架性指引，在很多细则落地之前，商业银行仍存有一些顾虑，难以放开手脚。目前需要首先明确或完善的方面包括：
尽快确认投资功能子公司的风险权重。根据《意见》，银行集团将对子公司实施并表管理，这会直接加大银行的融资压力。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400%；商业银行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400%；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其他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1250%。
目前，监管层尚未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风险权重作出规定，从以上条款来看，纳入并表资本管理的银行直投子公司投资的股权极有可能按400%的风险权重占用银行集团的风险资本金，对银行再融资压力产生负面影响。
适时放宽投资功能子公司投资企业范围，发放业务牌照，提高银行积极性。在对投资功能子公司定位上，《意见》指出，“试点机构投资功能子公司应当作为财务投资人，可选择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非上市科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分享投资收益、承担相应风险。按照约定参与初创企业的经营管理，适时进行投资退出和管理退出。”投资功能子公司的投资对象如果仅限于非上市的科创型企业，其业务范围过于狭窄。
科创企业具有高风险特征，非上市导致股权退出有一定困难，不利于子公司形成良好的盈利模式，也不利于子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对子公司进行牌照管理，适度放宽投资范围，允许其在科创型企业投贷联动业务之外寻求更多的投资空间，将大大激发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因为毕竟投资功能子公司的进行风险到最后都是银行集团的风险。
对投贷联动中的贷款应提高监管的风险容忍度。科创企业多是轻资产企业，而且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技术的替代性强，真正创业成功的只在少数。按照银行传统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法，科创产业属于典型的高风险行业。尽管《意见》中提到试点机构应当确定银行及其投资功能子公司、政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之间不良贷款本金的分担补偿机制和比例，但恐怕大头的风险还是在银行这边。
其实，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时，监管层就已经在不良贷款容忍度上做出了让步。对于投贷联动中的“贷”这一部分，如果也能提高贷款监管容忍度，体现风险监管上的差别性对待，将大大减轻银行顾虑，提高银行积极性。
试点期间，建议不设规模和数量目标，而是结合各参与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由商业银行自行决定投贷联动的时点、规模，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逐步推广，避免试点成为硬性任务，提高潜在风险。
第一，可考虑先设立试点专业支行或在分行层面成立专业团队，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创业集聚区推广。在试点专业支行的选择上，应选择创新型企业客户基础相对较大、开展过投贷联动业务探索的支行。
第二，加强与同业合作，培育股权投资生态链。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使金融同业竞争全面展开，券商、基金、私募投资机构等也着力开发投资市场，均具备各自业务特长。目前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由于项目开办效率、市场机会把握等方面存在不足，风险考评、处置手段的灵活性也需加强，在投资标的竞争上不占优势，因此需要利用自身优势，与同业化竞争为合作。
比如，商业银行拥有充沛的客户基础，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众多客户均有不同程度的业务关系或具备营销基础，是投贷联动业务有待开发的珍贵资源。可构建广泛的业务基础与合作平台，与多家证券、基金、私募股权、产业金融资本以及 上市公司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营造优势互补、内外互动的投资银行生态链、资本市场产品链及业务开办机制链，为投贷联动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
第三，建设专业化人才梯队。投贷联动业务的开展涉及领域较广，对银行前、中、后台人员专业水平的要求较高。银行中金融、财务、法律专业的人员储备较为充足，但是对于相关行业的理解以及发展趋势的把握则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银行在开展投贷联动中应当根据具体行业规律和特点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专业化人才梯队建设，一方面通过调整机构设置打造专业、高效的产品线，另一方面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相结合的方式组建一支集财务专家、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为一体的队伍。
第四，加大放权力度，调整考核标准。允许试点分行根据所在地区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在充分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的基础上，突破金额、期限、利率、担保方式、还款方式、信用等级及授信模式等，创新融资产品，在标准化金融产品之外，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融资产品。
股权投资回报周期长、见效慢，对该业务的考核需考虑银行客户战略的综合贡献，而非仅仅考虑利润贡献。科创企业成长周期长，其间有很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与银行的考核周期不匹配，应针对该类型企业制定专门的考核办法，匹配科创企业的成长周期。合理扩大对科创企业贷款不良风险的容忍度，制定专门的尽职免责条款，提高分行业务积极性。
Ⅶ 2022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总额是多少
2022上半年银行不良贷款核销额再创历史新高:达4777亿元! - 知乎
7月22日10551亿元、12180亿元、10299亿元,连续四年全年核销贷款金额均在1万亿元以上
Ⅷ 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什么意思为什么叫余额
我是农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就是指你还有多少不良贷款没有换上，望采纳
Ⅸ 什么是不良贷款余额
指到期未偿还的贷款。 现在银行最少为五级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后三类为不良。
Ⅹ 不良贷款余额是什么
按五级分类,次级/可疑/损失类贷款为不良贷款,不良贷款余额就是这些贷款的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