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

⑴ 制造业长期贷款和绿色贷款主要动力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21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数据显示，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节奏把握适度，保持了支持实体经济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提高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从结构上看，金融机构加大了对普惠小微企业、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支持，2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达到35.5%和38.8%。
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普惠小微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出现的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支持直接关联，确保资金高效直达实体经济，促进稳企业、保就业。目前，这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已延续至2021年12月末。此外，绿色信贷资产质量整体良好，不良率远低于同期各项贷款整体不良水平。银保监会称，将研究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措施，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信贷投放合理增长 两项直达货币政策继续助力小微企业
据人民日报报道，4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1年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积极因素明显增多。总体来看，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27.6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1.61万亿元，同比增长7.1%，增速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8.65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季度净投放现金2229亿元。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67万亿元，同比多增5741亿元。3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86.44万亿元，同比增长12.3%;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80.41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0.1个百分点。
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0.2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8730亿元。3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3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84万亿元。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9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2.3%。
“总体上看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保持平稳。”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从结构上看，一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7.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6589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3245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2985亿元;非金融企业的境内股票融资2467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212亿元，增长近一倍。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信贷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总量方面，金融机构贷款平稳合理增长，有效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一季度，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节奏把握适度，保持了支持实体经济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提高了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后劲。
结构方面，信贷结构继续优化。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支持，2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分别达到35.5%和38.8%。
“中国人民银行将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引导机构增强支持实体经济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孙国峰表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保证小微企业发挥在稳就业中的重要作用，金融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成效显著。孙国峰介绍，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普惠小微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出现的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支持直接关联，确保资金高效直达实体经济，促进稳企业、保就业。目前，这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已延续至2021年12月末。
制造业、绿色金融等多领域将成为今年信贷支持重点
中国证券报报道称，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新增制造业贷款2.2万亿元，超过前5年总和。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督促指导金融机构优化制造业信贷结构，明确“提高制造业贷款比重”和“保持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合理增速”的目标和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高新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投放，同时也要支持传统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赵欢称，今年计划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贷款投放4000亿元以上。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徐守本表示，今年工行将保持制造业贷款总量稳定增长，加大对“新制造、新服务、新基础产业、高技术”等“三新一高”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度。
此外，多家银行还强调将大力推进金融资源向绿色项目倾斜。中国银行副行长王纬表示，要大力推进绿色信贷投放、绿色债券发行、承销与投资业务，不断提升绿色信贷在该行信贷余额中的占比，降低高碳行业授信余额，稳步提升绿色债券投资在资产组合中的比例。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表示，将按照全市场一流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供应商的定位，围绕从新能源到新经济、从长江黄河大保护到国土空间格局的新规划、从城市更新到乡村振兴不断扩展的绿色场景，着力完善绿色金融体系。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21家国内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超过11万亿元，绿色信贷资产质量整体良好，不良率远低于同期各项贷款整体不良水平。银保监会称，将研究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发展绿色金融，规范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产业，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经济日报报道，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货币投放将更加凸显“有保有压”的结构性特征，“保”的重点是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可能会推出新的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这些领域集中，“压”则主要指向房地产金融以及地方政府平台融资。
近期，部分热点城市出现了经营贷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引发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3月26日，银保监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在部分房价上涨预期较强、炒作氛围较浓的热点城市，出现了骗取银行经营贷实际用于购房的现象，甚至有些还涉及有组织的违法活动。如果不能及时得到遏制，不仅会影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还会挤占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资源。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希望商业银行不要影响到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质量。
“我们正在抓紧研究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相关工作，争取尽快推出。”孙国峰介绍，碳减排支持工具是直达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的重点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

⑵ 央行房贷新规：去杠杆、降负债是大势所趋

202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含境外分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以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要满足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确定的管理要求。目的是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是继2020年8月20日“三条红线”出台后，又一针对房地产融资的政策，在刚刚过去的2021“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上，我曾说过：“2020年全年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政策一直在持续的收紧，哪怕是在疫情最严重的上半年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说过要给房地产金融助力，一直到8月20日，这是所有地产人应该记住的日子，‘三条红线’的相关政策给整个行业特别是给房地产金融行业理清了未来的政策脉络和思路。”

  在当时我给出的十大预测中，提到未来金融政策还将趋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全年金融政策持续收紧的2020年的最后一天推出《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我对金融政策趋紧的预测，未来房企整体融资环境依旧偏紧的主基调不变。

  01

  大部分银行金融机构符合管理要求

  从近期发布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具体要求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类型分档，其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各档不高于40%、27.5%、22.5%、17.5%及12.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各档不高于32.5%、20%、17.5%、12.5%、7.5%。

  若结合居民杠杆率与债务收入比来看，截至2020年三季度，居民杠杆率逐年提升至33%，较2015年增加13.7个百分点，债务收入比升至55%，较2015年增加24.5个百分点。而在疫情阴霾下，居民收入预期大概率将有所下滑，偿债能力进一步减弱，由此看来现阶段有序引导企业负债率、居民杠杆率逐步回归到“安全线”以内，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仍是重中之重。

03

  未来房企整体融资环境依旧偏紧

  2020年，房地产政策层面前松后紧，中央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主基调，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长期调控目标。上半年房地产信贷政策中性偏积极，央行三度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1.75万亿元，并两度下调LPR利率中枢，5年期以上LPR累计降幅达15个基点。

  但下半年央行设置“三道红线”分档设定房企有息负债的增速阈值，并压降融资类信托业务规模，倒逼房企去杠杆、降负债。时值年末最后一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房地产行业将稳杠杆乃至去杠杆的强调和加强。

  联系到郭树清发文强调，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我们认为未来房企整体融资环境依旧偏紧，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已是大势所趋。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答记者问时同时表示要“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十四五”规划也已定调：房地产事关民生消费和投资发展，助力经济内循环。

  我在2021“丁祖昱评楼市”年度发布会上说过“房地产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因此，我认为政策基本面依然“稳”字当头，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的政策主基调，强化并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

  同时，《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发布，也进一步验证了我对行业步入无增长时代新逻辑的验证，过去若干年，房企高歌猛进，资金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时至今日，在“三条红线”和“央行房贷新规”的要求下，资金被限制，由于没有更多的资金进入，整个行业再往上走的动力被大大削弱，因为整个行业的主体是房企，缺乏资金的支持，会使得企业动能不足，从而使得行业动能不足，就将步入无增长的时代，这也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所讲到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⑶ 银行投贷联动 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

在经济结构转型带动融资结构转变、信贷质量下降、利差收入增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在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业务边界，积极进入股权投资领域，需要进行有效探索。

而所谓投贷联动是一种以商业银行为主、将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投贷联动业务的实质是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金融创新，通过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向初创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商业银行主要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开展投贷联动。在投贷联动业务开展初期，银行由于在风险投资领域缺乏相关经验，应首选与外部专业投资机构合作的模式，借助外力拓展客户资源，并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增进信息 共享 和经验共享，然后再考虑开展银行集团内部的投贷联动。在此过程中， 贷款 定价、第三方机构选择、客户选择、风险控制等是关键环节。

选择权贷款

选择权贷款是指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与企业签订选择权协议，约定银行在未来一定期限内可以确定价格认购一定数量的股权，由创投机构代持，并约定收益分成，以在创业企业公开上市或被并购时获得部分股权溢价。

优先劣后

优先劣后一般指在信托 理财 项目中，既吸收社会公众资金也吸收机构或高风险偏好者资金，信托受益权结构设置优先和劣后分级处理的活动。在项目遭受损失时，劣后人的财产用于优先人补偿，取得盈利时，优先人按事先约定比例适当参与分红。

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

银监会出台的《中国银监会关于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在实现向小微企业贷款的“三个不低于”目标的同时，落实有关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的监管要求，即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出全行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2个百分点以内(含)的，不作为内部对小微企业业务主办部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

投贷联动是一种以商业银行为主、将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投贷联动业务的实质是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关系而产生的一种金融创新，通过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服务方式，向初创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2016年4月，银监会、科技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中国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商业银行投贷联动支持科创企业给出了指导性意见。

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国商业银行就已经以各种形式将“投”与“贷”两种融资模式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只不过受制于《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规定，以往的“投贷”结合都是以曲折的方式展开，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广义上的投贷联动，而将《意见》中的投贷联动模式称为狭义的投贷联动。

1、传统信贷难解初创企业融资难问题

传统的商业银行制度，是针对成熟企业的一种设计，银行授信审批依据的是企业过去的盈利情况、信用记录，以及贷款抵押物是否充足，本质是以企业过去的现金流为依据。这种模式下，能够提供充足抵押物的、具有国家和政府信用背书的国有企业优势突出，在国有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双重滋养下，国有企业快速发展壮大，并与商业银行构建起紧密的联系。

但是，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社会融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传统行业增长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创新型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催生。但创新型企业多属轻资产行业，缺乏不动产抵押，尚未实现盈利或盈利能力较弱，时刻面临各种风险，企业破产风险高。这些都与商业银行传统授信标准相差甚远。两者间的“先天不和”导致利用传统信贷难以解决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问题。

商业银行的传统信贷模式针对成熟企业而设，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较低，本质上是因为银行资金来源的性质。不同属性的资金来源有不同的风险承受底线，决定了不同的风险偏好和经营行为。

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各类风险投资所募集的资金都是来自愿意承担较大投资风险来获取企业未来认股期权等权益性收益的高资产净值投资人。而银行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公众存款，保护存款人利益是商业银行最基本的经营之道。正因为这样，在法律上，规定银行不得持有非金融企业的股权，贷款形成的债权在企业破产清偿时相比股权有优先受偿权；在监管上，也对银行的信贷经营行为进行约束，以保护存款人的权益。

除了资金来源的特殊性质决定了银行风险偏好较低之外，在向科创型企业贷款时，银行还面临收益与风险的高度不匹配，导致银行动力不足。提供贷款后，银行承担了企业破产的高风险，但收益却只有贷款利率，一般是基准利率上浮10%-20%，按照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银行对创新型企业贷款的收益率最高也才5.2%左右。虽然可以通过与风险投资机构签订协议通过附加期权条件在未来分享部分股权溢价收益，但是一则收益回报仍要比风险投资机构低很多，二则按照当前风险投资期限一般在5-7年看，收益回报期限长，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

在银行现行一年一考的考核体制下，对发放贷款的基层行当期收益作用不大。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信贷和审批人员审批投放该类贷款的意愿较低。银行推动该业务的整体积极性不高。

2、银行自身面临转型压力

一方面，在企业经营效益总体下降的大背景下，国内银行业贷款质量劣变压力加大，尤其是身处产能过剩“重灾区”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双升”压力较大。从2012年开始，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持续上升，截至2016年12月末，不良贷款余额1.51万亿元，不良率1.74%。同时，贷款集中度风险也逐步积累。资产荒下，各行把关注点放到房地产、国企央企、地方政府项目上，或将造成风险的进一步积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必须探索信贷领域和信贷模式，降低信贷风险敞口。

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对传统信贷业务带来冲击。

从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看，自2012年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决定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标志着中国的利率管制已经基本放开。

利率市场化不可避免地会使银行业经历利差收窄、传统存贷业务收入下降的过程。中国银行业息差自2013年起逐步下行。在连续降息、贷款重定价、营改增试点等因素影响下，上市银行的利差及息差在2016年继续收窄，12月末，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为2.22%，较上年收窄32BP。过度依赖利差收入的发展路子只会越走越窄。

从金融脱媒的情况看，中国的社会融资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融资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大集团向国际融资、大企业向市场融资、小企业向民间融资、新企业向私募融资，加之证券、保险、资管、基金等广泛介入信贷活动，小贷、担保、典当、第三方支付等越来越多地充当融资中介，都使传统的银行信贷受到挤压。

2016年，中国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股票合计融资4.24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3.8%，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商业银行需要顺应融资模式的变化，更多地参与到直接融资环节中，拓宽收入来源，提高自身在融资市场的综合份额。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2016年4月以前，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持有人民币股权投资牌照的银行，其下属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可开展直投业务，并与母公司贷款业务实现联动。其他商业银行要开展投贷联动，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进行。

2016年4月，银监会、科技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中国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试点银行在境内设立具有投资功能子公司，开展专门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银行集团内部的投贷联动。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投贷联动或参与股权投资的几种主要模式。

模式一：与外部投资机构合作，分别负责放贷和投资

没有获得设立境内投资功能子公司资格的、且在境外没有设立投行子公司的商业银行，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分别负责放贷和投资。这种模式中，银行主要通过股权质押或选择权贷款的方式，向创业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咨询、结算等金融服务。浦发、民生、光大等银行均有此种方式的投贷联动业务。

该模式可以很好地弥补银行传统风险评估手段在股权投资方面的不足，借助专业创投机构的风控技术可以有效进行项目风险识别、筛查和控制，帮助银行资金提前进入企业生命周期，培养客户黏性。但该模式的一大不足是银行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投”补“贷”，即利用股权投资的潜在高收益来覆盖向创投企业放贷的高风险，而只是由风投机构弥补银行在创新型企业领域经验的匮乏，降低在该领域的企业信贷风险。

模式二：借助境外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

在2016年4月之前，国开金融是国内唯一获得直接进行股权投资业务牌照的银行子公司，既可直接投资，也可通过参与企业股权重组、资产重组或债务重组对目标公司形成投资，还可通过基金等参与企业股权投资。

对于没有股权投资牌照的大多数银行而言，要想实现母子公司投贷联动，只能借助其在境外设立的投行子公司，通过境内外联动的方式实现投与贷的联动。即：境内商行机构将有股权融资需求的优质客户资源推荐给境外子公司，由其进行直接投资；或境外子公司在境内设立股权投资平台进行股权投资。以 招商银行 与SLARZOOM光伏亿家的战略合作为例，SLARZOOM在通过资质审核后可获得招商银行五年期的无抵押贷款，同时，招行旗下全资子公司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将获得企业一定比例的股权，该企业亦可通过上述股权质押再次获得额外贷款。

“母行贷、子公司投”模式的优势在于投贷都通过银行表内的方式进行，可以实现投贷联动收益的集团内部化，同时决策链条相对较短、沟通成本较低。缺点是风险没有得到分散，一旦企业破产，投贷可能同时失败。此外，由于往往需要借道境外子公司，而目前获准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只限于大型银行和少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该模式对多数中小银行不具有可操作性。

模式三：银行通过产业基金进行投资(名股实债)并贷款

这是目前国内许多银行参与投资的方式。产业基金一般都有政府背景、行业背景，有较重的政策导向，基金门槛较高。该模式下，由政府、央企或大型国企成立产业投资母基金，商业银行运用高端理财或机构理财资金参与产业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提供股权融资。典型的如铁路发展基金和各地方政府成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或产业发展基金。

在产业投资基金模式中，商业银行通常认购优先级股权，并约定退出年限和退出方式；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比如政府或大型央企)认购劣后股权，承担基金项目的最大风险。这种形式的融资模式本质上是通过发起人较少的资金投入，吸引和撬动更多的资金进入。在项目遭受损失时，优先级投资者将优先获得资金保障，一般情况下本金将获得兜底；项目盈利时，优先人按事先约定的比例适当参与分红。

由此看出，在优先劣后的结构化设计安排中，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是可控的，对应的收益也是有限的。这种模式虽然从形式上商业银行分享了企业的成长，但从本质上仍为承担有限风险的债权投资，因此被称为“名股实债”，是目前国内许多银行参与投资的主要途径。

模式四：银行与境内下设投资功能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

2016年4月，银监会、科技部和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允许试点银行设立投资功能子公司，同时，将投贷联动对象限定为科创型企业，试点区域限于五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银行仅十家。

在这种模式中，商业银行的子公司与第三方投资机构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市场化股权投资对调查人员的综合要求较高，知识体系也和传统商业银行的评价体系不同，依靠银行现有的人才队伍，难以在项目寻找、价值判断、投后管理方面与专业的投资公司匹敌。而投资对象的正确选择是风险控制的首要环节。由于科创企业多为轻资产行业，贷款的追回难度本来就大，一旦投贷联动失败，导致的损失比一般性贷款更高，很可能导致银行集团血本无归。

1、模式的选择

在投贷联动业务开展初期，银行由于在风险投资领域缺乏相关经验，可以重点考虑与外部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借助外力拓展客户资源，并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增进信息共享和经验共享，然后再考虑开展银行集团内部的投贷联动。

在与外部机构合作过程中，为了保障银行资金安全，可以按风险投资机构实际投资数额的一定比例，在风险投资机构已经完成对企业的股权投资、相应的股权已经完成登记过户之后，再向企业发放贷款，并以借款人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为主要担保措施，必要时还可以企业实际控制人所持有的该企业全部或部分股权进行质押。

此外，还可以事先签署含权协定，当约定的条件触发时，银行可获得企业除正常本息之外的额外支付，或有权在约定时间指定第三方投资机构按照约定条件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2、贷款定价

贷款定价上，除了要一如既往地重视评估贷款风险，还要尽力建立长期的银企合作关系，分享企业成长红利。贷款利率在参照人民银行同期限基准利率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发展前景、股权投资情况、市场平均利率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应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有差别的利率定价。

3、投贷联动客户选择标准

首先，企业产品(服务)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行业范围，比如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高新技术服务业、新能源及节能技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

其次，优先考虑股东有其他综合收益的企业，如其已获得风险投资，且有初步科研成果，银行可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提供贷款等融资支持，并由企业股东提供有效资产抵(质)押担保。贷款到期后，如企业尚无能力偿还，股东以其他综合收益来偿还。

最后，有限考虑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科技成果拥有一定市场转化能力的企业。

4、谨慎选择外部合作机构、合理分配利益

在选择外部合作投资机构时，应优先选择有成功合作经验的机构。还应考虑其他有投资及管理能力的机构，包括合格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以及具有产业整合能力的企业单位。

在利益分配中，银行应借助自身优势，尽量扩大收益占比。银行资金的参与提高了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商业银行信誉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誉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了信用背书，增强了其他借贷参与者信心，使企业能够更容易地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支持，提高了企业存活的概率。

这些都是银行在投贷联动中的价值所在。第三方机构在享受更高风险投资的同时，还享受了银行的信誉增值，降低了潜在风险，因此在最终的利益分配上，银行提供的潜在价值也应该有所体现。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则是收益和风险相匹配，收益和工作量相匹配，激励和约束相匹配。一方不应完全成为另一方的资金通道或业务通道。

5、风险控制

投资与贷款的收益模式不同，在风险承担上应有所区别，贷款必须配以偿还安排和风险缓释要求，避免出现以投贷联动之名，把投资领域的风险更多地引向银行。可考虑的办法有：

银行要求第三方投资机构提供风险缓释手段。比如，第三方投资机构为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出具注资承诺函，承诺在拟授信企业不能按期还银行授信时，以新增债权或股权的方式向目标企业注资，专项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出具股权回购承诺函，在拟授信企业不能按期归还银行授信时，承诺以不低于银行贷款本息的价格对于质押在银行的股权进行回购等。

需要注意的是，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价值波动性大，对于质押在银行的股权价值，需要进行充分合理的估算。对于先投后贷项目，股权价值参考最近一轮股权融资的估值水平；对于先贷后投的目标企业，股权价值通常按目标企业上一年度净资产确定，且股权质押率不得超过一定比例。

加强资金账户监管。银行可要求第三方投资机构及拟授信企业在本行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账户，并由银行监控其资金流向，必要时可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授信期间企业进入上市通道的，必须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根据情况确定IPO资金是否用于偿还贷款；授信期间企业成功上市，PE拟全部或部分退出的，企业必须全额归还银行贷款，并由银行根据情况采用其他方式或模式与企业开展后续合作。此外，美国硅谷银行、南京银行等还通过为拟投资企业代发工资来间接把握企业经营情况。

目前对于狭义投贷联动的指导意见更多的是框架性指引，在很多细则落地之前，商业银行仍存有一些顾虑，难以放开手脚。目前需要首先明确或完善的方面包括：

尽快确认投资功能子公司的风险权重。根据《意见》，银行集团将对子公司实施并表管理，这会直接加大银行的融资压力。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被动持有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在法律规定处分期限内的风险权重为400%；商业银行因政策性原因并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对工商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400%；商业银行对工商企业其他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为1250%。

目前，监管层尚未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风险权重作出规定，从以上条款来看，纳入并表资本管理的银行直投子公司投资的股权极有可能按400%的风险权重占用银行集团的风险资本金，对银行再融资压力产生负面影响。

适时放宽投资功能子公司投资企业范围，发放业务牌照，提高银行积极性。在对投资功能子公司定位上，《意见》指出，“试点机构投资功能子公司应当作为财务投资人，可选择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非上市科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分享投资收益、承担相应风险。按照约定参与初创企业的经营管理，适时进行投资退出和管理退出。”投资功能子公司的投资对象如果仅限于非上市的科创型企业，其业务范围过于狭窄。

科创企业具有高风险特征，非上市导致股权退出有一定困难，不利于子公司形成良好的盈利模式，也不利于子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对子公司进行牌照管理，适度放宽投资范围，允许其在科创型企业投贷联动业务之外寻求更多的投资空间，将大大激发银行参与的积极性，因为毕竟投资功能子公司的进行风险到最后都是银行集团的风险。

对投贷联动中的贷款应提高监管的风险容忍度。科创企业多是轻资产企业，而且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技术的替代性强，真正创业成功的只在少数。按照银行传统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法，科创产业属于典型的高风险行业。尽管《意见》中提到试点机构应当确定银行及其投资功能子公司、政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保险公司之间不良贷款本金的分担补偿机制和比例，但恐怕大头的风险还是在银行这边。

其实，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时，监管层就已经在不良贷款容忍度上做出了让步。对于投贷联动中的“贷”这一部分，如果也能提高贷款监管容忍度，体现风险监管上的差别性对待，将大大减轻银行顾虑，提高银行积极性。

试点期间，建议不设规模和数量目标，而是结合各参与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由商业银行自行决定投贷联动的时点、规模，待取得成熟经验后，再逐步推广，避免试点成为硬性任务，提高潜在风险。

第一，可考虑先设立试点专业支行或在分行层面成立专业团队，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后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创业集聚区推广。在试点专业支行的选择上，应选择创新型企业客户基础相对较大、开展过投贷联动业务探索的支行。

第二，加强与同业合作，培育股权投资生态链。资本市场的发展前景使金融同业竞争全面展开，券商、基金、私募投资机构等也着力开发投资市场，均具备各自业务特长。目前国内大部分商业银行由于项目开办效率、市场机会把握等方面存在不足，风险考评、处置手段的灵活性也需加强，在投资标的竞争上不占优势，因此需要利用自身优势，与同业化竞争为合作。

比如，商业银行拥有充沛的客户基础，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众多客户均有不同程度的业务关系或具备营销基础，是投贷联动业务有待开发的珍贵资源。可构建广泛的业务基础与合作平台，与多家证券、基金、私募股权、产业金融资本以及 上市公司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营造优势互补、内外互动的投资银行生态链、资本市场产品链及业务开办机制链，为投贷联动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

第三，建设专业化人才梯队。投贷联动业务的开展涉及领域较广，对银行前、中、后台人员专业水平的要求较高。银行中金融、财务、法律专业的人员储备较为充足，但是对于相关行业的理解以及发展趋势的把握则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银行在开展投贷联动中应当根据具体行业规律和特点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和专业化人才梯队建设，一方面通过调整机构设置打造专业、高效的产品线，另一方面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招聘相结合的方式组建一支集财务专家、法律专家和行业专家为一体的队伍。

第四，加大放权力度，调整考核标准。允许试点分行根据所在地区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在充分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的基础上，突破金额、期限、利率、担保方式、还款方式、信用等级及授信模式等，创新融资产品，在标准化金融产品之外，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融资产品。

股权投资回报周期长、见效慢，对该业务的考核需考虑银行客户战略的综合贡献，而非仅仅考虑利润贡献。科创企业成长周期长，其间有很多不确定性和未知数，与银行的考核周期不匹配，应针对该类型企业制定专门的考核办法，匹配科创企业的成长周期。合理扩大对科创企业贷款不良风险的容忍度，制定专门的尽职免责条款，提高分行业务积极性。

⑷ 什么叫贷款余额

贷款余额就是银行的贷款数额。比如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和比例不得超过75%。我国银行资产主要来源依靠吸收公众存款，银行日常经营是保证存款人提款。

⑸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现状和产生原因，应如何解决

近两年，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各种金融问题愈加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象入手，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并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两个方面阐述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缓解流动性过剩､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有效性

20个世纪90年代末以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长期不足，信贷膨胀的态势相当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宽松，特别是2005年以来，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突出。被经济学家认为发生几率极低的“流动性陷阱”已在我国金融运行中初现端倪，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2006年，银行的巨额流动性使到全国性的信贷规模急剧膨胀，间接推动了各种资产价格全面上升，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严峻挑战。如何有效解决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一)存差持续扩大

自2004年国家实行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速逐渐低于存款余额增速，而且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贷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于贷款增速3.17个百分点，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机构存差达到9.2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存量的贷存比为68.0%，新增量的贷存比为53.6%。2005年，商业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约只有53元转化为贷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近一半的资金则滞留在金融体系进行体内循环。

(二)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

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由2000年末的4000亿元增长到2004年末的1.26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银行虽然下调超额准备金率0.63个百分点，但金融机构上存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达1.26万亿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达4.17%。超额准备金过高，不仅加大了中央银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临着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的压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达2.7%。

(三)M2与M1增速差距持续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连续数月超过预期15%的增长率，M2与M1增速差距从年初的3.3%一路扩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余额为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高2.94个百分点；M1余额为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78%，增速比上年低1.8个百分点。进入2006年后，M1与M2增速差距更大，一季度创下了M2同比增长较M1同比增长高出8.58个百分点的新高。

(四)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2005年3月以来，整个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从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质押式国债回购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个基点，受此影响，货币市场收益率曲线呈现回落态势。当前银行间市场1年期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于1年期2.25%的银行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现象。2006年第一季度央票利率､银行间回购和拆借利率较去年末抬升70个基点左右。其中，1年央票与存款利差缩至38个基点，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其与存款利率利差缩至19个基点，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

二､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

经济决定金融，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我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消费近年来的增速远落后于它们。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上升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2002年至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则分别为8.8%､9.1%､13.3%和 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长29.8%，后者只增长了13.3%，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问题加剧。消费相对落后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

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严重的投资不足。从区域看，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的中西部仍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而农村却仍然资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趋活跃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并不是总体的流动性过剩(巴曙松，2006)。[2]少数被资本追逐的高利润行业“囤积”了大量的资金，其资产价格被不断重估，从而带动相关资源的价格一路攀升，造成银行流动性全面“过剩”假象。

(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的外汇占款增长。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约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中央银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高达2.77万亿元。因此，为“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汇率而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增强趋势依然强烈。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一季度，货币总体流动性达2.0万亿元，同比增长93.4%；外汇储备达 0.8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76%；外汇占款余额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96%；而同期银行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投资分别为20.6万亿元和3.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9%和17.23%。

(三)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2005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为13.53%，低于2004年的14.54%。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从2003年的3万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2.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幅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尽管2006年一季度，银行贷款一度出现高速增长，并导致中央银行出台相关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现的贷款过快投放趋势，但是全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工业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下滑导致信贷萎缩。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4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4%，远低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2.5%的水平；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7420亿元，增长28.7%，低于上年增长39.4%的水平。2006年一季度，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66个行业中，利润减少或亏损增加的行业多达24个，比上季度增加9个。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将直接减少对银行的信贷需求。

(四)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一季度，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我国的高储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富国的储蓄率通常高于穷国，但也仅在20%左右。我国现阶段家庭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家庭储蓄率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没有形成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同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此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使相当多的大众储蓄资金用于买房和子女教育储蓄，这也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3]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的界定

尽管不同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时，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第二，货币当局是否有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一层含义是指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的作用力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性问题，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如果货币政策确实能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称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如果货币政策根本不能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微不足道，那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即如果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确实具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货币政策是理论有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当局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是否有能力利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如果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当局也能利用货币政策的效力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那么货币政策是实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货币政策虽然具有理论上的有效性，但货币当局根本无力利用货币政策的这种效力引导经济按预期的轨道运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4]

从以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界定上来看，本文研究的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属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等方面内容。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上的困境

1.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流动性乏力。2006年来中央银行分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2004年的7.5%调高至8.5%，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3%上调至4%。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直接可以冻结资金3000亿元左右，再加上乘数效应的影响，实际紧缩的流动性可能会达到1.2万亿元左右。在金融体系健全的环境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缩总体的流动性。但就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安排和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原因来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所起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强制结售汇制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而是主要用于平衡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但商业银行信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措施进行冲销。其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较小，其贷款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本身流动性较足，具有较强的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的主要持有者，通过出售或回购可以及时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出现流动性困难时还可以从中央银行取得再贷款。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其趋利动机会使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调整对流动性过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银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利率作为有力的价格型调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导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收缩与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小步､连续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会慢慢地显示出来。但由于我国各种利率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基准利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还不能适应货币政策预调和微调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综合效应。就历次利率变动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贷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较小。

3.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的能力有限。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的一种政策手段。近年来，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成为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最频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发挥着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引导市场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之初，主要对象为国债市场，但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并且发行的国债中仅有30%左右能够上市流通，且在品种和期限结构上不能适应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从2002年开始，中央银行尝试使用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票据有效地对冲了大量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但中央银行票据作为利率(价格)调节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银行在与市场对话时似乎处于弱势地位(李扬，2004)。[6]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对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往往被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所分流。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疲软，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上升到历史新高，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国际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中央银行为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来收购美元。因此在货币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银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大､又要维持相对固定汇率的两难境地。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最终导致中央银行票据的不断膨胀，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票据“对冲”流动性的能力。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状。改革开放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企业，传导过程简单，直接从政策手段到最终目标。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货币政策形成“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货币市场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进入90年代以后，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初步形成“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

2.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总体流动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多见的。总体流动性偏多在通货紧缩时矛盾并不凸现。当遇通货扩张时，多年积累的过多流动性会形成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巨大的压力。当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放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要收紧货币时，也未必能从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流动性的持续大量过剩必然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目前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是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就是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也就是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影响。[7]

从汇率政策的目标来看，汇率稳定是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在现行的汇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被动地吸收外汇，外汇买入量越大，货币供应越多。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多，为了将基础货币的投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央行被迫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相应地收回或减少再贷款等信用放款，从而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供给总量的目的。[8]由于外汇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货币投放在外向型企业和内向型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这就使得中央银行用信贷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一产业或行业的自主权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外向型企业资金相对充裕，内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更为加剧。同样，货币供给的地区分配出现失衡现象。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内地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这种资金流向结构上的失衡会随外汇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剧。

四､解决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对策建议

(一)多策并举减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弱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制定宽松政策，鼓励各类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建立新的市场准入机制，为广大优秀企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国内上市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能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良好保障，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居民也会得到更多投资机会，进而降低银行的存差。

2.通过制度创新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增加收益，分散风险，如银行可以通过股票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投资渠道。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虽然降低到65%，但是对于国外大银行来说，贷款一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个人及中小企业的贷款种类，增加银行高质资产。再次，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银行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为资金，鼓励居民购买银行债券，促使投资与储蓄相互转化，改变目前银行资产单一状况，增加银行盈利性。

3.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费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为居民预期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居民而言，要进一步更新消费观念，善于利用银行提供的住房等个人消费贷款来增加消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减少外汇占款，强化市场功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分流外汇储备，舒缓外汇占款压力，从源头上遏制流动性持续增长的势头。改革现行结售汇制度，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比例，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减少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账户政策应朝着分流市场外汇的方向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改变我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外资流进来易､流出难；对企业严､对个人松；对内资严､对外资松的不对称管理格局，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允许和扩大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通过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及时缓解和释放外汇市场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尽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回旋余地。[9]

2.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夯实市场基础，拓宽央行货币调控的空间。通过市场机制，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使我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要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同质性。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增加市场交易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企业集团等可逐步直接进入银行间市场参与交易。大力进行产品创新，开办并尽快扩大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货､互换和回购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场能够满足向参与者提供套期保值､风险规避以及投资理财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需要。

3.进一步完善外汇占款的冲销策略和手段，提高外汇冲销的效率。一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按照国际惯例，外汇基金一部分应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通过外汇平准基金的重要调节杠杆，在央行与外汇市场之间设置缓冲屏障，切断外汇储备直接与国内货币量变动的联系。二是灵活设计和选择各种冲销工具并扩大组合篮子中的数目。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例如，韩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可暂时取代尚不发达的公开市场业务。马来西亚的“雇员准备基金”可以调节流动性，从而将政府和雇员准备基金的存款从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10]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可以设计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和冲销金融工具和手段，巩固和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货币调节和汇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对外汇的冲销工作也更具效率。

⑹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定增长趋势不变

总策划： 周月秋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

课题组长： 樊志刚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资深专家

课题组成员： 王小娥、杨荇、朱妮、刘新、王晓娆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外部风险上升，可能影响未来出口增长。综合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此外，当前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经营面临一些挑战和风险，值得引起关注。

我国经济金融总体保持稳定运行

1、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6.8%，二季度同比增长6.7%。在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等因素的带动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其中，工业生产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7%，较上年同期小幅回落0.2个百分点。同时，在上年同期22.7%的高增长基础上，前5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仍高达16.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3个月低于5%，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具体来看，内需增速出现有所放缓迹象，上半年三大需求表现不一。

一是投资增速继续小幅回落。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0%；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1.4%，比上年同期小幅下降1.3个百分点。在三大投资构成中，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处于高位。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7%，较上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同时，受企业盈利状况改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6.8%，较上年同期加快1.3个百分点。此外，受表外融资收缩、PPP清理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基建投资同比增长7.3%，比上年同期大幅放缓13.8个百分点，成为引起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放缓的主要原因。

二是消费增速有所放缓。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4%，较上年同期小幅回落1个百分点。但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比上年同期提高14.2个百分点。

三是未来我国出口增长将面临一些挑战。上半年，出口增长(以美元计价)12.8%，同比加快5.1个百分点；进口增长19.9%，同比加快1个百分点。上半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较快，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仍将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一些挑战。

2、CPI温和上涨，PPI企稳回升

上半年，CPI走势较为平稳，同比上涨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6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涨幅相对较低，同比上涨1.2%；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2%，是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力量，尤其医疗保健类、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较快，反映出消费升级型服务价格上涨态势不减。

PPI同比上涨3.9%，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7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累计上涨5.1%，是推动PPI上涨的主要动力。需要关注的是，PPI环比在连续3个月负增长后在5月重新转正，显示PPI企稳回升、稳中有涨。

综合来看，CPI延续平稳走势，PPI企稳回升态势初现，通胀压力整体温和可控，货币政策尚有操作空间。

3、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边际趋松，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所升高

银行间市场利率小幅回落，显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边际趋松，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要松紧适度。1月至6月，SHIBOR(隔夜)月均水平分别为2.65%、2.59%、2.61%、2.65%、2.61%和2.57%，6月利率水平较年初小幅回落；7天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R007)月均水平分别为3.23%、3.07%、3.29%、3.66%、3.19%和3.34%，整体呈“W”型走势，6月较高点也有所回落。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所升高。一是M2增速放缓。1月至6月，M2同比增速分别为8.6%、8.8%、8.2%、8.3%、8.3%和8.0%，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回落2.1、1.6、1.9、1.5、0.8和1.1个百分点。二是社融增速明显回落，表明表外融资收缩较为明显。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累计增长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2.07万亿元。其中，以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票据融资为代表的表外融资累计负增长1.2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3.74万亿元，是拖累社融增速回落的主要因素。三是表内信贷需求较为旺盛，但实体部门融资成本有所升高。上半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8.7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5500亿元。此外，3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96%，比上年12月上升0.22个百分点。

4、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降，总体呈现震荡下跌趋势

1月至6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月均水平分别为6.4364、6.3162、6.3220、6.2975、6.3758和6.4556，呈先升后降态势。受美元指数走强等因素的影响，截至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较上年末累计下跌1.25%，其中6月单月下跌3.05%。

5、房地产库存降至较低水平

一方面，房地产库存降至较低水平，房价上涨压力逐步积累。截至6月末，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55083万平方米，狭义库存去化周期已降至不足4个月。从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看，一二三线城市环比涨幅分别为0.6%、1.2%和0.7%；从二手住宅市场来看，一二三线城市分别环比上涨0.0%、0.7%和0.6%。

下半年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

总体来看，外部风险有所上升，将成为影响下一阶段经济走势及宏观政策的重要变量之一。

预计宏观政策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保持稳定，但需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

首先，财政政策重在“稳增长、调结构、降成本”。考虑到2018年预算赤字率下调至2.6%，预算财政支出增速7.6%(与2017年增速基本持平)，加上今年地方债发行明显低于前两年，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下半年仍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在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的同时，会更多倾向于创新驱动、扶贫、环保和教育等领域，注重结构性发力。其中，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全年预计将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亿元，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亿元，整体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1.1万亿元。此外，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早见成效。这表明，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或更加积极。

在这种情形下，预计外部风险对我国出口和经济的影响并不大，短期或拖累我国经济增速约0.1个百分点。预计2018年GDP增长6.6%左右，年内将呈现“前高后稳”走势。

从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分析，消费需求将保持平稳增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突破40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速为10%左右；投资需求增长也将保持基本稳定。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6.5%左右，其中制造业投资将小幅反弹至6%左右，基建投资增速将在12%左右，房地产投资将高位回落，但回落幅度小于预期，预计全年增速在8%左右；进出口贸易增长有望保持平稳。预计2018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在7%左右，外部风险对中国出口和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可能影响出口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左右。

此外，市场流动性有望趋于总体稳定。未来一段时期，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或低位反弹。其中，贷款规模增长，将推动M2小幅反弹，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预计2018年M2增速将回到8.5%至9%左右。

人民币汇率将窄幅震荡。展望下半年，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美联储将继续保持加息节奏，美元有望保持强势。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元长期上升动力有限，预计美元指数难以突破100大关。在这种预期下，预计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上限将介于6.6至6.8之间，触碰甚至突破7的概率并不大。

当前经济形势下商业银行经营面临的一些挑战

需要关注的是，既有经济内在运行过程中客观产生的问题，也有宏观调控政策推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加上外部风险进入多发期，这些因素都将对商业银行经营带来一些挑战，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1、经济中客观产生的一些问题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1)基建投资增速趋缓，但仍需关注其长期影响。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清理、PPP项目清库及规范管理等多种政策对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影响较大，导致基建投资增速显著放缓。

(2)消费增速不断放缓，需要关注消费增速放缓对消费贷款的影响。居民消费增速下滑，主要与近两年房价上升及家庭债务负担上升有关。目前，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达到49%左右，其中70%的债务来自房贷。居民部门债务对消费的抑制效应或已开始显现。考虑到未来消费增速存在进一步下滑风险，预计商业银行的消费贷款将可能持续面临较大回落压力。

2、政策推进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1)去产能、去杠杆加速部分企业风险暴露，导致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形势变得较为严峻。

2018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在2017年整年保持1.74%水平后再度微幅上升；不良贷款余额17742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685亿，已是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连续第26个季度环比上升。银行业不良贷款再度“双升”，主要源于当前部分企业资金流紧张状况有所加大。

在去产能持续推进下，经济进入新旧产能转换阵痛期，旧产能存量资产风险尚未完全出清，新产能体量小且风险较大。随着去产能、去库存和降杠杆等政策叠加，旧产能发展速度回调，风险容易被触发，典型的是企业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如信用债违约。同时，新产能远未进入稳健发展期，风险可能也较大。

此外，去杠杆也可能会引发企业部门等面临的风险上升。首先，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回归表内，去杠杆的非对称性体现为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产生的影响不一样，中小企业的大部分融资(包括信贷)都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或银行的表外和同业业务的渠道获得的。如果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上升，将给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管控带来一定压力。其次，政府部门去杠杆和地方债务清理，将可能加大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压力，导致隐性负债风险上升。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累计增长8.0%，支出累计增长7.8%。在收支缺口存在压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风险将可能有所上升。所以，需要警惕地方政府隐性债券风险上升对商业银行经营构成的潜在不利影响。

(2)严监管政策环境都将使银行贷款增速受到制约对银行盈利增长也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上半年，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同比减少46.8%和12%。居民户贷款同比减少4.5%，其中中长期居民户贷款同比减少11.3%。当前银行经营转型尚未完成，生息资产的规模扩张依然是净利润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另外，在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收入也与资产规模扩张密不可分。过去十多年中，资产规模增长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的贡献度约为80%左右。去杠杆下信贷扩张受到制约，预计银行盈利增长也将相应放缓。

(3)严监管政策延续，叠加存款流失，金融机构面临资金成本上升压力。

在居民理财意识逐步增强和金融投资渠道不断丰富的市场背景下，商业银行存款分流压力有所加大，目前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增速已降至1979年以来的低位，6月末为8.4%。尤其是活期存款流失较为明显，导致商业银行的付息成本刚性上行。与此同时，金融强监管政策延续，导致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资金紧张，加剧了银行之间争夺负债资金，各银行吸收高成本负债的动力明显增强。这主要体现为：一是同业存单发行规模继续上升，发行成本有所提高。1月至5月，各类商业银行累计发行同业存单8.67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万亿元，同比涨幅为15.6%；同业存单平均发行利率4.6%，较上年同期增长16基点。二是结构性存款规模激增。受资管新规落地的影响，结构性存款将成为银行争夺负债资金的重要手段，发行规模已快速上升。截至5月末，中资全国性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增至9.26万亿元。其中，1月至3月新增1.84万亿元，超过2017年增量总和。

3、外部风险给银行经营带来的压力

2018年以来，外部风险不断上升，对进出口贸易特别出口增长将带来一些挑战和压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3.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3%。其中，贸易和利用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是0.9%左右，占全要素生产率的30%。如果外部风险上升，将使贸易和投资增长有所放缓。对商业银行而言，其具体影响表现为，相关产业的出口企业可能面临订单下降和利润下滑等影响，对应的信用风险也将可能上升。

⑺ 银行自身应怎样处理好三性原则

论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及其均衡(2008-04-11 08:52:31)x0dx0a（发表于《金融经济》1995年第12期，并获“3351”金融质量工程征文一等奖）x0dx0ax0dx0a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各国概莫例外。如何认识“三性”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银行永久研究的主题。在我国，几大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刚刚起步，对此可以说是宽答正在研究的新课题。x0dx0ax0dx0a安全性——银行经营的基础x0dx0ax0dx0a一、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大x0dx0ax0dx0a其一，银行是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特殊企业，与一般工商业相比较，它与社会各行业的关系更为紧密，更为广泛，微观经济的发展变化状况，直接影响到银行业的经营状况。x0dx0ax0dx0a其二，银行所经营的特殊商品——货币，受政府或中央银行经济、货币政策的影响，即银行又受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x0dx0ax0dx0a其三，财政、税收和财会制度改革后，取消了对银行实施保护的措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取消了对国有企业税败首前还贷的规定；企业破产清偿债务时，银行与其他债权人处于同等地位。企业破产后的债务按内部职工债务——国家债务——其他债务顺序清偿。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在有力清偿时，同其他债务一并清偿，在无力清偿时，按贷款占全部债务的比例清偿。因此，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加剧。x0dx0ax0dx0a其四，各种经济成分的并存，银行放款对象由单一的国营、集体企业变化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等，对象的复杂性，也将加剧信贷资产的风险。x0dx0ax0dx0a二、存款的偿还具有“钢性”x0dx0ax0dx0a众所周知，银行资金主要来源于客户的存款，基于客户对银行的信赖，如果银行不能保证存款本息的支付，就可能出现存款人挤兑现金，银行关门倒闭的风险。一般企业在债务到期无力偿还时，债权人还可申请延迟一段日期，如企业贷款可展期，但银行对存款的偿还则具有“钢性”，到期必须无条件地向存款人支付本息。x0dx0ax0dx0a以上两点说明，银行业经营风险大于一般企业，而对债务的偿还又具有“钢性”，所以必须视安全性为其经营基础。x0dx0ax0dx0a银行经营风险来自多方，千变万化。如果从信贷资金的来源与运用的角度看，主要有存款风险和贷款风险。存款风险就是银行超比例放款，备付金不足，不能随时支付提存和顺利吸收存款。贷款风险则表现为审贷不严或企业效益陡降，贷款逾期、呆滞，不能及时地收回贷款的本金和利息。x0dx0ax0dx0a两类风险相比较，贷款风险是实质性的风险。存款支付困难，有可能是因为银行一时出现资金调度上的技术失误而造成的，只要银行及时，灵活调度，组织资金，这种支付困难可以克服。而贷款风险一旦发生，不是银行内部可以解决的。贷款不能及时收回本息，会带来实质性而不是技术性的存款支付困难，还会使银行无资金支付经营费用。贷款风险到一定程序时，不仅使银行自身倒闭，还将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因此，安全性是银行经营的基础，基础的保障又依赖于贷款风险的防范。x0dx0ax0dx0a任何贷款都存在风险，只是程序不同而已。但是银行为了实现其融通资金的职能、保证存款人的利息，为了支付经营管理费用，为了实现盈利目标，又必须放款于企业。也就是说，银行明知贷款有风险，又不能不放款。这就要求银行积极防范风险，使贷款的风险程序最小。x0dx0ax0dx0a影响贷款风险大小的因素主要有贷款方式、贷款对象以及贷款慎枯慧所处的形态即贷款发放后的管理三个方面。贷款发放的当初，贷款方式的选择（如信用、担保、抵押形式），银行有比较大的自主权，难度也小，但贷款对象的评估、审查、选定难度就大。即使当初的评估审查完全无误，企业也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x0dx0ax0dx0a如何防范贷款风险，我国的交通银行已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主要内容如下：x0dx0ax0dx0a第一，明确各方责任，重点是信贷员的责任，信贷员要对贷款的安全性负责。x0dx0ax0dx0a第二，健全内部制约机制，在贷款分级审批的基础上，完善审贷分离制度。x0dx0ax0dx0a第三，加强信贷员的基础工作，主要是资料积累和“三查”制度，对固定资产贷款还要搞好项目评估。x0dx0ax0dx0a第四，压缩信用放款，推行抵押、担保、贴现放款。x0dx0ax0dx0a第五，按贷款方式系数、信用系数和形态系数计算贷款的风险度，实行贷款的风险管理。x0dx0ax0dx0a第六，实施信贷风险资产质量日常监督，做到：正确分析、逐步审定、台帐登记、帐户反映、严格稽核、统计分析、催收办理、奖惩考核。x0dx0ax0dx0a第七，严格执行信贷通则，全面规范信贷行为。x0dx0ax0dx0a近几年来，中央银行以及各家专业银行相继引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设置了一系列指标和标准，从资产负债结构、信贷资产质量等方面加强抵抗风险，防范风险，现在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从1995年7月1日起施行。主要做法有：x0dx0ax0dx0a1、用资本金充足率作为银行是否稳健经营的重要尺度。x0dx0ax0dx0a根据“巴塞尔协议”，人民银行要求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总额与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最终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不得低于4%，中央银行将以风险资产总额控制代替过去的贷款规模控制。具体方法是，首先按照资本的流动性，把银行资本分成一、二两级，考核资本总额，然后再根据资本充足率来决定风险资产总额。譬如，某商业银行资本总额为10亿元，规定的资本金充足率是8%，那么，风险资产总额就了定在125亿元以内。（10÷8%），中央银行把125亿元风险资产总额看作监控银行是否稳健的标准值。商业银行则主要通过降低信贷资产的风险度达到资本充足率的标准。x0dx0ax0dx0a2、用信贷资产比例及质量标准防范风险，保障安全经营。x0dx0ax0dx0a具体做法有：（1）对根据贷款方式，贷款对象风险权重值计算出的风险程度大于60%的，一般不予放款。（2）对某一企业放款余额不得高于该企业资产余余额的60%。（3）银行对同一企业放款余额不得超过银行自身资金的10%，对最大十家企业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总额的一半。（4）逾期贷款余额与各项贷款余额之和不得超过8%，呆滞贷款不得超过5%，呆帐贷款不得超过2%。（5）固定资产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例不能高于15%。（6）银行的短款，错帐损失应控制在业务量的万分之三以内。x0dx0ax0dx0a以上主要比例的标准值，都是一个相对区间值。在实际监控、运作时，应结合当时的金融外部环境，外部条件，灵活掌握，达到安全经营之目的。x0dx0ax0dx0a流动性——银行经营的杠杆x0dx0ax0dx0a流动性是实现安全性的必要手段，又是盈利性、安全性之间的平衡杠杆。流动性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有足够的资金满足存款的支付；其二，满足企业正常贷款的需要。流动性中的满足存款支付，侧重于信贷资金的合理调度。有时银行即使有充足的资金实力，贷款风险低，但在资金运用调度上不合理，如将短期存款大量用于长期贷款，致使银行到期没有足够变现资产来支付存款人的提款。这种支付困难，对于银行来说有可能造成“黑宇破产”。x0dx0ax0dx0a一般企业遇到资金支付困难时，如到期不能偿还贷款本息等，尚可以与债权人协商，宽限一定期限归还；银行则要无条件地保证债务的清偿。如果银行没保证提现，一旦消息传出，马上就会出现挤兑风潮。国外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雨中几个行人聚在一家银行的屋檐下躲雨，被人误传为该银行不能保障提现。于是储户纷纷兑取存款，迫使该银行关门倒闭。x0dx0ax0dx0a银行集中社会大量和分散的资金，必须充分、合理、有效地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这既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实现银行经营经营职能和目标的需要。实际上流动性的两个内容是由安全性、盈利性原则决定的，所以说流动性是均衡“三性”的杠杆。x0dx0ax0dx0a流动性的保证程度，银行自身主要通过存贷比率等指标考核。在存款比例方面，人民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先从增量上要求，各项贷款与存款之比，控制在75%以内，先从增量上考核，是因为目前几家专业银行的历史包袱沉重，以后将逐步过渡到存量的考核上，控制存贷款比率，实际上用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如果超比例运用势必造成存款支付困难；商业银行法第39条也规定，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另外还规定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还有一个指标是中期和长期贷款不得超过中长期存款的120%。客户是商业银行从自身资金运用方面来保障流动性。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坚持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分别管理的原则，银行的信贷员应层层深入分析企业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帐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产利润率等财务指标，考察企业短期、长期偿还能力，确保银行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当前企业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是资金紧张，据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于银行贷款的减少，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产值超常规发展，产值和效益不是伴生发展。因此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很大程序上依赖于企业资金的流动性。x0dx0ax0dx0a盈利性——银行经营的目标x0dx0ax0dx0a商业银行把追求最大限度的盈利作为经营目标和内在动力。盈利也是安全性、流动性经营的结果。x0dx0ax0dx0a只有保持理想的盈利水平，银行才能巩固信誉、增强实力，提高竞争能力。x0dx0ax0dx0a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对微观经济产生影响。在盈利性驱使下，银行致力于贷款的安全和较高的收益，资金流向生产经营效益好的企业，支持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同时银行较高的利率对工商企业形成资金成本压力，迫使企业节约用资金，降低资金成本。x0dx0ax0dx0a商业银行的自身效益如何，也影响着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首先银行作为企业，构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一部分；其次，商业银行作为特殊企业，资金纽带连接千家万户，银行效益削弱，意味着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筹集，再分配能力的削弱，造成工商企业启动和运转资金困难，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如果银行经营亏损到不能保证存款支付时，带来的只会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和动荡不安。x0dx0ax0dx0a商业银行较高的盈利水平，会增加客户对银行的信用程度，从而增加存款额，同时也可提高在中央银行的信誉，从而减少过严的监督和过多的干预。x0dx0ax0dx0a商业银行在高盈利条件下，可以用高薪优厚福利，优良的工作环境等条件招聘与保持一批精明强干的专业人才。防止人才外流，也可使银行经常性地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和手段提高工作效益。x0dx0ax0dx0a评价考核盈利性指标分为两类：从总体上考察的经营性盈利指标，从个体上分析的项目盈利性指标。x0dx0ax0dx0a我国交通银行设置了总利润、资产盈利率、资本金盈利率、利息收回率，人均利润几项指标考核盈利性。其中主要指标是资产盈利率和资本金盈利率。就资产盈利率来说，资产包含着盈利和非盈利资产的比例问题，净收益中包含着存款规模、存贷利差、管理费用和税收等因素。所以说该指标反映了资产总体盈利水平，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银行的经营水平。x0dx0ax0dx0a均衡“三性”——银行经营的难点x0dx0ax0dx0a商业银行的三项经营原则，从个别看，每一项都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都有各自的特殊要求。在实际运用中，“三性”又往往会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如：安全性高的资产——现金，流动性大但盈利性差。盈利性高的资产——贷款，流动性差但风险大。因此，正确处理“三性”之间的关系，在“三性”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均衡点，正是银行经营的难点。x0dx0ax0dx0a如果过分注重某项原则，势必会牺牲其他原则，从而影响总体目标的优化。近几年，一些银行曾只片面追求盈利性而忽视了安全性和流动性。如滥设机构，乱拉客户，一个企业可同时在几家银行开立帐户，至使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几家银行同时予以放款，结果大量贷款收不回，变成呆滞，沉淀资金；各家银行搞利率大战，造成存款在金融系统内部大搬家，相互乱占用联行汇差，乱拆借，用信贷资金到沿海地区炒股票，炒房地产，造成内地资金困难，我国金融秩序混乱。以上状况都是银行业不能正确均衡“三性”关系所至，最终不得不迫使中央银行实施全面整顿。“三性”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矛盾的关系，增强了银行经营的难度。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做法是：“总量平衡、对称管理。”x0dx0ax0dx0a以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是总量平衡的指导思想。具体包括的内容有：（1）负债的平衡：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存款负债与其他负债之间保持适当比例。（2）资产的平衡：长期资产与短期资产，信贷资产与其他资产之间保持适当比例。（3）资产与负债的总量平衡：资产与负债要建立在经济合理增长基础上的动态平衡——积极平衡，既坚持以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量力而行，防止“超负荷”运行，确保银行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又积极“找米下锅”，扩大经营规模，获取合理盈利。x0dx0ax0dx0a“对称管理”是以资产负债各项之间的对称原理为基础，协调“三性”之间的矛盾。对称管理的内容包括：x0dx0ax0dx0a——规模对称，即资产规模与负债规模相互对称，统一平衡。x0dx0ax0dx0a——偿还期限对称，资产的偿还期与负债的偿还期保持一定程序的对称。x0dx0ax0dx0a——结构对称，各种类型的负债与相应的资产类型对称。但是以上所述对称又不是绝对的，可以有一个缺口，银行对这个缺口承担较大风险，但如果管理得当，就会给银行带来更多的赢利。x0dx0ax0dx0a“三性”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又为均衡协调其关系创造了条件和可能。x0dx0ax0dx0a从银行的长期经营看：第一，长期的稳健的经营可能取得客户的信任，建立较高的信誉，可以为增加盈利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有保证了资金的安全无损，才能进一步谈得上流动性也盈利性。第二，资产的合理调度。保持充足的清偿力，可以加强巩固业务的基础，争取更多盈利的机会，只有保证了信贷资金的正常流动，才能保证银行信用中介地位的稳定。第三，不断增加盈利是弥补风险损失，保证安全和流动的真正源泉。x0dx0ax0dx0a在具体业务操作时，银行资金来源较充足，借款需求旺盛，安全性与流动性要求十分紧迫，可以侧重于盈利性的要求；相反，在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时期，则侧重于保持安全性、流动性，获取盈利应放在次要地位。在中央银行放松银根的条件下，可以更多地考虑盈利性；在紧缩银根时，就更多的考虑流动性。商业银行自身流动性资产较多时，则设法改变原有资产结构，侧重于增加盈利；在长期贷款较多，流动资产减少的情况下，更多地考虑流动性。x0dx0ax0dx0a“三性”经营是商业银行全行上下共同的任务，行长对此应全面负责，各职能部门分工配合。如资金运用的流动性管理，以计划部门为主；贷款的质量，安全性管理以信贷部门为主；资金成本、利润即盈利性分析以会计部门监督为主；“三性”真实性的监督以稽核部门为主。x0dx0ax0dx0a总之，商业银行应以“三性”作为经营原则，随时转换“均衡点”，达到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最佳盈利水平。

⑻ 专家建议拿出三分之一的存款买房，你觉得合理吗

你好，有专家建议大家拿出三分之一的存款买房。就能解决问题。对于这个说法，我认为不合理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很多人的三分之一存款不足以买房。是否买房，要看个人需求。以及自己的存款有更多的用途，这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于很多人来说自己三分之一的存款并不足以买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存款数额也是各不相同的。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自己的存款并不是很多。拿出三分之一来买房是根本不够用的。这位专家，简单的把不同的人的存款做了平均。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以此为由提出的建议也就是不合理的了。事实上他的这个建议根本就不切实际。

第二，是否买房，要看个人的实际需求。而不能一概而论。虽然住房是我们生活的必须。但是是否买房，还要看个人的实际需求。对于有些人来说，在当前状态下，并没有买房的需求。或者受各种因素影响暂时没有买房的想法。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买房。因此，这位专家的说法并不具有可行。因此并不合理。

第三，自己的存款有很多的用途不能只用来买房。我们之所以要有存款除了收入结余之外还有为了应对特殊情况而早做准备的意思。因此我们的存款有很多的用途。绝不只是为了买房这一项内容。因此在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将自己的存款的大部分拿去买房的。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用三分之一的比例来分析和计算。

因此，这位专家的建议并不合理。也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祝你好运。

⑼ 高明的经济和产业现状是什么样的

高明经济概述

高明：2018全国发展潜力百强区77

名、科技创新百强区67位、绿色发展百

强区53位、综合实力百强区42；

2018年，全区经济稳中有进，结构不断优化,各项主要经济指

标稳定运行。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升，第三产业仍是经济增

长的主要拉动力，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

经核算，2018年全区累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79.49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2.7个百分

点，比前三季度提高1.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0.11

亿元，增长31.5%；第二产业增加值658.81亿元，增长4.0%；第三

产业增加值200.57亿元，增长8.9%，高于GDP增速3.4个百分点。

一、农业生产快速增长

2018年，全区累计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1.84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1.4%。其中：种植业产值9.77亿元，增长36.7%；

林业产值1.35亿元，增长18.7%；牧业产值15.40亿元，增长15.6%；

渔业产值13.45亿元，增长21.6%1.87亿元，

增长4.4%。

二、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2018年，全区累计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989.39亿元，同比

增长3.8%，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4.3个百分点，比前三季度提高2.9

个百分点。七大支柱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实现产值2493.93亿元，同

比增长5.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2个百分点。除了食品饮

料产业同比下降2.2%外，其他六大支柱产业均平稳增长，成为全区

规上工业增长重要拉动力。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装备制造业、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合计实现产值967.27亿元，增长3.8%。

三、资本投入增长稳中有进

2018年，全区固定资产投入增长3.3%，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5.1个百分点，比前三季度提高4.2个百分点。从资本投入领域看，工

业技改投入、房地产开发投入产业势头良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分

别增长63.6%和108.5%，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装备制造业

、基础设施资产投入仍是短板，分别下降6.4%和40.3%。

四、

全社会消费增长稳定。2018年，全区累计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39.47亿元，同比弯桐增长8.6%，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

点，比前三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全区居

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1.6%。八大类别中，衣着、居住、医疗保健类

涨幅较大，分别上涨2.7%、2.3%和3.2%。

五、外贸形势整体向好

2018年，全区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200.6亿元，同比增长11%，

比去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比前三季度提高7.1个百分点。其中：

实现进口总值24.7亿元，同比增长22.3%，比去年同埋和坦期下降了20.4

个百分点，比三季度提高了56.8个百棚判分点；实现出口总值175.9亿

元，同比增长18.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比三季度提

高了5.1个百分点。

六、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2018年，全区累计实现财税总收入158.98亿元，同比增长4.1%。

其中：累计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0.40亿元，增长11.5%，增

幅较去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比前三季度提高了3.8个百分点；

累计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9.76亿元，同比增长20.2%，较去

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

七、存贷规模稳步扩大

12月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17.86亿元，同比增长

16.3%，增幅较去年同期提高3.2个百分点，较前三季度提高1.7个

百分点。其中：境内住户存款余额223.28亿元，同比增长7.3%；金

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328.62亿元，同比增长15.2%，增幅较去年同

期提高1.6个百分点，较前三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

产业布局

在产业空间布局上，规划提出要形成“一核三极”的空

间布局。具体而言，“一核”就是要强化沧江工业园、西安

工业园、富湾工业物流园的工业发展动力“核心”作用，发

展高明区工业的经济辐射和技术集聚“核心”区域。重点开

展新材料产业的研发和产能扩张工作，大力发展新材料、新

能源、石化塑料、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三极”分别是以杨和镇为载体的东部增长极、以明城

镇为载体的中部增长极和以更合镇为载体的西部增长极。

“三级”产业发展各有侧重，如杨和镇将重点发展石化塑料、

装备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金属材料加工与制品、家

具、媒介印刷等优势制造业；明城镇重点发展新能源、精细

化工、新型建材等现代产业；更合镇大力发展新材料、节能

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