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次贷危机会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带来什么影响
次贷危机能传染给中国吗?
美国的次级贷款业务本身是一件挺好的事,其出发点是为那些信用等级较低或收入不高的人提供贷款,让他们可以实现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在1994年~2006年间,超过900万户美国家庭购买了新住房,其中大约20%的家庭借助于次级贷款。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负面因素逐渐浮现,最终导致危机爆发。
其一,是过度证券化。几乎与次级贷款业务并行发展的,就是美国经济的证券化,比如,人们把一些一时还不清的债务,转化为证券后再卖给投资者。换句话说,凡是有风险的,都可以摇身一变为证券。所以,次级贷款的放贷机构也不闲着,他们把手中超过六千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债权转化为证券后,卖给各国的投资者。那么,富有投资经验的银行看不出这其中的高风险?次级贷款的放贷机构花钱供养了许多信用评定机构,从而可以轻松地拿到最高为“AAA”的信用评级,泛滥成灾的“AAA”证书使银行失去了对风险的敏感性。
其二,是通货膨胀。随着这张“大饼”越做越大,富人们因为手里拥有越来越多的纸面资产,而放肆地挥霍;穷人们因看到自己的房子每天都在升值,也开始购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最后,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借以压抑通货膨胀。可是,利率提高后,那些本来就缺钱的穷人就变得还不起贷款了,这导致次贷市场还贷拖欠比例迅速上升。至此,美国经济一下子坠落入货币流动性很低的状态。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徘徊状态,穷人就更难还清那些堆积如山的次级贷款债务。
我们能从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可能有人会说,根本学不到什么,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次级贷款市场。但是,仔细看看,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中也有类似于美国次级贷款的成分,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中国经济也有被拖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房地产的金融创新项目。许多中国人希望通过投资房地产去获得财富,所以,银行帮助人们去实现这个愿望是一件好事。全国各地的银行都想出各种吸引人们借贷款买房的“高招”。比如,深圳的银行在2006年就推出了“双周供”业务,它允许以“双周”而不是以“月”为单位进行还款。这样,借贷人不仅能缩短还款期,而且还能少交利息,所以特别受“炒房户”欢迎。再比如,“循环贷”业务,它允许人们将商品住房抵押给银行而获得一定的贷款额度。这样,借贷人买越多的房产,就能获得越多的贷款额度,所以更受“炒房户”的追捧。在这些金融创新项目的帮助下,深圳的房地产价格在去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攀升。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深圳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月均涨幅高达13.5%,其中60%以上的借贷买房人的目的不是自住需求,而是投资需求。到去年年底,深圳银行房贷规模已达到700亿元。虽说目前还未出现大规模的贷款违约现象,但是,不断上扬的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迫使央行提高利率;不断提高利率,又会导致许多“炒房户”因交不起利息而违约。那时候,在没有次级贷款市场的深圳市,会不会重蹈美国式的次级贷款危机——银行不敢再做房地产贷款;也没有留下多少钱借贷给其它的产业;一切经济活动因为缺少现金而停滞了。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果断实施“房贷新政”,其目的就在于打压房地产投机需求,遏制房价上升势头,保障中国的金融安全。然而,“新政”刚推行不久,各种反对的声音便开始出现,这些人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希望“房贷新政”再次成为“空调”,以便自己能在最后的房地产疯狂中再大捞一把。实际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才是每个中国人最大的福祉,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中国会发生次贷危机吗?
我国的房地产贷款规模近几年发展迅速,并对银行业盈利能力和资产安全有较大影响。据上海银监局2008年2月发布的《2007年度上海市房地产信贷运行报告》称,截至2007年12月末,全市中资银行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5137.62亿元,比年初增加452.88亿元,同比多增63.28亿元,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58%。2007年,上海中资商业银行增量贷款中有27.5%投向了房地产业。截至去年12月末,中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32.2%。如果加上大量以房产作为抵押的其他贷款,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已影响到银行一半左右的信贷资产安全。在房地产市场波动加剧及宏观调控不断加强的同时,房地产信贷运行与市场之间的关联更趋密切,无论是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还是房贷借款人,都面临因房价波动而带来的压力与风险。针对这种状况,上海银监局表示,将加强宏观监管,关注信贷资源向房地产业聚集的趋势,适时提示各银行重视潜在的系统性信用风险,制订并实施合理、科学的信贷政策,分散、管理、控制房地产信贷风险。
比较我国房地产市场与美国次级按揭市场,二者存在很大不同。最为主要的是住房抵押贷款人一般都是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没有复杂的衍生产品。同时,房产首付在20%,政策上不允许发放零首付贷款。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存在的风险。
一是贷款首付比例较低及虚假信用,存在大量投机性借贷。在房地产“新政”实施前,我国居民房地产贷款首付比例为20%。但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虚假操作的情况。据报道,2004年上海曾经发生过有人贷款7800万元,购买128套住房的重大违规贷款行为,就是通过假信用的方式进入的。
二是超支付能力贷款不断增加。按照银监会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指引,个人每月按揭贷款还款额不得超过个人家庭月可支配收入的50%。但实际上,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很多人不能满足这一基本标准。有人从单位或找他人随意开出假的工资收入证明。银行信贷人员和房产销售人员为提高房屋销售和贷款业绩,甚至明确告诉贷款者只要能开到证明就放款。用假的收入证明、工资证明等虚假文件到银行进行按揭贷款,无疑埋藏了巨大的潜在风险。
三是贷款利率增长快,导致部分债务人丧失支付能力。近年来,央行数次提升贷款基准利率。2004年10月29日从5.31%提高至5.58%;2006年4月28日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至5.85%。经过连续10多次上调,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提高到7.47%,这对信用差、还款能力不强的贷款人来说无疑是巨大压力。
四是房价在飞涨后存在下跌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大城市近年房价指数上涨20%左右。就具体的楼盘而言,则上涨50%至100%甚至更多。飞速上涨的房价刺激了购房者的购买热情,炒房成为获取巨额财富的途径,使许多偿债能力低的人参与到购房队伍中。当房价下跌、房市流动性降低、贷款利率大幅调升时,势必加大高价购房者的偿债压力,使银行信贷面临巨大违约风险。
如何防范信贷风险
次贷危机对商业银行的重要启示是,在经济增长阶段忽视风险必将导致经济减速阶段的风险甚至是危机的爆发。当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时,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将首当其冲
一要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高度关注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自2002年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境内商业银行在旺盛的贷款需求下产生巨大的盈利冲动,同时流动性过剩导致其面临巨大的盈利压力。在盈利冲动和压力的双重推动下,大多数银行更多地注重盈利而忽视和放松了风险防范,贷款尤其是个人贷款增长速度居高不下。次贷危机对商业银行的重要启示是,在经济增长阶段忽视风险必将导致经济减速阶段的风险甚至是危机的爆发。从当前宏观调控态势和运行环境看,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近6年的快速增长后,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势头可能放缓。当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时,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首当其冲。同时,对中国的银行而言,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更好地防范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必须深化改革,改进风险管理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二要科学设计信贷产品。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面对房价不断上涨,忽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亦即贷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贷款公司和银行为了营销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将这些贷款证券化,把风险从银行账本上转移到资本市场,风险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为危机埋下祸根。因此,金融机构必须审慎经营,科学设计信贷产品。同时,在具体业务操作中,必须恪守原则与标准,打好风险防范的基础。
三要把握宏观经济走势与具体产品的关系。目前,中国房地产处于上升周期,房价上涨较快,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发展得非常快。2007年以来,商业性购房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呈逐月加快趋势。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来看,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银行一定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对此,银监会对银行一再发出风险提示,要求银行不能放松借贷标准,严格“三查”,严防假按揭和虚假贷款,并多次就银行房地产贷款进行现场检查。同时,在房价不断上升的环境下,银监会还提示银行要高度关注贷款抵押物的价格风险。
四要做好预警,控制规模与风险。近年来,出于战略调整和经营转型需要,境内商业银行普遍将个人信贷作为收入的主要增长点。在目前资产价格快速攀升、存在回调压力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应高度关注个人住房信贷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不能简单地将个人贷款或消费性贷款视为低风险贷款而不加选择地大力发展。从上海地区银行房地产信贷投放看,个人信贷快速增长强化了银行信贷长期化的势头,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的隐患加大。因此,吸取次贷危机的教训,我国商业银行应高度关注个人房地产贷款风险,加强信用系统建设,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防范和制止金融机构违规发放不符合条件的贷款。在当前动荡的金融环境下,金融监管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是金融创新要坚持“谨慎经营”原则。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所谓金融创新中,次贷不仅很快衍生出各种金融产品,还被分配到各种金融机构的投资产品组合之中。对冲基金及其他高杠杆机构以其财务杠杆工具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放大与次级债有关的各种交易,这导致衍生产品价值与其真实资产价值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割断,放大了相关投资和交易风险,使金融活动背离了金融机构的“谨慎经营”原则。当风险集中爆发时,再追溯原生信贷产品的发行质量,为时已晚。因此,在产品设计与每一单合约执行过程中,就应按照谨慎经营原则,合理评估无风险约束下的放贷行为与潜在风险的平衡,防患于未然。
次贷危机的警示
美国“次贷危机”将使股市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加大,从而对全球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美国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已经导致美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各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和“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各主要经济体目前经济基本面总体良好,而且美欧中央银行在对经济实施调控方面拥有足以使用的手段。因此,从近期看,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将更多体现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上。在全球许多金融市场面临投机热潮的大背景下,“次贷危机”可能与其他利空消息一道,加剧投资者的非理性情绪,从而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在近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
B.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有哪些
我过得政策性银行有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
C. 中国四大政策性银行有哪几家分管什么领域的金融业务
不是四大,是三家政策性银行。
1994年,中国组建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当时的背景是,推动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需要把政策性贷款分离出来,让四大行专门从事商业银行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以来,在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去年该行向煤电油运以及农林水、通讯、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放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78.6%。根据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该行去年向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发放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30.2%。由于这些项目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这部分贷款均享受国家政策的贴息或优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性银行现在面临的市场环境、任务和经营条件已发生很大变化,许多原有的政策性业务实际上已经逐步成为商业竞争。“不加快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就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还会产生和积累较大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一位负责人说。
从现实情况看,今后还会有体现国家战略、支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但是,必须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对政策性金融业务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制,各家银行都可以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承担政策性业务,通过优质服务和良好的管理提高竞争能力。”此间一位权威人士说。
国家开发银行于1994年3月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目前在全国设有32家分行和4家代表处。截至2006年末国开行管理资产余额达31014亿元,累计本息回收率99.73%。“根据目前的资产质量,国家开发银行如果转型为商业银行,将是全国资产质量最好的商业银行。”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农业发展银行是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并代理财政性支农资金拨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到2006年末,该行各项贷款余额8844亿元。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对外承包工程及各类境外投资的政策性融资主渠道、外国政府贷款的主要转贷行和中国政府援外优惠贷款的承贷行。到2006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全行业务贷款余额2317亿元,外国政府贷款转贷余额176亿美元。
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深化内部改革,为下一步进行全面改革创造条件。
D. 如何用手机查贷款还款余额
您好,若您是招商银行贷款客户,您可以登陆手机银行客户端,输入卡号和查询密码,选择“贷款管理”--“个人贷款查询”就可以查询到贷款业务类别、额度、期限、还款方式、剩余期数、剩余本金等详细情况。
E. 进出口银行对非基建贷款占贷款余额八成吗
2018年8月30日,银行业例行发布会称,作为中国对非洲地区的融资主渠道,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业务已覆盖45个国家,对非贷款余额中,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贷款占比超八成。
据介绍,在交通、能源等领域,进出口银行支持了一大批有利于非洲国家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改善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例如,肯尼亚蒙内铁路开通一年多以来,拉动肯尼亚GDP增长1.5个百分点,创造了超过3万个工作岗位;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项目的建成,推动了喀麦隆海陆交通一体化和现代化,实现了喀麦隆拥有深水港的百年梦想。
与此同时,为推动中非双方合作实现互惠共赢,进出口银行积极支持中国企业拓展非洲市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进出口银行支持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经贸合作和投资经营,累计带动中资企业签订商务合同金额超过2000亿美元。
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崔艳梅表示,未来,进出口银行将继续加大对非洲农业、能源资源下游产业、加工制造业和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提升其经济多元化程度和自主发展能力,帮助非洲国家融入世界市场,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出口创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