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余额贷款上升的主要动力

『壹』 贷款业务呈现的新特点

2006年上海住房金融市场运行特征和2007年展望报告

丛 诚

一、2006年上海住房金融市场运行特征

1、上海个人房贷缩水3%，逾期违约风险正在上升，但总体仍然受控。

2006年，上海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在宏观调控政策的笼罩下，总体呈现了萎缩盘整态势。数据显示，截止到2006年11月，上海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893.43亿元，其中商业银行个人房贷余额2487.97亿元，公积金个人房贷余额405.46亿元，与2005年底比较，2006年上海个人房贷资产首次出现负增长-86.36亿元，换句话说，上海全城个人房贷债务大盘较2005年萎缩了2.9%，这一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在2005年，个人房贷大盘的先行指标——年度新增房贷余额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大幅的负增长-58.71%。个人住房贷款债务规模的首度萎缩意味着，依赖银行信贷在上海进行的各类住房消费和投资活动，已经越过了阶段性顶峰，进入一个回落盘整阶段。

2006年上海个人房贷风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在2004年，沪上中资银行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只有0.1% 左右，但根据上海银监局的最新统计，到2006年9月末，上海中资银行个人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已经上升到了0.86% ，两年多的时间里上海房贷的不良率上升了7倍多。银行诉客户房贷违约的案件，在法院也从过去零星的案件发展成为常规性案件，在市中心部分区法院，一个月就会审理多达十几起房贷违约纠纷。比较而言，住房公积金个贷超过三个月以上逾期还款的违约率仍然很低，仅为0.017%。

2、投资性购房需求急剧下降，提前还贷潮主导了个人房贷萎缩之势。

仔细分析2006上海个人房贷结构，不难发现，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个人购房贷款呈现的萎缩态势，主导了整个城市房贷规模的缩水。2006年1-11月，上海全城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为585.51亿元，而2005年则为916.92亿元，下降了36%。从余额上看，商业性房贷2006年11月较2005年底减少156.97亿元，而公积金贷款则增加了70.61亿元，两者一减一增，总体效果仍为收缩减少。人民银行在2006年两度调高房贷利率，受此影响，商业性房贷和公积金贷款均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提前还贷，而商贷尤甚，2006年商业性个人房贷的还贷量仅1-11月就比2005年增加了90.26亿元。

笔者在总结2005年上海房贷市场运行特征时，就曾指出“上海住房市场上的贷款购房人群的强烈分化现象”，即从2003尤其是2004年开始，随着房价的猛涨，上海本地居民的购房能力呈现出一定的疲弱态势，而同期银行商业性个人购房贷款之所以出现爆发性增长，主要是以向未参加公积金制度的非本地人士在上海购房申请的纯商业贷款形态发放的。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由于受到宏观调控使房屋交易税费成本加大的影响，上海的投资性购房需求的急剧下降，造成了2006年上海商业房贷的大幅下降。

3、政策调整对住房消费激发成为公积金贷款逆势增长的主要动力。

2006年，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先后出台多项住房公积金便民政策，将住房公积金个人购房贷款条件由过去累计缴存两年放宽到六个月，贷款政策最高限额由先前的每户15万元提高到20万元，并将补充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每户5万元提高到10万元。这项政策出台之初，上海业界普遍担心由于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将形成对商业贷款的替代效应，但一年运行下来，这种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上海2006全年公积金贷款发放额185亿元，比2005年增加92.49亿元，几乎翻倍，而贷款户数也从2005年的6.71万户增加到9.6万户，户数增长了43%，这说明2006年公积金贷款总额比2005年翻番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公积金贷款政策的调整，促使了公积金购房贷款户数的增长。另外，2006年上海公积金首次向缴存公积金职工推出的“建造、翻建、大(装)修公积金贷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积金贷款的增长。由于这一新的贷款品种，在支持职工家庭装修改善居住条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资金和理财效果，正逐渐受到缴存公积金职工家庭的欢迎。

4、上海商业银行房贷竞争不断加剧，房贷利润率首度呈现下降趋势。

自从1998年央行出台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以来，房贷就一直成为各商业银行大力开拓发展的主要信贷业务之一，由于个人房贷所具有的高利润率、资产优质性以及与各类私人金融业务较高的关联度，上海各银行之间在房贷业务上的竞争总体上呈现了日益加剧的趋势，这种竞争在2006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传统的个贷业务竞争主要集中在新房贷款上，现在正转移到新房与二手房贷款并重的架势。其次，个人房贷的竞争渗透到了传统的楼盘银企合作协议框架之内，也就是说，一家银行对某楼盘发放开发贷款，并不能确保该行在下游个人房贷的排他性，事实上，由于竞争的关系，上游开发贷款银行在下游个人房贷业务出现20-50%的流失率已经十分正常。第三， 2006年上海各商业银行推出的房贷营销策略令人眼花缭乱，各银行对新房销售公司和二手房中介公司的贷款业务返利不断推高，个别银行竟高达贷款金额的1%以上。第四，由于目前各家银行尚无法在贷款利率上形成价格差异竞争，但各银行房贷品种的非价格竞争创新层出不穷，如固定利率贷款、双周供贷款、供款帐户的理财功能连接等等。竞争的加剧，直接导致了房贷业务成本的上升，银行的房贷利润率也首次出现下降趋势。

二、2007年上海住房金融市场展望

1、居住性购房及房贷逐渐恢复，投资性购房及房贷逐步回归。

2007年上海房市及房贷会继续承接2006年盘整态势，全年新发放房贷与还贷规模将持平在500-700亿元, 全城房贷总蛋糕难以有很大增长。

房贷是伴随房屋买卖的金融借贷行为，要判断未来上海房贷市场的总体趋势，必须对住房市场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上海而言，在当前房屋（包括新房和二手房）总体供大于求的状况下，房市的走向主要由需求面决定，购买房屋的需求基本可以分为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除了居住需求中的动拆迁购房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以外，各类改善居住型购房需求以及投资性购房需求的弹性是很大的，这种弹性突出地表现为潜在购房者在进行购房决策时所具有的因应相关因素的高敏感特点，也就是说，任何相关因素的任何扰动都可能导致购房决策的难产。影响居住性购房的因素主要为房价收入比、房价预期和还贷能力等；影响投资性购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交易成本、利率、投资机会成本等。现在大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经过近两年的房地产调控，全国的房价并未产生显著下跌，在上海，中环以内的房价事实上总体还是维持在2004年的平均水平。2007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强化房地产调控态势，出台更多有关压抑房价的政策，不管2007年新的调控政策是何种具体内容，但其发挥调控作用，无非是通过增加交易成本的方式来压挤房产投资收益空间，以达到抑制投资性购房需求的目的。随着我国股市向好和利率走高的趋势，加之物业税的可能出台，房产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的机会成本正越来越大，收益预期会不断缩小。但是，有两个因素是助长房产等资本品投资的，一是人民币升值因素，二是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国民习惯高储蓄率带来的长期流动性过剩。前者将长期吸引境外资金到我国持有房产，上海必然首当其冲；后者则必然导致过剩资金寻求包括房产、股票、黄金等各类资本品在内的投资栖息。

综合影响投资性购房需求的正负两方面因素，就上海这个特定的城市而言，不管各种宏观调控措施如何，投资性购房需求在上海将长期存在，并将在购房需求中具有一定比重。如果以上分析成立，就可以基本廓清包括2007在内的未来上海房市和房贷走向。总体而言，2007年，上海房市及房贷会继续承接2006年盘整态势，居住性购房及房贷将逐渐恢复，投资性购房及房贷也会逐步回归，直至与城市经济发展相适应状态，全年新发放个人房贷规模将与还款规模基本持平，估计会在500-700亿元的规模，到2007年底，上海房贷余额总体将会维持在3000亿元上下。

『贰』 当前人社系统面临的主要问题

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些业内人士曾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建议和评论。但是笔者认为，目前影响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社会总需求总量不足和社会总供给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去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品市场虽处于平稳增长态势，但是今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4%的增速与上年同期相比却下降了1.9个百分点。按以往的经验，每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走势均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状况。近年来，消费品市场所能呈现出的平稳增长态势，其中消费品市场比较活跃的因素主要还是由政府政策性作用所至，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性作用仍不明显。如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资的增加拉动了消费的较大增长；费改税在农村试点的扩大缓解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幅的下滑；住房、汽车和教育等个人消费信贷的持续增加带动了消费品市场的增长。由于这些政策性因素的主导作用，才促进了消费品市场的持续增长。若排除这些政策性不可比因素，消费品市场的增长将会面临着后劲不足的危机。当前，城市下岗、失业人数的增加和低保缺口的增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住房、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已在明显减弱。 2、商品供过于求的状况日益严重。据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对我国600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分析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供过于求的商品达到86.3%，比去年下半年扩大了5个多百分点；供需平衡的商品只有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这种供给总量相对过剩的问题表面上表现为全国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走低的趋势，但实质是受到我国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由现在的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转变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知识结构与就业需求的矛盾；要素、资源状况与产业结构和布局的矛盾；重复建设、区域封锁与市场规则的矛盾等等。由于这种供给过剩的一系列矛盾的存在和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的逐步加大，将使未来几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对于前几年放慢，失业人数继续增加。因此，供给过剩的压力在未来两三年内仍会存在。 3、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政府行为，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拉动，并且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2.1%，增速高于上年同期1.8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19.6%，增速高于上年同期7.2个百分点。其中，2001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8%，增幅高于上年同期3.1个百分点。今年1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1%。这些状况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据统计，2001年城乡集体、个体、农户等其他投资同比仅增长了8.3%，比国有及其他投资低4.5个百分点，城乡集体、个体、农户投资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1.7个百分点，如果经济增长过渡依赖政府政策性投资而脱离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旦将来国债投资下降，民间投资若未能及时启动，我国经济增长将后劲不足，难以形成高质量持续增长的态势。今年，尽管一些有利于民间投资的“利好”消息已经在酝酿和实施中，但真正落到实处还需一个过程，社会投资不足的矛盾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 4、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加大。去年以来，我国价格走低的迹象越发明显，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加大。目前价格走低的具体表现：居民消费价格从去年第四个季度开始走低，到今年1月已连续3个月下跌，为近两年来的首次；工业品出厂价格于2001年4月开始再次下降，之后降幅逐月加大，今年1—2月，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加大，同比平均下降4.2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001年比上年下降0.8%，2002年1—2月降幅进一步加大，同比下降1.5%，已连续9个月下降；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2001年同比下降了0.2%，2002年下降幅度明显加大，1—2月同比分别下降4.8%和4.6%；房屋销售价格虽在2001年增长了2.2%，但全年的价格走势前高后低、逐季下降，特别是第四季度增速回落明显，预计今年我国的商品房价格增速将不会有大幅度上扬；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在2001年虽同比增长了0.4%，但涨幅比上年却低0.7个百分点，今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开始下滑，2月比1月下降了0.3%，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6%；我国加入WTO后，全球性生产过剩、价格下行的影响通过多种渠道传导到我国。这些因素都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上升的态势。因此，预计我国在短期内价格走低的趋势不会改变。 5、金融贷款总量增速下降，资金供应渠道不畅的问题突出。从去年开始，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的增速已呈下降趋势，今年贷款增幅继续下降，1月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的增幅下降了19.8%，其中工业短期贷款额少增了67亿元，导致短期贷款当月减少。此现状说明工业贷款资金供应渠道不畅的问题已更加突出。此外，还有几种金融现象应引起注意：一是现金净投放量增幅下降。从去年开始，我国现金流通量的增幅已呈现出同比逐月下降的趋势，今年1月，M0出现了几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同比增幅为-1.7%；今年1季度，M0同比增长8.2%，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个百分点。根据一般经济规律，在管制利率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商品和劳务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是否适应的主要标志。目前，现金净投放量增幅的下降，可以说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萧条。二是M1的增速慢于M2。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出现了M1的增速慢于M2的趋势。2001年底，M1的增速为12.7%，M2的增速为14.4%。今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1季度M1的增速为10.1%，M2的增速为14.4%。按一般经济学原理，在正常情况下，如果M1增长率在较长的时期中始终慢于M2增长率，则说明经济的增长势头开始放缓。 6、就业矛盾突出。目前，我国的就业矛盾已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对下岗、失业、待业、新增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大量的待就业大军，政府部门、经济学家们不仅对各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不一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对就业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的观点也不尽一致。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全国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近几年，为缓解下岗、失业人员的压力，我国政府在增加就业岗位、加大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尽管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就业的矛盾却越来越突出。从中可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某些体制性的弊端，如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问题、任用干部的标准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投资结构问题、教育结构问题等等。这些诸多问题如得不到缓解，或者导致失业问题的加剧，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良性运行，而且可能引发政治问题。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上述问题，但同时也存在难得的机遇。一方面是国际资本目前正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去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呈现出恢复性增长态势，投资额增幅为10.4%。另一方面我国市场需求空间大、机会多。我们应该抓住这一扩大需求的机遇，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财政资金的投入使用方向、增加就业、促进出口等方面入手，加大政策调整力度，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或者参考: http://cache..com/c?m=&p=&user=&fm=sc&query=%B5%B1%C7%B0%CE%D2%B9%FA%BE%AD%BC%C3%C3%E6%C1%D9%B5%C4%D6%F7%D2%AA%CE%CA%CC%E2%3F&qid=d26b5bb903e8e57f&p1=9

『叁』 严防资金违规流入楼市股市 监管出手遏制消费贷“异化”

“消费贷款资金严禁进入楼市、股市等违规领域。”北京白领王丽丽(化名)近日在支取自己的个人消费贷款时，发现手机银行APP上弹出这么一句“警告”，这让本打算给老家表姐凑上几万元购房首付款的她，心里咯噔一下。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各银行在零售金融领域“攻城略地”，其中尤以消费贷、信用贷和信用卡等业务为主。在业务扩张的同时，一些银行的贷款业务“异化”，出现资金流入楼市、股市等违规现象，引起银监部门警觉。浙江、北京等地及时出台相关监管文件，加大现场检查力度，防范风险。

严查资金流向

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肖远企近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监管部门支持消费信贷发展，这与当前扩大内需、支持消费升级大环境相匹配。“银保监会也支持金融机构挖掘这一市场。但是，相关业务发展必须符合规律，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和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政策进行。”

在肖远企看来，近期一些信用卡透支、违约的情况较多，实际上反映出银行对信用卡透支和信用卡消费风控不严格，银行应对此加强风控。

浙江银保监局日前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个人消费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银行机构加强个人消费贷款用途管控，重申了禁止性领域：一是严禁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或偿还首付款借贷资金;二是严禁流入股市、债市、金市、期市等交易市场;三是严禁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信托计划以及其它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四是严禁用于民间借贷、P2P网络借贷以及其它禁止性领域等。

北京银保监局前不久印发的《关于加强银行卡风险防控的监管意见》要求，辖内商业银行应加强对信用卡大额透支和现金分期业务的资金流向监控，必要时要求客户提供发票等购物凭证，确保个人信用卡透支用于消费领域，不得用于生产经营、购房和投资等非消费领域。

另外，此前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2019年银行机构房地产业务专项检查的通知》，其中检查内容和要点包括信贷资金被挪用流向房地产领域等。

消费贷乱象

实际上，对银行消费贷资金用途，信用卡使用等，监管部门早有明确规定。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个别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导致消费贷、信用贷业务出现不少乱象。

不过，上海购房者张强(化名)此前在申请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时，就差点因为消费贷资金去向不明被银行拒贷。

“监管部门对消费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股市等敏感领域，一查一个准，因为后台的数据都是联网的。比如，你从A银行申请消费贷并支取，再转账给身边的亲戚B，B再转账给朋友C。无论这笔资金有多少人经手，对这个‘资金闭环’，监管后台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要最后资金用于购房等，哪怕不是你自己购房，而是借给他人购房，此类行为都属于违规，相关银行都会被从重处罚。”一家国有大行浙江地区支行负责人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今年以来，因个人消费贷款管理不审慎、贷款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楼市，银监部门对一些银行频开“罚单”。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督力度，对可疑交易应立即查清，加大处罚力度，对所有放贷机构都一视同仁。

警惕业务风险

专家认为，消费金融业务发展过快所带来的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等风险，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新发布的《2019年二季度中国杠杆率报告》显示，短期消费贷款依然是拉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动力。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说，个人消费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楼市，影响房地产调控效果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应坚决堵住各种漏洞。

与此同时，部分银行消费贷资产质量恶化迹象亦需警惕。分析人士认为，个人贷款不良率上升，主要源于信用卡消费贷带动，这可能与银行为“抢客户”降低门槛相关。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浙江银保监局在《通知》中重申，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不得与无放贷业务资质的机构共同出资放贷或为其提供资金放贷。肖飒表示：“这才是有关部门最担心的问题。如果银行将核心业务外包，就等于架空了监管体系。”

肖飒建议，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放贷机构，都要对消费贷款严格审查，不轻易放贷，金额也不宜过大。做到只对“白名单”用户进行放贷，对“黑名单”或征信有问题的用户，绝不放贷。联网制度亟待建立，对同时申请多家放贷机构用户要做到预警处理。

『肆』 4月末工行境内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超1万亿元，为何要增加贷款金额

我国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4700亿这个是正常的，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国家每年，甚至是每个月的人民币贷款额度都在增加，这说明了我们国家对企业的扶持是非常大的。而且从全球经济来讲，现在全球经济实际上是在下行的，我们国家的贷款额度不断增加，正说明了我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把握，经济在逐步稳健发展，市场需求比较大，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

总体看，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相适应，高于受国内外疫情冲击的实际经济增速，有助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逐步回升至潜在增速附近，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的形成。我国经济韧性巨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伍』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上升的原因包括哪些，应采取哪些对策

一、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是宏观经济调整的反映

2003年至2013年，是我国经济经历高速发展的十年，这一阶段，我国名义GDP年均增速高达16.8%，实际增速也有10.1%。伴随经济规模的增长，货币供应量从19.05万亿元增长至135.98亿元。在经济的上行期，流动性充裕，投资机会多，企业信贷需求旺盛。同时，中国银行业在剥离摆脱不良资产包袱之后，通过股改上市，成为市场化运作主体，释放了银行的增长动力，资产规模从27.7万亿元提升至151.4万亿元，十年增长了4.5倍。

企业的扩张与银行的发展一方面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也为当前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埋下了的隐患：一是企业整体杠杆率偏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当前中国公司债务已经达到GDP的125%，进入红色区域(公司与个人债务总和与GDP之比正常值为100%)；二是企业跨业经营成为趋势，特别是涉足房地产、矿产等领域的情况较多；三是产能全面过剩，无论是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还是新兴的光伏、风电，以及造船等行业均严重过剩。

而存在上述风险隐患的“银-企”借贷体系是不可持续的。进入新常态后，各种关系正在调整，原有借贷体系中的一些风险隐患需要时间来消化和释放。从银行信贷资产风险发生的情况看，“企业死亡”与上述三类风险隐患相对应，表现为“高杠杆断裂”，“多头投资失败”和“过剩产能出清”。客户风险爆发的过程，也是经济机体去除这些“顽疾”的结果体现。

二、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是各国经济调整的共同现象

横向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次贷危机后，也普遍遭遇了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阶段。其中，美国银行业在次贷危机爆发当年不良贷款率较之前提高0.6个百分点，风险暴露主要集中在随后的两年(08、09年贷款不良率增幅高达1.57和2.03个百分点)，并于2009年达到顶峰(5%)，之后逐渐回落，整体上与危机爆发和影响逐渐消除的过程基本一致。其他发达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也呈现类似特征。可见，银行不良贷款率在经济下行期上升，随着经济复苏回落是全球普遍的现象。2

美国GDP增速与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源 WIND

直至目前，上述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总资产排名全球20强的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为3.50%。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摩根大通、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法国BPCE银行、桑坦德银行、富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远远超过2%的水平，有的甚至达到了8%。

2

发达国家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源 WIND

与之相比，我国上市银行平均的不良贷款率为1.52%，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即便是三季度不良贷款率率先突破2%的农业银行，考虑到该行拨备覆盖率较高，若将超出平均水平的拨备用于核销，该行不良贷款率将大幅下降至1.5%以下。

三、应对资产质量恶化，中国银行业尚有空间

首先，宏观经济逐渐展露出积极的因素。虽然短期内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一些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向下调整的惯性仍然较大。但同时，新产业、新业态、新动力加快孕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出口降幅收窄等。宏观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为银行业对冲存量风险提供了机遇。

其次，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多建立了现代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通过引入并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风险管理政策、工具、系统等方面不断强化和完善，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风控体系，资本对风险的抵补能力不断加强。

第三，在不良贷款大量爆发前，银行已经开始意识到一些问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对“两高一剩”、房地产等行业进行管控。以农业银行为例，自2009年开始对钢铁、有色等行业实施指导性限额管理，2011年起实施指令性限额管理，一方面控制了设限行业风险敞口总量；另一方面，在限额管控下，银行优中选优，介入行业内优质客户，即便面临“去产能”的局势，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有限。

第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银-企”两方面均积极调整。企业方面，在历经大量因“高杠杆断裂”而“猝死”的风险事件后，在担保融资、高成本融资等方面相对谨慎；银行方面，不再是简单追求自保，而是有选择的给企业“输血”，企业也配合银行方面进行贷款归位、落实抵押，确保一部分能够产生现金流的项目得到资金支持以最终偿还贷款，有效化解暂时的风险。

此外，中国银行业在经济上行期储备了较为充分的财务资源。目前，上市银行拨贷比为2.77%，规模前十大银行拨贷比显著超过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低于法国)，对风险覆盖的水平相对较高。

1

中国及主要发达国家规模前十大银行拨贷比。数据来源 www.ybzcpcc.com

总体而言，当前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是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在银行资产端的体现，具有阶段性特征。既不能夸大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也不能低估解决问题的艰巨性，要从纵向看探究问题的产生，在横向上借鉴他山之石，清醒地认识来龙去脉，深刻洞察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管理的逻辑和内在规律，不为一时的市场浮躁所动，才能在风险之后“涅槃重生”

『陆』 如何化解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论文)

不要怪我复制哦~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长篇大论的~
既然是学经济的~你可以自己根据市场规则分析下。
如何化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建议你按文章去理下自己的思路。
既然是论文，你就按着自己的思路写的~~~
给你点参考吧~~

近两年，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各种金融问题愈加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象入手，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并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两个方面阐述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一些缓解流动性过剩､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货币政策；有效性

20个世纪90年代末以前，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长期不足，信贷膨胀的态势相当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银行体系流动性持续宽松，特别是2005年以来，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突出。被经济学家认为发生几率极低的“流动性陷阱”已在我国金融运行中初现端倪，并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营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2006年，银行的巨额流动性使到全国性的信贷规模急剧膨胀，间接推动了各种资产价格全面上升，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严峻挑战。如何有效解决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摆在中央银行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银行流动性过剩的表现

(一)存差持续扩大

自2004年国家实行最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以来，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速逐渐低于存款余额增速，而且二者间差距不断扩大，贷存比大幅下降。截至2005年末，存款增速高于贷款增速3.17个百分点，是2000年的3.8倍；金融机构存差达到9.2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存量的贷存比为68.0%，新增量的贷存比为53.6%。2005年，商业银行每吸收100元存款，大约只有53元转化为贷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近一半的资金则滞留在金融体系进行体内循环。

(二)超额准备金居高不下

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由2000年末的4000亿元增长到2004年末的1.26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2005年3月17日，中央银行虽然下调超额准备金率0.63个百分点，但金融机构上存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依然是只升不降，到9月末达1.26万亿元。截至2005年1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储备率达4.17%。超额准备金过高，不仅加大了中央银行的支付成本，也使其面临着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的压力。截至2006年7月末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达2.7%。

(三)M2与M1增速差距持续拉大

2005年，M2的增速连续数月超过预期15%的增长率，M2与M1增速差距从年初的3.3%一路扩大到年末的5.8%。2005年12月末，M2余额为29.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增速比上年高2.94个百分点；M1余额为1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1.78%，增速比上年低1.8个百分点。进入2006年后，M1与M2增速差距更大，一季度创下了M2同比增长较M1同比增长高出8.58个百分点的新高。

(四)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

2005年3月以来，整个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其中，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从最高位的2.18%下降到最低位的1.11%左右；年末，质押式国债回购7天品种加权平均利率仅为1.56%，比年初的1.84%下降了28个基点，受此影响，货币市场收益率曲线呈现回落态势。当前银行间市场1年期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的收益率徘徊在1.32%和1.42%左右，两年期金融债发行利率也跌至2.0%以下，均低于1年期2.25%的银行存款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现象。2006年第一季度央票利率､银行间回购和拆借利率较去年末抬升70个基点左右。其中，1年央票与存款利差缩至38个基点，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银行间7天回购利率，其与存款利率利差缩至19个基点，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币市场利率与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

二､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

经济决定金融，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是我国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失衡。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消费近年来的增速远落后于它们。20世纪末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增长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上升期，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2002年至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则分别为8.8%､9.1%､13.3%和 12.9%；2006年上半年，前者增长29.8%，后者只增长了13.3%，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问题加剧。消费相对落后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内部循环。

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的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严重的投资不足。从区域看，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的中西部仍面临资金不足的局面；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而农村却仍然资金缺乏。“地下金融”的日趋活跃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并不是总体的流动性过剩(巴曙松，2006)。[2]少数被资本追逐的高利润行业“囤积”了大量的资金，其资产价格被不断重估，从而带动相关资源的价格一路攀升，造成银行流动性全面“过剩”假象。

(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

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动的外汇占款增长。2005年，基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大约占基础货币总量的90%，中央银行用于对冲操作发行的票据总量高达2.77万亿元。因此，为“对冲”人民币升值压力､稳定汇率而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增强趋势依然强烈。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一季度，货币总体流动性达2.0万亿元，同比增长93.4%；外汇储备达 0.8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76%；外汇占款余额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96%；而同期银行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投资分别为20.6万亿元和3.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29%和17.23%。

(三)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2005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为13.53%，低于2004年的14.54%。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从2003年的3万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2.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幅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30%下降到2005年的16.2%。尽管2006年一季度，银行贷款一度出现高速增长，并导致中央银行出台相关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现的贷款过快投放趋势，但是全社会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贷款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全国工业企业整体盈利状况下滑导致信贷萎缩。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447亿元，比上年增长17.4%，远低于上年同期同比增长42.5%的水平；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7420亿元，增长28.7%，低于上年增长39.4%的水平。2006年一季度，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66个行业中，利润减少或亏损增加的行业多达24个，比上季度增加9个。企业效益下滑，亏损面扩大，将直接减少对银行的信贷需求。

(四)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一季度，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与我国的高储蓄率相比，2001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富国的储蓄率通常高于穷国，但也仅在20%左右。我国现阶段家庭储蓄率较高与我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有关。家庭储蓄率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没有形成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老百姓出于养老､医疗等原因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储蓄。同时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降低消费。此外，住房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使相当多的大众储蓄资金用于买房和子女教育储蓄，这也是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3]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的界定

尽管不同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时，由于强调的重点不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第二，货币当局是否有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第一层含义是指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运行的作用力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性问题，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如果货币政策确实能对经济中的真实变量(产出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称为货币政策的理论有效；如果货币政策根本不能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或者这种影响微不足道，那么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第二层含义是以第一层含义为基础的，即如果货币政策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确实具有强而有力的影响(货币政策是理论有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当局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是否有能力利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可以概括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如果理论和经验证据都表明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当局也能利用货币政策的效力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那么货币政策是实施有效的；反之，如果货币政策虽然具有理论上的有效性，但货币当局根本无力利用货币政策的这种效力引导经济按预期的轨道运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只是一句空话，没有实际意义。[4]

从以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内涵界定上来看，本文研究的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就属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有效性问题，包括货币政策工具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和银行流动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等方面内容。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在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上的困境

1.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流动性乏力。2006年来中央银行分两次将存款准备金率由2004年的7.5%调高至8.5%，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3%上调至4%。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直接可以冻结资金3000亿元左右，再加上乘数效应的影响，实际紧缩的流动性可能会达到1.2万亿元左右。在金融体系健全的环境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有效地收缩总体的流动性。但就目前中国金融制度安排和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原因来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所起作用并不是很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强制结售汇制所导致的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不是完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而是主要用于平衡国际收支。中央银行在一个月内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但商业银行信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使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措施进行冲销。其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影响较小，其贷款行为很难受到约束。国有商业银行本身流动性较足，具有较强的吸收流动性的能力。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的主要持有者，通过出售或回购可以及时满足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出现流动性困难时还可以从中央银行取得再贷款。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其趋利动机会使中央银行紧缩信贷的效果大打折扣。[5]

2.利率调整对流动性过剩作用不大。2006年4月中央银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提高到5.85%。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利率作为有力的价格型调控手段可以有效引导金融市场中资金的收缩与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采取小步､连续的加息措施，加息效果就会慢慢地显示出来。但由于我国各种利率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基准利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作用还非常有限。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还不能适应货币政策预调和微调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综合效应。就历次利率变动的实际效果来看，企业贷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对利率变动并不敏感，利率政策的效果较小。

3.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的能力有限。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上通过买卖有价证券调节基础货币，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利率的一种政策手段。近年来，公开市场操作逐渐成为人民银行宏观调控最频繁和最倚重的政策工具，发挥着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引导市场利率的重要作用。在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之初，主要对象为国债市场，但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并且发行的国债中仅有30%左右能够上市流通，且在品种和期限结构上不能适应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从而限制了中央银行运用国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从2002年开始，中央银行尝试使用中央银行票据，中央银行票据有效地对冲了大量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但中央银行票据作为利率(价格)调节工具的有限性，使中央银行在与市场对话时似乎处于弱势地位(李扬，2004)。[6]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就是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对基础货币供应的作用往往被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所分流。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近年来美国经济疲软，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上升到历史新高，美元持续大幅贬值，国际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中央银行为维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就只有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来收购美元。因此在货币政策的走向上，中央银行又陷入了既要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大､又要维持相对固定汇率的两难境地。由于固定汇率制度的刚性，最终导致中央银行票据的不断膨胀，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票据“对冲”流动性的能力。

(三)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1.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现状。改革开放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是: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企业，传导过程简单，直接从政策手段到最终目标。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组织体系的健全，货币政策形成“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货币市场尚未完全进入传导过程。进入90年代以后，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初步形成“中央银行→货币市场→金融机构→企业”的传导体系，初步建立了“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的间接传导机制。90年代中期以来，间接调控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确定为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从贷款规模转向了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存款准备金､利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以稳定货币为最终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基础货币(操作目标)的间接调控体系。

2.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总体流动性偏多，M2/GDP接近2倍，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多见的。总体流动性偏多在通货紧缩时矛盾并不凸现。当遇通货扩张时，多年积累的过多流动性会形成对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巨大的压力。当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放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到中央银行调控意图需要收紧货币时，也未必能从中央银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流动性的持续大量过剩必然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目前银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是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因此银行流动性过剩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就是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影响，也就是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影响。[7]

从汇率政策的目标来看，汇率稳定是币值稳定的目标，而在现行的汇率管理体制下，央行为稳定人民币汇率只能被动地吸收外汇，外汇买入量越大，货币供应越多。外汇冲销政策操作的结果是，外汇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贷款等货币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断下降。由于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多，为了将基础货币的投放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央行被迫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相应地收回或减少再贷款等信用放款，从而达到控制基础货币供给总量的目的。[8]由于外汇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货币投放在外向型企业和内向型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这就使得中央银行用信贷倾斜的方式去支持某一产业或行业的自主权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外向型企业资金相对充裕，内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更为加剧。同样，货币供给的地区分配出现失衡现象。对外开放程度高的沿海发达地区，资金供应相对充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的内地地区，资金会相对短缺。这种资金流向结构上的失衡会随外汇占款比例的上升而加剧。

四､解决我国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对策建议

(一)多策并举减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减弱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制定宽松政策，鼓励各类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建立新的市场准入机制，为广大优秀企业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提供国内上市融资的渠道。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能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提供良好保障，企业就会得到更多的融资渠道，居民也会得到更多投资机会，进而降低银行的存差。

2.通过制度创新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首先，建立全能制银行，允许银行通过多元化投资来增加收益，分散风险，如银行可以通过股票投资等方式来增加投资渠道。目前我国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重虽然降低到65%，但是对于国外大银行来说，贷款一般都在40%左右。其次，增加面向个人及中小企业的贷款种类，增加银行高质资产。再次，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银行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为资金，鼓励居民购买银行债券，促使投资与储蓄相互转化，改变目前银行资产单一状况，增加银行盈利性。

3.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更新居民消费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障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为居民预期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居民而言，要进一步更新消费观念，善于利用银行提供的住房等个人消费贷款来增加消费，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二)减少外汇占款，强化市场功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分流外汇储备，舒缓外汇占款压力，从源头上遏制流动性持续增长的势头。改革现行结售汇制度，逐步从强制结售汇过渡为意愿结售汇，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比例，变外汇银行结算周转限额管理为比例管理，逐步增加各市场主体持有外汇的比例。减少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外汇账户政策应朝着分流市场外汇的方向调整，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改变我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外资流进来易､流出难；对企业严､对个人松；对内资严､对外资松的不对称管理格局，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允许和扩大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在确保金融市场和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通过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的心理预期，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自由地根据市场信号做出反映，及时缓解和释放外汇市场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尽量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回旋余地。[9]

2.进一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夯实市场基础，拓宽央行货币调控的空间。通过市场机制，让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使我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要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改变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同质性。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增加市场交易主体，非银行金融机构､大企业集团等可逐步直接进入银行间市场参与交易。大力进行产品创新，开办并尽快扩大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逐步推出掉期､期货､互换和回购等衍生品交易，使市场能够满足向参与者提供套期保值､风险规避以及投资理财等一系列金融服务的需要。

3.进一步完善外汇占款的冲销策略和手段，提高外汇冲销的效率。一是建立外汇平准基金。按照国际惯例，外汇基金一部分应该来自国家外汇储备，另一部分主要来自商业银行的外汇资产。通过外汇平准基金的重要调节杠杆，在央行与外汇市场之间设置缓冲屏障，切断外汇储备直接与国内货币量变动的联系。二是灵活设计和选择各种冲销工具并扩大组合篮子中的数目。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例如，韩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可暂时取代尚不发达的公开市场业务。马来西亚的“雇员准备基金”可以调节流动性，从而将政府和雇员准备基金的存款从银行系统转移到中央银行的一个特殊账户。[10]从我国具体国情和实际经济状况出发，可以设计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干预和冲销金融工具和手段，巩固和发展汇率制度改革成果，提高货币调节和汇率管理水平，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对外汇的冲销工作也更具效率。

『柒』 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是

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动力是出口、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经济发展好了，贷款余额也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