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全真道人丘处机：他有那么爱大宋吗
熟悉《射雕英雄传》的人都知道，郭靖和杨康的名字是全真教道士丘处机给取的，意在让他们长大后牢记「 ”靖康之耻”。 北宋靖康二年，金军攻入北宋都城，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被掳走，北宋灭亡，即历史上著名的「 ”靖康之难”。 丘处机神情凝重，要两个孩子将来一定记住亡国的屈辱，并有一天可以为光复大宋、迎回二帝出一把力。爱国道士丘处机的形象于是牢牢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 2013年，电影《止杀令》上映：丘处机率弟子远赴西域面见成吉思汗，劝后者停止杀戮，成吉思汗听其所言，班师东归，从此对中原地区的政策也有所缓和：凡诚意归降者，绝不加害。 丘处机「 ”一言止杀”的功绩被历朝历代的文献记录下来，也见于《元史》，甚至清乾隆皇帝也撰联「 ”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现当代的学者，也对丘处机拯救中原百姓的功绩称颂不已，称其为「 ”万民的生佛，民族的救星（姚从吾语），”「 ”天下之至神”「 ”中华民族的骄傲（牟中鉴语）”。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当时有国籍一说，丘处机其实应该算是金国人，他真的有那么痛恨金国而深爱大宋吗？蒙军在中原执行「 ”顺者不诛，降城得免”的政策，确是丘处机跟成吉思汗争取的吗？ 生于金国治下，汉族人丘处机痛恨金国吗？ 丘处机1148年生于山东栖霞，而北宋灭于1126年，如果当时有国籍一说，丘处机应该毫无疑问是金国人。 当然了，就算是金国国籍，那时距离北宋亡国不远，金国治下的汉族百姓中不乏忠义之士，怀念并期盼恢复故国也是常有的。但丘处机是这样的吗？ 1222年，丘处机 *** 赴西域晋谒成吉思汗时，曾向后者进献治理河北和山东的良方，他说： 「 ”初金国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亦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 刘豫（1073-1143或1146)是什么人？他原是北宋官员，北宋灭后降金。1130年，金朝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册封刘豫为「 ”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刘豫在位期间多次出兵攻打南宋，境内民怨沸腾。 历代史书工笔，都极为鄙视刘豫。可丘处机不但不鄙视刘豫，还认为金国扶持傀儡政权的做法非常可取，并建议成吉思汗在河北和山东如法炮制。所以，他哪里恨金国呢？ 不但不恨金国，丘处机还抱定金国政权的大腿，将全真道的影响发展到另一个高度。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召丘处机到燕京问道。 从二月到八月，金世宗数次召见丘处机，又送道袍又送钱，还让他主持万春节醮事。除此之外，金世宗令丘处机在城北官庵中塑吕洞宾、王重阳、马钰三人雕像,这是燕京地区第一个奉祀全真道祖师的道观，无疑大大提升了全真道在燕京的影响。 金世宗去世之后，丘处机「 ”重念皇恩”，撰写《挽词》一首。1214年，丘处机还帮助金国平定了山东 *** 杨安儿反叛。可见，丘处机跟金国统治者是站在一起的。 1221年丘处机启程前往西域前不久，曾推掉金国使节的邀请。这件事被很多人解释为丘处机不涉政治或不买金国的帐，却忽略了此前那么多故事。这次坚辞不往，或许因为他知道金国命不久矣，全真道该换另一个靠山了吧。 远赴西域晋见成吉思汗，独独不应南宋之召 前面说过，丘处机出发去西域前，曾推掉金国使节的邀请，其实不止推掉了金国的邀请，连同宋宁宗的使节也推掉了。就是说，丘处机见过金朝皇帝，见过蒙古大汗，但独独没有答应去见南宋皇帝。 前面也说过，1221年这个时间节点，金国眼见着是快挂了。 许多汉族人可能会想，南宋跟金对峙了这么多年，既然金快挂了，那是不是南宋的机会要来了呢？虽然形势不见得允许，至少很多人是这么期待的。 但面见成吉思汗的丘处机，却希望成吉思汗能仿照金国扶持刘豫的做法，通过傀儡政权来统治汉地百姓。他还令尹志平招降山东境内尚未投降蒙古的几个地方。1223年，尹志平拿着丘处机的招谕跟随蒙古将领阿里鲜抵达各地劝降，「 ”闻着乐附”。 成吉思汗对丘处机也极为尊敬，称他为「 ”神仙”，还下诏免除丘处机门下道士的一切差役赋税，令其掌管天下出家人。有成吉思汗撑腰，全真道可谓大行其道。 「 ”一言止杀”确有其事吗？ 丘处机曾经劝成吉思汗停止杀戮，也劝过很多人抚恤百姓，这些都是事实。全真道利用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接纳难民入教，确实拯救很多蒙古铁蹄下的汉族百姓。但这跟「 ”一言止杀”完全是两回事。 历来承认「 ”一言止杀”为真的人，认为1224年成吉思汗离开西域返回蒙古草原，以及蒙军对汉地采取「 ”顺者不诛，降城得免”的政策，是出于丘处机的劝谏。 先说成吉思汗东返，其实跟丘处机毫无关系。其实早在1220年，成吉思汗就跟大将哲别和速不台约定三年内结束战争，然后返回蒙古老家。事实也正是这样，1223年冬，成吉思汗与哲别、速不台在锡尔河畔汇合，次年开春启程东归。 如果是丘处机劝阻了成吉思汗的继续征战，东归后的蒙古军应该偃旗息鼓。而事实上，仅仅休整一年，蒙古就对西夏和金国动手了，而且攻克肃州后成吉思汗还下令屠城。 「 ”顺者不诛，降城得免”的政策其实也跟丘处机无关。稍微了解蒙古征服史的人就应该知道，这个政策，早在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就开始执行了。 1220年蒙古军占领花剌子模的匝儿讷黑和讷儿两城，两城居民没有反抗，未遭屠杀，但占领布哈拉时，城内守军拒不投降，城破后男子全部被杀。抗者诛、顺者免是成吉思汗制定的蒙古国策，只是在汉地同样适用而已。 「 ”一言止杀”不过是道教史家为张大「 ”邱祖”的光辉形象而制造出来的故事。 丘处机为了全真道发展计，先是站队国力强盛的金国，蒙古崛起后，又弃金投蒙。 南宋如果也曾盛极一时，说不定皇帝也可以与「 ”邱祖”讲经论道，只是南宋实在不争气，惹得汉族人丘处机亲金亲蒙，就是不亲宋。 依靠政治势力发展壮大，本是古今中外宗教势力发展的套路，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非要把丘处机打造成爱国道士、抗金志士，就实在是距离事实太远了。
2. 在电影《赤壁》当中提到的康靖之耻是什么意思
靖康之耻
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
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
中国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
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
宋徽宗见势危，乃禅位于太子赵桓(钦宗)。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东路军进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城下，逼宋议和后撤军。
同年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
次年三月，金军大肆搜掠后，立张邦昌为楚帝，驱掳徽、钦二帝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等北返，北宋亡。
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又因靖康元年为丙午年，亦称此事件为“丙午之耻”。
“靖康之变”是指靖康年间金朝灭亡北宋的历史事件，又称“靖康之难”。
公元1125年，金朝在灭辽之后驱兵南下，分两路进攻北宋，进逼宋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昏庸无能的宋徽宗赵佶听到金兵来犯，惊恐万状，传位给太子赵恒（宋钦宗），自称太上皇，借“烧香”为名，逃往镇江避祸。宋钦宗即位后，改年号为“靖康”。他同样畏敌如虎，只是迫于形势，才任命主战派李纲负责保卫汴京。同时，派遣使者前往金营求和，答应割地输款。金兵在获得北方大片土地和大量金银之后北撤。投降派又得势起来。宋钦宗以为天下无事，罢免了李纲。太上皇宋徽宗回到汴京，继续过着腐朽的生活。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秋天，金兵第二次南侵，东西两路军队合围汴京。在这危急关头，无赖郭京说他能请“神兵”退敌，宋钦宗竟信以为真，下令撤去城上守军，大开城门，请“神兵”退敌。金兵就乘机攻人汴京，徽宗、钦宗束手就擒，做了俘虏。第二年春，金兵北撤，将城内92个府库内的财物席卷一空，又把微钦二帝及皇族、大臣等大批人员俘至北方，北宋王朝也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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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1125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于1127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1126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1126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319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详“澶渊之盟”），1041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14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赐”银绮绢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