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目前乡村金融的规模如何
对于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分布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一些调研和评估。在总量规模估计上，学者们的估计差异仍然较大；在分布和作用方面，学术界的分歧较小。总体看法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活动的规模大、分布广、作用重要。
3.1 规模
我国农村都普遍存在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不同学者对其规模作了不同的估计。由于农村民间金融调查存在样本小、总体大的问题，学者迄今为止所作的统计推断并不一定可靠。有关农村民间金融的总量估算数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指向性的。郭沛（2003）依据第三方调查数据计算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在2002年为2001亿元－2750亿元之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年对全国20个省，82个市县，206个乡村、110家中小企业、1203位个体工商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对各地区地下金融规模、农村地下金融规模、中小企业非正规融资规模进行了基本判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下金融(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05亿元——8164亿元之间（李建军等，2004）。两者的推算在方法论上均有明显缺陷，但无疑是可贵的尝试。[10]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到1.4万亿元，仅浙东南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唐仁健，2003；张宇哲，2004）。但这种计算依据并不清楚。
也有一些研究估算了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相对规模。IFAD（2001）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占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以上，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远胜于正式信贷市场。
上述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4）的调查结果为，全国20个被调查省、区、市的地下金融规模平均指数为28.7，即全国“地下金融”的业务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业务规模的比重近三成。从不同区域角度看，西部7省区、东部8省区和中部5省区的地下金融规模指数分别为28.98、28.66和25.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调查结果虽然不能推算到全国或者东中西部地区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些调查样本中的民间金融相对规模。
3.2 分布
我国全国农村各地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温铁军（2001a）组织调查了分布在东、中、西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41个村。[11]调查到借贷案例57起；放贷案例27起。对调查资料作统计处理后的发现是：除了有两个地方存在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外，其余地区均有高利息民间借贷存在。如果按照调查地点计算，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了85%。[12]
民间金融组织或活动在各地的形式有差别。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 “基金”（席秀梅等、2004）。所谓“对缝”业务，是指利用银行借贷“转贷”出去谋取利差（杨爱新等，2004）。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截至2001年存在众多典当行、寄卖行采用“利滚利”方式高息放贷现象（周崇华，2001）。普遍根据江苏省盐城市金融学会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王大龙，2004），盐城市各县民间金融形式主要为四种：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高利借贷”，企业内部集资，村级经济组织成为民间放贷的新主体。根据中国社科院《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金融创新研究》课题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民间金融种类比较多，包括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不计息或者低息），亲友熟人之间、个人和单位（政府、学校、企业等）之间、单位之间的“高利借贷”，专门民间放贷人的借贷，银背，合会（标会等），地下钱庄，企业集资等。广东地区的民间借贷的组织形式，一种是无组织的零散的民间借贷，包括私人间借贷、企业间借贷及集资；另一种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包括信息公司、互助金会、标会和当铺等。但广东有组织的民间借贷较少，基本上是属于圈子内借贷，借贷双方信息很对称（巫燕玲，2004）。
3.3 作用
无论是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是需要面向需求，其作用和效率首先视其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偏好和满足需求而定。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和作用首先看其是否能够、在何等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偏好、满足民众的金融需求。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有以下几个特点(唐仁健，2003)：（1）小规模、分散化;(2)多样性、复杂性; (3) 缺乏或较少抵押担保; (4)方便、及时;(5) 由于贷款量不大、季节性强，农户、小额贷款、对利率事实上并不太敏感。与此对应，金融供给者越是贴近农户，其与农户之间的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从当前比较有权威性的调研看，随着农信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开展，正式金融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信贷服务涵盖广度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但是其服务的深度仍然是有限的。[13]
调查数据显示，迄今为止，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信贷的依赖度较高，对农户和农村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较高，作用较为突出。根据何广文（1999）对浙江、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的21个县的365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村家庭借款行为的60.96%是与民间放贷主体之间发生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农户固定调查点进行的抽样调查，多数农户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贷款难度较大。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通过民间借贷借入190 元，分别占借入资金总量的25%和75%（傅志寰，2004）。
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市自治区2万多农户的跟踪调查数据所证实（见表格2）。从1995－1999年，这些农户私人借款
表格 2 1995－1999年农户借贷资金来源构成
（单位：%）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银行、信用社贷款
24.23
25.42
23.94
20.65
24.43
合作基金会借款
5.52
3.45
2.91
3.42
3.47
私人借款
67.75
69.27
70.38
74.29
69.41
其他
2.50
1.86
2.78
1.64
2.68
资料来源：温铁军，2001a。
每年均占信贷资金来源的67.75％以上。同一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农户通过民间借贷市场获得的贷款占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1008.56元，其中，有息借款491.87元，占48.77% （曹力群，2001a）。2000年，平均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而且在私人借款中有息借贷的比重高达47.7%，其中大部分为高息借贷（曹力群，2001b）。2003年的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占1．24％；1995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24．1％，农村合作基金会借款占5．5％，私人借款占67.9％，其他占2.5％（张信哲，2004）。
据江西省农调队对全省2450户农户的抽样调查，2003年有574户有借贷行为，占23.4%，其中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贷款的有120户， 占被调查农户的4.9%；从2001年至2003年，从银行或信用社得到的贷款仅占农户总借贷收入的13—23%左右，而民间贷款所占比重为76—86%（傅志寰，2004）。据安徽省农委从农村调查点了解的情况，2003年农民户均借款中，来自银行、信用社的占12.6%，来自民间借贷的占83.5%（傅志寰，2004）。根据人民银行济南分行2004年的调查，山东省50％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满足依赖于民间借贷，在流通领域这一比例则高达80％，而且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在10％以上（蒋飞，2004）。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中德农户金融需求研究课题组1999年的典型调查也同样印证了民间金融的重要性（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广东省东莞市雁田管理区（原雁田村）最初发展农村工业，其资本依靠其强大的宗族私人亲属关系借贷和引进资金。5个典型调查村，非正规金融活动均占有超过65%的比重，无论它们在何种经济发展水平(见表格3)。[14]
表格 3 五村庄农户借贷款来源的比例
（1997－1999年3年数据，％）
王涧村
屯瓦村
福星村
项东村
雁田
个人和民间借贷
65．2
65．6
80
81．3
73．33
国有商业银行
/
4．2
0
0
26.67
信用社
32．3
22．3
19．6
18．8
基金会
2．5
0
12．4
0
资料来源：何安耐、胡必亮主编，2000。
从总体上看，当前正式金融由于存在垄断化、商业化等倾向，只能提供有限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更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在这一情况下，民间金融在现阶段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B. 关于格莱珉银行的问题
格莱珉银行目前没有在中国开张任何业务。
所以无法贷款。
日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透露,格莱珉信托将在四川和内蒙古分别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将尤努斯创建的乡村银行模式引进中国。
C. 小额贷款公司牌照转让费用多少
去年年底的价格就已经在几百万了，而且还是区域性的，目前的价格还不太了解，互联网小额贷款的公司，现在的价格差不多在1个亿左右。
D. 金融支持普惠小微贷款增长不低于
NPC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在论巧岩坛上表示，今年，中央政府通过了一项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计划。从群体来看，最难解决的是那些低收入群体，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远落后地区的贫困群体和城市里的农民工。用小额信贷模式放贷，让低收入者积累信用，给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是金融机构的责任和良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论坛上表示，小额信贷是国际公认的扶贫济困的金融方式。它在中国也经历了20多年的尝试、普及和创新。到2005年，中国贫困地区的小额信贷项目已经达到300多个。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一定会再创佳绩。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发展小额信用贷款，可以为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发展机会，帮助解决7000多万人的扶贫问题，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国小额信贷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表示，小额贷款公慧谈司已有十年历史，商业银行也在大力发展小额贷款业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公益性小额贷款的法律地位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融资问题，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在经济下行期的小额贷款业务，一些较大的风险和自身的管理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设计、市场定位和风险管理的问题。我们仍然面临各种挑战和机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旬阳县三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是2013-08-28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城关镇党家坝社区滨河东路111号。
旬阳前宽碰县三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610928074542726Y，企业法人李荣军，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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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听说电商行业也进军小额贷款行业了
阿里巴巴对进军金融业兴趣浓厚。上周五，杭州市工商局公布消息，阿里巴巴参与投资的“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获得营业执照，将择日开始营业。
此举标志着我国首张电子商务领域小额贷款公司的营业执照已经获批，第一家电子商务领域小贷公司即将在杭州诞生。根据现有政策规定，小贷公司的经营前景是村镇银行，此举也被认为是阿里巴巴进军银行业的重大举措。
据悉，阿里巴巴小贷公司将主要针对淘宝卖家提供信贷服务，满足卖家扩大经营的融资需求，且在已经发货但未收到货的中间期提供融资周转服务。
阿里巴巴内部人士透露，每笔贷款的额度暂定在万元左右，但期限、还款和抵押担保等具体条件和流程还在内部讨论中，有望下周公布。
此前阿里巴巴曾通过旗下的支付宝平台与银行合作，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小额信贷服务。阿里巴巴内部人士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支付宝的这项业务以后可能划入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统一安排。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山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从未听说过电子商务类的小贷公司，因对其运作的细节不了解，预计银监会和金融办对此类公司的监管也处于空白。
杜晓山提醒说，根据现有的监管条例，阿里巴巴小贷公司只能以自有资金运营，或者以注册资本50%的融资上限向银行融资。如果动用支付宝的资金，则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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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怎样看待格莱珉银行孟加拉国成功
“扶贫社”引进孟加拉“穷人银行”模式，历经13年的中国乡村试验，在探索中国“穷人银行”模式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打开了另一扇门。孟加拉“穷人银行”的中国之路 证券时报记者杨兰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意为乡村银行）被称为“穷人银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3年前，这个“穷人银行”的模式就已经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试行了13年。最近尤努斯的来访，就像“刮了一股风过来，对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教授说。13年前，即1993年，由杜晓山主持的“小额信贷扶贫研究”课题组引进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模式并先后在中国的5个县进行试点，至今，它的情况怎样呢？证券时报记者对杜晓山教授的专访揭开了孟加拉“穷人银行”中国乡村试验的神秘面纱。10万美元起步早在80年代中后期，杜晓山就开始着手扶贫领域的研究。当时扶贫贷款的现状是，要么被层层节流挪作它用，要么贷给了那些办企业的个体工商户，真正到达农民手上的微乎其微；二是贷款不管到了谁的手上，几乎都收不回来。“这是两个顽症，也是我们最困惑的难题。”杜晓山认为，农民能不能借到钱和能不能还钱之外，更深层次要考虑的就是扶贫机构自身能不能长久地自我生存。在一次国际研讨会，杜晓山发现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在不同程度上都解决了他们的困惑。九十年代初，杜晓山他们开始在社科院的刊物上、报纸上以及各种研讨会上进行宣传，“但是那时没人注意这事，学术界也有很多人认为人家的经验再好也不适用我们。”但杜晓山和他的课题组希望用实践来说话，出于这样一个动机，1993年杜晓山去了孟加拉考察。去之前，他们就定了河北易县作为试验点，与当地政府沟通也很顺畅。考察结束，在与尤努斯交换意见后，杜晓山他们得到了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GT）的5万美元低息贷款。“他的理念是‘我可以借给你，但我不可以送给你’，他对农民也是一样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要让农民建立发展的、自我增强能力的意识。”1994年格莱珉银行的5万美元到位，同时杜晓山他们还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5万美元赠款，加起来是10万美元。接下来，为了取得一个相对合法运作的身份，杜晓山他们请易县政府出具了允许社科院在易县做试验点的文件；同时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一个非盈利的社团法人—“扶贫社”。扶贫社由当地政府推荐一位负责人全职参与扶贫社工作，但属公务员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其余的工作人员全部从社会招聘，由扶贫社发薪。河北易县之后，杜晓山他们又先后在虞城、南召、丹凤、涞水和金堂5个县建立了小额信贷扶贫试验点。据说，运作最初国务院扶贫办的态度是“口头支持”但没有任何文字，直到1999年12月，扶贫社运作了5年之后，人民银行才给了社科院一个批准文件，允许社科院继续按现有模式试验，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和扶贫办也都下文表示了支持这项试验。孟加拉模式的拷贝“除了机构和孟加拉银行不同之外，我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它的模式拷贝过来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独立运作的，我们是要跟政府协调、接受社科院的指导的，带有点半官方的性质，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不可以吸储。”杜晓山说。虽说是照搬，但杜晓山他们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作了一些相应调整，他们称之为“中国式小额信贷模式”（详见“扶贫社运作模式”）。与孟加拉格莱珉模式相同的是，中国模式同样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按照尤努斯的说法，是因为“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同时由于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更有决心和毅力使自己的家庭摆脱贫困，故而更为珍惜借贷的机会。”格莱珉银行贷款人中，妇女的比例已经由最初设定的50%提高到了现在的96%。而杜晓山告诉记者，中国模式中，妇女贷款的比例是85%以上。事实上，孟加拉格莱珉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妇女为主体，五人小组联保，每周分期还钱，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按期还款以后还可以接着贷并可以提高借款金额，可以无限期地循环贷款。杜晓山解释，其实五人小组联保可以视为是担保的一种形式。2001年到2004年，格莱珉银行开始了“格莱珉二代”的模式转型。“格莱珉二代”的特点是，采取建立在借款者个人信用基础上的弹性贷款机制，只要信用良好，借款者就可以提升贷款规模，直至贷款额度上限，如果无法如期偿还，其贷款额度上限就会下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联保小组的作用已经减弱了，贷款的期限也变得更加灵活。2004年8月份，杜晓山他们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副总经理沙迦汗·阿里的指导下试验了模式二。“模式二中包含了模式一（整贷零还），又增加了一种贷款方式（整贷整还），是一种有更灵活贷款额度、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的贷款模式。”杜晓山说。平均90%的还贷率说到运作的最终效果，杜晓山并不同意有些媒体夸大其辞的说法，他以一位学者严谨的态度说：“总体上说得过去，但不完全是非常乐观的”。在社科院试点的6个县里，陕西丹凤的扶贫社最后交还给了当地政府，原因是“当地政府干预过多”。在做易县试点时，杜晓山他们参照孟加拉的模式，定下了8％的利率。1996年他们在陕西丹凤又建立了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后来被政府接管后，利率由8%降到了3%，虽然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显然“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扶贫社长期的亏空就难以弥补”。最后，社科院关闭了丹凤试点。“过去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杜晓山说，他们后来认识到，如果是短期项目，还可以依靠政府，但如果是长期运作，则一定要与政府脱钩。现在，他们的河北易县、涞水、河南南召、虞城等四个试点项目都已经与政府脱钩。至于还贷率，杜晓山认为已经“越来越好”。在涞水、金堂县还贷率已经可以达到100%，但因为有些要求每周还的贷款可能会拖到两周三周之后还，所以杜晓山宁愿把这个数字说成99%。目前除了虞城还有亏损之外，其他几个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持平或盈利，平均还贷率达90%以上。据了解，扶贫社在河北省易县累计向1.9万多农户发放小额贷款6700多万元，妇女受扶持率占83％，全县近6000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社科院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扶贫社先后共投入贷款资本金1500多万元，累计发放贷款1亿多元，目前正在获贷款支持的贫困户16000户左右，累计受益农户3—4万户，覆盖贫困人口约15万人。“扶贫社”面临转型对于游离于政府和商业化运作之间的扶贫社来说，除了面临其身份的合法化问题之外，由于“只贷不存”，还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饥渴。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其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赠款和委托款。”杜晓山说，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所、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等都先后给了项目很大的资金支持。但显然，有限的资金来源无法使项目做大，这也是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而始终没有做大的一个原因。“扶贫社的治理结构还有问题，人员素质还需要提高，面临着大的改造和调整。”在杜晓山看来，这些调整都需要资金支持，而社科院现在只能先打基础，跟中央去争取政策。杜晓山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试验13年，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中国是可行的，而社科院也已经到了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我们社科院不是搞企业不是做银行的，我本身也不是银行家，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机构找一个好的出路。”杜晓山说，他希望国家出台政策，这样就可以按国家的政策把它变成一个公司或者交给一个公司，又或者交给一个银行或者成立一个银行。他希望在平稳的过渡过程中对扶贫社进行改制，最后使之变成一个财务可持续发展的、为穷人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金融或者准金融机构。事实上，杜晓山他们的尝试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兴趣，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明晰的政策出台，但显然他们看好这一市场。目前已经有一家深圳的投资公司着手与社科院接触，并派出专业人士帮助扶贫社改善经营管理。扶贫社运作模式模式一：扶贫社从1994年成立时就采用的运作模式，主要的特点是：1.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2.服务进村到户。所有的贷款申请、培训、取得贷款以及还款都在农户所在的社区（村）内完成。3.整贷零还。第1轮贷款额度上限为1000元、贷款期限1年，借贷成员需要分期（每周）偿还贷款利息和本金。如果第1轮贷款能够按时偿还，则可得到更大些额度的后续贷款，目前由于受资金的限制，第2轮及后续贷款额度上限为2000-3000元。4.农户的组织方法为采取连带小组方式，强调社员相互合作和监督。典型的组建小组的方法是：社员自愿组成5人小组（直系亲属不得在同一组内），一般6－8个小组构建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小组成员间要互相帮助和监督，并发挥联保作用，形成自身内部的约束机制。每周由中心主任和信贷员召集所有成员参加的中心会议，主要是检查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手续等。5.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按照贷款额的5％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在农户按期还清贷款之后将强制储蓄退还给农户。模式二：2004年8月份开始试验，主要的特点是：1.成员标准：贫困农户家庭净资产不超过两万元，上年家庭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以有创收能力的妇女为主。2.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小组基金按贷款额的1％在放款当天一次收清，强制储蓄是每周按贷款额的千分之二交纳。3.五户联保形式不变。4.贷款额度：第一期2000元为上限，第二期3000元为上限，第三期以后以4000元为上限。5.贷款的回收：贷款的额度和时间根据用户项目、性质、周期、效益情况来决定。目前有两种方式，一是整贷零还按周还款，全部贷款在50周内还清。二是整贷整还，即按协议还款，最长期限不超过九个月，扶贫社只在每周收取利息、个人储蓄，本金到期一并归还，由信贷员每周在中心会议上收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