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对于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在词方面不弱于人。。
在政治上更是意气逼人。。。。。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②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王安石变法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③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什么内容
三大矛盾
王安石变法[1]
1、阶级矛盾尖锐: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
3、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三冗危机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为了防范军阀割据,农民起义,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稳定社会秩序,宋代不断扩充军队的数量,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造成冗兵问题。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两积问题
1、积贫,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积贫局面的形成。
2、积弱,北宋吸取中唐以后武将拥兵、藩镇割据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领兵作战的将领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带来的后果是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降低,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
“三冗”、“两积”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革新除弊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编辑本段变法前奏
王安石变法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编辑本段变法举措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机构改革
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
税赋改革
方田均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但是王安石以内藏钱五百万,上供米三百万石为本钱,行使均输法,汉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刘晏行使均输法都不另拨本钱,所以王安石的均输法也算是创新。[2]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
王安石变法
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青苗法:青苗法起源于陕西转运使李参,所以青苗法是一个地方实践后推向全国的产物。[3]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兴修水利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
军队改革
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十家编为一保。保丁平时种田,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作战。保甲法既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又增强了抵御辽和西夏进攻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军费开支。
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宋代武器原归中央三司胄案和诸州将作院制造,质量粗劣,严重影响战斗力。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科举改革
关于科举和教育制度改革,王安石主要依靠的理论来源就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佑五年由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转任三司度支判官的时候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主要谈到当时科举和教育的弊病主要是课试文章主要是章句之学,以及人主没有陶冶人才,所以提出“养之、教之、任之”的方法。[4]
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王安石认为“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三经新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神宗正式提出应该颁行新的经义。次年,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由吕惠卿、王雱等兼修撰,《诗》、《书》、《周官》等书。在重新训释经义时,王安石确定了这样几条原则:-、训释经义,是为了破除"伪说",教育士子,使其符合"盛王"时的做法;二、要恢复经文本义,打破疏不破注的成法,反对汉以后烦琐的章句传注使源流失正的陋习;三、阐明经文义理,反对对经义的曲解和烦琐学风。熙宁八年(1075),《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其中《毛诗义》二十卷、《尚书义》十三卷、《周官新义》十六卷,而又以《周官新义》最为重要,是作为托古改制的熙宁变法的理论根据。一个月后,《三经新义》便被颁赐给宗室、大学及诸州府学,作为全国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和科举考以的依据。
编辑本段变法影响
成效
王安石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结果
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字元泽)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原因
失败原因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有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从各项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划地绝交。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他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入京,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士大夫们大都以为只要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条例司废,变法事宜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道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熙宁二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的8年内,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陆续实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免行、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因此,在每一项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此前的新法便在元祐初期全被废罢。史称元祐更化。
变法失败后四十一年,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
反响
宋哲宗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不久王 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馀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司马光
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将宋神宗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司马光将自己国家的领土无偿奉送给西夏,这是一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这不仅在政治上不体面,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结束兵不连解局面的目的。虽然宋朝实行弥兵政策,一再命令守边将士不要妄动,可是西夏反而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不断进攻兰州等地。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编辑本段历史评说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
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王安石变法(20张)
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的评价
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一言以蔽之,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1949年以来的评价: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
一、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当推邓广铭先生和他的门人漆侠先生。他们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上与20世纪前半叶的肯定又不尽相同。其特点是:一是注重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即把王安石变法置于宋代特定的封建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的新法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学者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即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三是对司马光及其反对派的否定,认为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的政治运动阻碍了历史的前进。这是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也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不同,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马光。四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一般归结为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四人帮”的宣传班子,专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藉此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炮制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犹如重磅炸弹,一时影响极大。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二是工厂、学校和部队的理论小组和学习小组撰写的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的调子,上纲上线,无学术意义可言。三是一些专家、学者经受不住强大的政治压力,违心地跟着撰写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学界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矫正“四人帮”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扭曲,并力图澄清一些基本史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三种意见: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随之而热烈地展开。肯定说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肯定性意见。否定说又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见,第一种是对五六十年代肯定观点的全盘否定:王安石不应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变法的客观效果是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变法期间阶级矛盾依然尖锐,一句话王安石“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应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种否定意见是以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说,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④ 从宝坻区到昌黎县有没有公共汽车
如果你认为这架飞机是太昂贵了,它是21时55分在株洲坐K1684长沙到福州的火车,大概在9点钟第二天上午在南平南站下车,坐车到车站入口三明车西站车,然后去到宁化在下午3点左右,运气好的话,将能够宁化县可以考虑在24小时内正确的。 。 。不这样做,重庆北至厦门的行程,在早晨至三明,住的是一个问题。
⑤ 客观的评价一下王安石这个人
一 改革迫在眉睫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108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这哥们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扎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佑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佑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二 时势造英雄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欲俾以美官”,只怕他不肯接受(惟患其不就也)。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退还。在王安石看来,做不做官,以及做什么官,都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做事。如果在朝廷做大官而不能做事,那就宁肯在地方上做一个能做事的小官。
在宋神宗承继大统之前,王安石确实更愿意做地方官。他考中进士以后,曾分配到淮南当判官。照规矩,任期期满后,可以通过提交论文的方式,在京师谋一个体面的官职(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却不这样做(安石独否),又调任鄞县当县长。在鄞县任上,他“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实实在在地为民办事。更重要的是,他还“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其实就是他后来变法的预演了。这样一来,当改革变法时机成熟时,王安石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
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与宋神宗君臣相遇时,他就能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了。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答:“择术为先”。神宗又问,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这时,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唐太宗呢?这当然很对神宗的胃口。不过这时神宗还很犹豫。他还要继续考察,看看这个口出狂言的中年人究竟是不是自己寻觅已久的人选。直到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熙宁二年,在君臣双方一次金殿对策后,宋神宗才下定决心,锐意革新,厉行变法,并由王安石来主持这项工作。
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就说免役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三 针锋相对
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风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质还严重。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的确,王安石的变法具有独断专行不计后果的特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开封知府韩维报告说,境内民众为了规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断腕者”。宋神宗问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顾地回答说,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况老百姓!这话连神宗听了都觉得过分,便委婉地说:“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就连士大夫的意见,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么民意民心之类,就更加无足挂齿!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必须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谷贱伤农,灾年谷贵伤民,这就要靠政府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谷贱,政府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谷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国家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内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民政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黄不接时的“抵押贷款”。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内陈谷,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贷款,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贷款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国家凭此贷款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奸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贷款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国家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然而实际操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高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春季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高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利息高不说,手续还麻烦。过去,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交“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交费几何!农民身上有多少毛,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贷款”。不贷是不行的,因为贷款已然“立法”。你不贷款,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了。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
何况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样一种改革,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藏于国,即藏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堆满绢段,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革甚至暂不改革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甚至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难怪司马光要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干,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五 成败与道德无关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如前所述,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
一代伟人抱憾而终,但他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争论起先照例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上。
道德的谴责在变法之初就开始了。早在司马光之前,御史中丞(相当于部长级国家监察部副部长)吕诲就曾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文言饰非,误天下苍生”;御史(监察部干部)刘琦等人则指斥负责实行新法的薛向等人是“小人”。这种谴责甚至发展为人身攻击。比如苏洵就专门写了《辨奸论》一文,指桑骂槐地说现在有的人(实指王安石)嘴上讲着孔子老子的话(口诵孔老之言),好像做着伯夷叔齐的事(身履夷齐之事),为人处世却不近人情,穿罪人衣(衣臣虏之衣),吃猪狗饭(食犬彘之食),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囚首丧面),居然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而谈诗书)。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大奸匿”?尽管这篇文章未必就是苏洵所作,但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王安石的厌恶,却是事实。
当然,诸如此类的道德攻击从来就不会只是单方面的。王安石同样攻击司马光是“外托劘上(直言谏诤)之名,内怀附下(收买人心)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这就无异于说司马光两面三刀,是朝廷的害群之马了。因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王安石固然被说成“大奸大恶”而且“人神共愤”,和他合作主持改革的“新党”(韩绛、吕惠卿等)则被称作“熙丰小人”(熙宁和元丰都是王安石当朝时的年号),但司马光等人在失势以后也被说成是“元佑奸党”(元佑是哲宗于太后听政时的年号),而且人数多达120人(以后又扩大到309人)。他们的姓名被镌刻在石碑上,遍布全国州县,以便军民人等明辨忠邪。至于先前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王安石,则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以外的第三个圣人。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而且是高风亮节了。
⑥ 兰州市城投五星坪改造我是想说不能给趁人之危见利忘义,欺辱穷寡之人得了,老公十年了三百元买了房自盖公
三个湖北佬,赶不上一个江西老表东北人(此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渊源于古代之北蛮夷,略带有鲜卑之血统。后起于满族之昌盛,大同于民国之初。东北历史上名人很多。基本都为皇亲国戚。如努尔哈赤,张作霖,张学良。东北人天性豪爽,激情而张扬。内质刚毅,外表强悍,实为表里如一也。然而,身体强壮,而大脑却略欠发达。以致历史上,东北人成为“智商者”的“枪杆子”,也从而就有了东北军的威震神州。东北多伟男,少美女。男人多为身材魁梧,面堂高挺,声音洪亮;但粗野蛮横。女人多为娇柔造做,华而不实。且抽烟喝酒样样精。东北人性格随意而张狂,欠温柔之涵养气息。东北人的打杀骂人作风是闻名遐尔,尤其粗话,野话,无人能敌,无人能挡。想当年“二王”千里走“麦城”,落得个中原大地“草木皆兵”。北京人。渊源于山顶洞人。古老的历史,古老的底蕴。北京本地历史上属于燕国之地,很少出名人。不过元杂剧《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倒是北京人。作为几代的古都,北京本地虽然很少出名人,但中国人近乎过半的名人却都在北京。北京人自豪于元明清三朝的皇家胜地,更自豪于***五星红旗的升起。北京的天地是大气的,人却显得小气。拘泥于传统而墨守成规。四合院,二锅头,花里胡梢是京剧。真正的北京人是不排外的。就是排外,其排外的意识已被敦化。征服北京的不是北京本地人,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路神仙。北京人的性格实在,没有过多虚伪的修饰成分。对人自然而随和。一碟小葱拌豆腐,一瓶二锅头,瞎侃乱侃是北京普通男人的特点。但侃来侃去,北京人就是不侃政治。河北人。渊源于山顶洞人及蒙古人种的混合体。自身的存在都是朦胧的,所以更难说清本在的真实了。河北历史出了几个名人,但略显渺小。有名医李时珍,董必武,以及****将领冯玉祥。河北人自古欠缺**性,这是同他们和皇家胜地北京近在咫尺的距离有关。常年蹲在墙角下,又怎能不受城墙的影响。唯一的骄傲“承德避暑山庄”也只是皇帝的行宫而已。所以,河北人从来是看北京人行事而行事。就连说话,也是绕着圈儿的学北京话,但就是学不像。天津人。渊源于山顶洞人的旁支。自古京津是不分的。风俗和人情基本相同。天津因地狭的原因,历史上属于燕国之属地。所以,本地很少出名人。倒有一个泥人张可以一提。天津人性格豁达,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之嫌疑。天津人本性幽默,所以就有了他们幽默的“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和“十八街麻花”,另外还有马三立的“逗你玩”。天津的本地话很有特点。原始而富有磁性。地方不大,正统的风俗却没被同化。实为庆幸。内蒙人。渊源于标准的蒙古人种。古时被统称为匈奴及北蛮族。崛起于成吉思汗的挥戈射雕,鼎盛于忽必烈的大元纪年,衰败于朱元璋的驱逐鞑虏。内蒙历史上最伟大的名人为铁木真及忽必烈。内蒙人体形粗壮,面宽耳阔;臂力过人,威猛彪悍。成为匹夫之勇的楷模。但心底善良,为人敦厚,少有歪门邪念。一曲《草原之夜》,一只红通通的烤羊腿,一杯奶茶,天下的来客都会成为内蒙人的朋友。山东人。渊源于黄河文化之中原正统。鼎盛于春秋齐鲁儒道之传播。山东的齐鲁文化曾经属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之一。尤其孔子的儒学更是成为历代帝王所尊崇的正统。山东历史上名人荟萃,尤以春秋战国时代为最。如一代明君齐楦公、神医扁鹊,书法大家王羲之、宋朝著名词人李清照、辛弃疾等等。山东人的精神支柱是孔家思想及孔府。这也是他们聊以傲然的所在。中国历史上出思想家及哲学家最多的地方是山东(如孔子和孟子)。五岳至尊的泰山也在山东,古来就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说。就是始皇大帝也不忘在泰山的崖壁上刻上他包举宇内的功勋。山东人思想保守而拘谨,好于精神胜利法。藐视现实好于理想主义。且不乏有乌托邦之超越想法。山东人人高马大,就是女人,其脚的码寸也是江南女人的一倍。山东多伟男,但少俊男。山东无美女,就是有美女,本地话一出口,令人大迭眼睛。山东人好酿酒,但酒大多是劣质酒。山东人好吃大葱和大蒜,所以,大多数山东人都有口臭,但却很少有人得癌症。山西人。渊源于黄河正统。但也不排除有古代各路蛮夷之混杂血统。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就是山西。山西历史上所出的名人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况,一代霸主晋文公,宋代学士司马光等等。山西人对于中国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无疑伦比的贡献。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自明初就有数百万人被被迁往全国各地开荒造田。有俗语称谓山西人为九毛九。说明山西人的吝啬度是超乎寻常的。山西人的性格是复杂多变的。怕事,拘谨,羞于外露而又勇敢,放纵,具有献身精神。就如土军阀阎大人****一样,挥着大刀赤膊上阵。还真有点民族的骨气。山西自古很少出美女,仅有的一个貂禅也是空前绝后。山西人好喝醋,所以,山西人更爱“吃醋”。陕西人。渊源于蓝田人种。为中华民族正统。陕西的历史底蕴是无疑伦比的。曾经的汉之祖先轩辕下葬于陕西的黄陵。更不要说它的十三朝古都,始皇兵马俑,以及杨贵妃的洗澡堂华清池了。陕西人自豪于他们的这种历史。更自豪于秦始皇冲出潼关灭六国的伟大统一事业。殊不知,秦始皇非陕人也。就是所谓的轩辕帝的原籍问题,陕西人同山西人,河南人也是争执不休。陕西人四肢发达,大脑却迟钝异常。他们安于保守,安于现状。厚道中潜藏着不满的怨愤。只会大喊着唱秦腔,而不会小声的***。陕西人和东北人一样,其谩骂人的风尚也是数一数二的。陕西历史上的名人很多,如白居易,孙思邈,司马迁,李自成等等。陕西人号称为名小吃繁多,但很多的名特小吃都是***的。陕西人的一大困惑,小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很多兵大喊着打回老家去。陕西人的二大遗憾,自古长安帝王都,为什么当代选首都的时候不是西安而是北京。河南人。渊源于黄河流域之中原正统。更属于轩辕氏的嫡系之后裔。河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其洛阳,开封为历史著名古都。河南人对待其历史,是弘扬和自傲的。尤其,河南人同山西人一样,对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很大的贡献。在北宋末年,赵氏皇帝携带百万河南民众,为躲避金国的侵略而大举南迁。所以,目前江浙一带很多人的祖先为河南人。河南人在历史上饱受苦难和磨难。因为,所处中原大地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战乱不断。从而促其四处奔波而流浪。如今,河南人遍布全国各个省份,也算是一种人力的征服。河南人,自改革开放以来。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但公平的说,那也只是几个老鼠害了一锅汤。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天涯何处又无坏人呢?所以,河南人不必自卑。应该骄傲于河南人的遍布神州。河南人比较讲义气。河南人好爱少林功夫。河南人胆量过人,从而也出了很多亡命之徒。河南历史上的名人为道家的创始人****。还有大美男潘安,以及民族英雄岳飞。不过,河南在小日本侵略中国时也出了很多汉奸。甘肃人。渊源于蓝田人的旁支。隶属于黄河汉之正统。但也不乏北方羌夷的混杂血统。鼎盛于西夏王朝。衰败于成吉思汗之南下征服。甘肃有句俗语:金天水,银武威。但挑来挑去,就是兰州,景象也好不到哪里去。甘肃地貌多为黄土和戈壁。所以,有个叫“三不拉”的地方,寓意为连牛羊兔都不在那里拉屎。可谓凄凉异常。甘肃历史文化盛名。尤以敦煌莫高窟为最,其次为丝绸之路,再其次为“马超龙雀”及嘉峪关了。甘肃历史名人为“飞将军”李广,唐高宗李渊,“诗仙”李白。而今名人泛多,多为嘴上功夫。尤以央视主持人为最。甘肃人保守,憨厚,善良。性格多为呆板,少创新。甘肃人因其风沙的缘故,多为红脸蛋。但身体健魄,少有感冒之侵扰。宁夏人。渊源于“水洞沟文化”。属于黄河文化之支流。血统复杂,多为西北方蛮夷混杂。其中尤以北狄,西戎,回讫为最。鼎盛于西夏,覆灭于成吉思汗的征服。宁夏为中国最大的***聚集地。尤其以马姓为最。想当年的马洪魁,马步方为著名之“马匪”。宁夏地况多为戈壁。盛产枸杞,贺兰石及大米。宁夏人喜欢用枸杞泡酒,听说能治愈男性病。宁夏为***族自治区,食多以清真为主。宁夏人好吃牛羊肉,忌讳谈猪。宁夏人外表凶恶,实为心底宽厚。如果,真的动起粗来,宁夏人手中的宰牛刀可是锋利无比。宁夏无美女。就是有,也被盖头蒙的难以看到。宁夏人多信奉***教。相信真主。宁夏人崇拜的名人为本拉登,因为他是***教世界的斗士。新疆人。渊源于匈奴,突厥,鞑靼,蒙古,维吾尔族之混合体。血统尤为混杂。民族成分也尤为复杂。历史上自清军平叛准噶尔之前,新疆一直处于动荡不稳定时期。所以也促使了新疆本地人好武的传统。自清以来到2000年近250年的移民,汉族已经在新疆成为多数民族,维吾尔族退居第二,这是新疆永久中土化的最实质性的保证。同时,塔吉克、阿富汗属于塞种人,说东伊朗语(波斯语),成了伊朗争夺的对象;突厥国家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成了突厥领袖土耳其的文化势力范围。如今的新疆属于多民族的省份,所以,对于新疆人的看法很难评判。除过西迁的汉人外,新疆本地人大多都信奉穆罕默德所创立的***教。不过,在这里可以提一下新疆人的许多禁忌:一是性感禁忌(女性的穿衣尤其谨慎);二是窥视禁忌(万不可凝视对方过久);三是放屁禁忌(包括公众场合的有声屁贺和无声屁);四是饮食禁忌(非清真的猪,驴,狗肉是万不可吃的)。新疆维吾尔族的男人长相一般都很英俊,女人一般都很漂亮。但大多有狐臭。西藏人。渊源于古时吐藩的嫡裔。掺杂有少许西北方蛮夷之血统。鼎盛于松赞干布的吐番王朝。衰败于忽必烈的向西征服。汉藏交流源远流长。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远嫁吐藩,就是有力的说明。元朝建立后,西藏成为中央的一个隶属行政区。从而进入大元帝国版图。明清两朝对西藏的管辖更是制度化和法律化。西藏人信奉喇嘛教。所以,他们建立了豪华的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和班禅为其信仰宗教领袖。西藏人因其高原气候,皮色黝黑,同印度人的肤色有所相象。西藏人对待朝拜尤为重视,一步一拜,虔诚而不倦。西藏人的脸色一般都是纯真和宽容的。西藏为佛之国度,在那里你会找到什么叫“圣洁”。不过,一般的藏人很少讲卫生,行为拖沓。但对客人友好倍加,一条哈达,一把藏刀,一壶奶茶,聊以他们的诚意。西藏不出美女,所以,汉人的公主就会远嫁西藏。湖北人。渊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之中华正统。鼎盛于春秋战国之楚。衰弱于始皇帝的征服。湖北的湖泊数量为中国之最。所以,湖北人爱吃鱼。尤以鲳鱼为名。楚人所自豪的在于他们的先古之楚文化。略逊于中原,却略高于南蛮。楚人赖以骄傲的祖宗之一庄王曾说自己“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说明了湖北人之狂妄自负心态。湖北人聪明。聪明的有点狡猾。湖北人对于自己的地理意识永远是模糊,不知道是属于北方还是南方。所以,只有站在黄鹤楼上呜呼哀哉的大谈中庸之道。湖北人好斗而勇猛,但却缺乏理智的思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却被秦而亡。所以,后来的项羽只能“无颜愧对江东父老”。湖北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算是屈原,他的《离骚》,《九歌》,《天问》可谓登天之作。湖北出了个美女叫王昭君,也出了美男叫宋玉。但也出了个叛国者叫***。湖北的女孩还算漂亮,但说起话来,有“模仿”四川话之难听嫌疑。湖南人。渊源于楚人之嫡系正统。其鼎盛及衰败皆属于楚之附庸。所以,湖南之历史,也是大受湖北之历史影响。湖南人对于历史上唯一可聊以自豪的是古代水稻田的发展以及名人的层出不穷。造纸术的蔡伦,思想家王夫之,以及左宗棠和谭嗣同。近现代的名人尤其多,黄兴,***,刘少奇,***。十大元帅中,湖南的有三人;上将有十九人。另外还有画家齐白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可以说,在天降大予斯人的征程中,湖南人所做出的贡献是无疑伦比的。也从而就有了湖南人的“精神胜利法”。谁敢于向湖南人叫喊,列举的名人就能把你给淹。湖南人的确聪明。湖南人好于挑战性的事物,但湖南人容易产生叛逆心理。所以,湖南人好暴动和起义。湖南人张扬,湖南人不羁而难以管束。湖南是名人大省,但这些人出了湖南便忘记了湖南。所以,湖南经济落后。从而就有了“百万雄狮下广东”的打工生涯。也有了湖南妹子的悲惨凄苦经历。安徽人。渊源于黄河之旁支的淮河正统。属于和县猿人之族裔。另有说之曰禹之后裔。安徽历史著名人物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庄子。《庄子》主要寓示的哲学思想为: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及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解释宇庙万物的产生。关于****,安徽人同河南人对于他的原籍问题争执比较激烈。已被河南人所占,在这里不必再谈。但另有南宋湖南历史名人朱熹,他的主要著作为《资治通鉴纲目》。另外他对于儒家的中庸之学给予充实的完善。其次为东汉末年的曹操父子也是安徽人。创造的建安文学对后世影响很大。安徽人爱唱黄梅戏。江青把这归类为黄色的戏种。安徽的男人模棱两可。安徽的女人朦朦胧胧。安徽人爱造反,所以出了个朱元璋;安徽人又趋于奴性,所以出了个卖国贼李鸿章(其实能不能卖国,老李一个人也是做不了主的,但他的贡献也是有的)。但安徽实为人杰地灵之地。《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医学家华佗,以及什么周瑜,包青天,还有陈独秀,胡适之等等都为地道的安徽人。安徽人应该和湖南人计较一下,数风流人物,看谁更叱咤,看谁能淹谁。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自然和人为灾害不断,从而家乡父老流离失所,四处求乞矣。安徽是近代出名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可以说安徽人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江苏人。渊源于南蛮的河姆度氏族之旁支。鼎盛于春秋吴越之雄起。覆灭于始皇帝黄河正统之大一统。江苏号为鱼米之乡。也为水泊之乡。水稻渔业自古就比较发达。所以,江苏人爱吃大米和小鱼。江苏人天性小气,所以就有了“瘦西湖”。江苏人大气,所以又有了三大湖。江苏苏州园林闻名遐尔,但怎么看,也只是玲珑剔小而已。虽然精致,但属于鬼斧神工的人为雕刻而已,所以,江苏人历来做事谨慎,思想缜密。为人难以所查透。正也符合江苏人的聪明伶俐,乖巧而奸猾,复杂多变的个性。江苏人多为小巧玲珑,尤以女子为最。手巧而赋有美感的江苏女子,以苏绣的盛名闯荡九州。而江苏的男子多为女性之相,说话温柔,行为矜持。但也不乏名人之出世,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南宋英雄陆秀夫。以及风流文人唐伯虎,还有极具个性的“扬州八怪”。江苏的美名如雷贯耳,仅仅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就令人憧憬不已。江苏出美女,尤以银铃般的声音,玉质的皮肤蛊人心魄。浙江人。渊源于南蛮河姆度族类的正宗。昌盛于春秋的吴越国盛。烟消于秦朝的兴起。浙江很多人为北宋赵氏皇帝迁都杭州所带之河南人之后裔。杭州可谓有名古都。吴越三代五帝都曾建都杭州,更不要南宋了。浙江在南宋前,本位荒蛮之地,后经南宋先进文化及经济的大力发展,才逐渐昌盛起来。浙江人自豪于“胜似天堂”的杭州。更以西湖的旖旎风景自已为荣。所以,浙江人只知道赏景,而不知道存亡的发展。以至被金国勒索,被忽必烈所灭。浙江人天性孱弱,胆小怕事。但大多正直谨慎,循规蹈矩。男人只会花港观鱼,吟诗赋词,或是摇着檀香扇喝龙井茶。女人则为娇小玲珑,西子泛舟,弹着琵琶唱越剧。出了个太守名人苏东坡,修了西湖又修堤。虽然他是四川人,浙江人却把他看做是杭州人。浙江出了个伟人叫周恩来。还有蒋介石。另外,文学斗士鲁迅,散文家朱自清;还有章太炎,秋瑾都为浙江人。浙江人外表虽然小气,但不像江苏人纯粹的小气。他们以宽厚的臂膀和温暖给予许多流浪的文化名人以栖息,有唐代的张志和,近代的袁枚和龚自珍,还有胡适,徐志摩等。浙江出美女。所以浙江就有了四大美女的西施。然而,如今的浙江俊男倒很多,伟男却很少;美女倒也有,只是嫌妾身材小。江西人。渊源于河姆度南蛮之旁支。鼎盛于春秋吴越楚时期。古越文化是赣文化的主轴。在长达几千年的人口迁移中,江西古老的荒蛮之地被改观。吸取先进的文化。经济,人口也随之发展。如今的江西人多为中原及本土混杂血统之后裔。江西人自古重文而修于理。江西人多信奉道教,江西的万寿宫就是有名的道教寺院。所以,江西人多善少恶,重于礼而轻于浮。安于心灵清静,讳于自我创新和挑战。初唐的王勃曾在南昌写下有名的《腾王阁序》,对江西的溢美之辞令人流连。但他非江西人。但在东晋之时,江西出了自己的大诗人陶渊明,他的《桃花源记》明文遐迩。从此奠定了赣人的本土文化地位。后来在明代江西又出了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他的《牡丹庭》脍炙人口。另外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是江西人。如今的赣人性格属于保守封闭型的。时常发生窝里斗。没趣的时候,就会捏捏景德镇的陶瓷。对待外物藐视而自负。好于精神胜利之法。好文的传统虽然没有变,但却没有大家出现。实为遗憾。福建人。渊源于南蛮河姆度族类之旁支。春秋战国曾属吴越管辖。略有吴越之混杂血统。晋至南北朝时,中原战乱不断,大量人口南迁成为一种趋势。自唐朝以后福建从荒蛮之地走向繁华。因其所处沿海的缘故,各路商家云集,海上贸易得以发展。福建人笃信佛教,尤以妈祖为最。福建人好于漂泊,好于闯荡。有大海的气概。福建人遍布世界五大洲。海外的华侨多为福建人。福建人聪明,聪明的过于奸猾。福建人吝啬,吝啬的令人同情。福建是历代出状元最多的省份。从中可以看出,福建人的聪慧和天质非同一般。福建在五代时出了诗人黄滔,在现代有个诗人叫舒婷。另外还有宋代词人柳永,明代文学家李贽。郑成功也时福建人,听说林则徐也是。不过,宋朝福建出了个状元叫蔡京,后来当了太师,倒成了汉奸。福建无美女,更不要说有俊男了。不过,陈嘉庚倒是个标准的福建伟男。上海人。渊源于吴越之正统。掺杂各路蛮夷之精华之地。上海是本无历史可言的。所以,单一的上海是历史的荒漠,更是文化的沙漠。当然,这只是对于上海本地人而言。上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号为城市的地方。自十九世纪中末开埠以来。上海商贾云集,经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更有海外蛮夷横争圈地,本土各路神仙顺水掺和。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已是东方的纽约。现代工业规模已不可小觑。上海人本性刁钻,习性奸猾。自视为傲然一切,鄙视一切。好于钻营取巧,包囊私欲。言谈尖刻,不留情面。性吝啬,好占小便宜。排外而自不量力。男人不像男人,倒有女人的脂粉相;女人倒像女人,但过多有风月相。然而,上海本地虽然不出英杰。但很多英杰却出在上海,非本地人也,只是利用了本地的优势跳板而已。所以,上海人是可怜又可悲的。唯一的能聊以自慰的,就是它那个能装点门面华而不实的时尚城市而已。两广人(广东和广西)。渊源于南蛮百越之正统族裔。始皇帝灭六国后,随即攻入岭南,从而将百越之地纳入版图。两广在历史属于边远的荒蛮之地。开发的也比较晚。到了清朝中期,随着外来贸易的交往,才逐渐得到重视。然而,也就因为这种边远,管辖不是很苛刻。两广成为历代暴动起义的发源地,同时也可以看出两广人的勇敢不屈精神。其中,近代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戍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广东;金田起义、镇南关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等则发生在广西。两广在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但多为匹夫的斗士及民主勇士,如洪秀全,刘永福;梁启超,孙中山,卢世芹等。很少见文学之大家。同时也出了一个大汉奸汪精卫。两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自古以来,漂落到海外的两广人不计其数。尤以东南亚为最。两广历史上是不分的。广东人和广西人的祖先都为南越之族裔。就是如今的越南,其祖先追溯起来,也属于南越王之嫡亲。两广人的外貌长相都趋于相同,就是语言也是大同小异。其身材多为矮小,颧骨突出,目小深陷,鼻扁阔,唇厚而翻。自古两广不出美女和伟才。虽如此,但也另有长处,那就是大脑发达,聪慧而圆滑。好于做生意,好于***。但本性自私而狭隘,好张扬,泛于浮夸。云南及贵州人。渊源于南蛮正统之元谋人族裔。公元前三世纪,庄跤从黔入滇,建立滇国。后被始皇帝所灭。历史上黔滇不分。对于黔滇的开发从汉朝开始。后在唐宋得到进一步发展。忽必烈南侵略中国,曾封第五子呼哥赤为云南王。后来朱元璋率领三十万大军进入黔滇,给予蒙古驻军以彻底征服。不过云南却残留有许多蒙族的后裔。清朝的三藩之乱,吴三贵也曾统治过云南。云南的历史名人有个叫孟获的,被诸葛亮七擒七纵。《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著名学者艾奇思,教育家熊庆来,文学家李广田等都是云南人。贵州历史上的名人为夜郎国的多同。夜郎自大的成语几乎家喻户晓。不过,云贵的历史名人不是很多,对于大家的出现更是少的可怜。主要局限于多为南蛮少数民族聚集处。所以,是可以预料的了。云南出美女。尤以少数民族为多。例如阿诗玛。还有如今正潇洒于艺术舞蹈及歌坛领域的几个美女。贵州人虽然略欠。但他们却把心思放在了酿酒上,出了茅台和董酒。还有草药的开发上。四川人及(重庆人)。渊源于西南蛮夷之旁支。百越之族类。鼎盛于三国之蜀。衰败于晋之西侵。因四川及重庆人本无历史差异。在此,以四川历史及人物一笔而代过。孰不另行旁类。巴蜀之地号为“天府之国”。物华丰富,人杰地灵。秦汉以来,对四川已经为正式的管辖。明清之后,予以西南蛮荒之地以彻底开发。农业,小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巴蜀可谓是历史上文化之大省。人才辈出,济济一堂。著名的有唐代的诗人李白,杜甫,以及宋代的“三苏”;战国著名将领司马错,另有宋代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文学家巴金和郭沫若。朱德,刘伯承,陈毅,贺龙,***等等都是四川人。四川人口众多,民俗丰厚。但也局限于盆地文化的束缚,从而本性保守,封闭。且好窝里斗。四川人好战,也好骂。骂人的本事敢和东北人一拼。四川人身材多为矮胖,面宽,鼻塌,眼大,聪明而伶俐。四川人好喝酒,他们的酿酒技术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且名酒繁多。四川人好吃麻辣,所以他们的麻辣火锅及毛血旺名闻遐迩。
⑦ 评价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时期实行的强制改革
看到这么多人回答,我就有点怕了。最近,在读这方面的书,不写几句心里痒痒的。
先说一下,变法的内容,结果,经过。我就不说了,到网络去查,那里有写得很好了,这里只说自己的观点。
首先,王安石变法之前是有先例的,那就是范中淹为期一年的变法。我喜欢用北宋的这两次变法想比较,这样好像要明白的多一点。
1/范中淹的变法与王安石的变法在初期,在当时都是受到进步之士的支持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2/范中淹的变法与王安石的变法,都是受到当时皇帝的支持的。
3/两次变法,两次都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受到最高管理者的支持,可见,变法是当时势在必行了。
但是两次变法都失败了,为什么?这跟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有关系的。我下面的,就从社会情况来分析。
范中淹的变法内容就是“十事疏”,仔细看一下就明白了,十条有大半是要治理吏治的,治腐败的。这当然,会引起当的社会的反对,宋朝是一个文治的社会,文治是比较容易产生腐败的,这点,我们读《水浒》《金瓶梅》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有人说水浒是小说,就是小说,也可以反映当时的一定的社会风气。)当是,官官相互,官贼一家。以社会的风气尚武,斗狠。腐败现像可以说是到了不可不治的情况了。你范中淹一治就治走了大多数人的饭碗,这肯定是不行的,当是的反对势力肯定是要到皇帝佬儿那里说你的坏话的,没有办法,仁宗是不够硬的皇帝,只好让范中淹找个理由下台了。法也不变了。
当然,范中淹变法失败也不全在皇帝那里,他本身的方法也是有点问题的。他的理论多过方法,执行力有限。这点他的“十事疏”里也有体现,具体可行的方法只有两点。
现在到王安石变法了,
王安石是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走范老前辈的老路,所以他的变法,尽量的避开吏治这个问题,而是从经济着手。致少,少得罪一点人,这样他的新法的执行力就不行,在上面好好的,到了下面执行起来就变样了。新法成了地方上的贪官司污吏们剥削百姓的工具了。原来的官吏肯定是不行了,但是又不能治腐败问题,没有办法,他只好另外搞一个执行部门来。我们说宋朝最严重的问题中有一个就是冗官。 到了这里,以前支持他的人也开始骂他了,也开始反对他了。
纵始,王安石有很多办法,但是吏治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新法是很难实行的。
写到这里又让我想起了,张居正的变法,张居正在位的十年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张用五年时间来治理吏治问题,用五年时间来改变国家的经济,使一个快要灭亡的明朝又多活了几十年
所以说,变法,第一个要治理的就是吏治问题,就是要反腐败,没有这个前提,你有再好的法,也是没有办法实施的。
结合,我们现在的国情想一想。哎~~~~~~~~~~~
⑧ 你觉的宁波这个城市怎样有什么看法啊
移步皆是景,举目满眼春。如今的宁波,成了一座花园城市。
近些年,宁波城市建设高潮迭起:改造旧城,治理污染源,拓展交通瓶颈,美化三江六岸……每个项目都是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仅近3年来,城建投资就高达近百亿元。
巨额资金从哪来?分管城建的副市长何剑敏娓娓道来:“将政府的调控职能与城市建设的公司化运作有机结合,把城市建设作为最大的产业和最大的经济增长点来培植发展,把城市资本作为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对城市土地、设施、环境等资源进行重组、集聚和运营,使城市建设步入‘投入—产出—再投入—更大产出’的良性循环。”
土地储备聚财有道
今年5月20日,宁波国土资源管理局举行首次市区土地使用权拍卖会。经过激烈角逐,江东区华严街地块从每平方米7000元的起价,一路飙升到1.35万元,创下宁波商贸办公用房地价的新纪录。
位居江边的华严街地块地势低洼,台风一来就“水漫金山”,市政府早有心改造。但是,因道路不畅,人口密集,该地块被开发商视同鸡肋。市政府打了个迂回战:先将地块收购进土地贮备中心,然后整治其周围的环境。仅一年,琴桥如彩虹跨江而立,沿江破旧民宅成了休闲绿带,“灰姑娘”眨眼间身价倍增。这次拍卖后,政府净赚土地出让金3亿元。华严街周围正开发的小区也跟着沾光,近万套商品房尚未竣工就已告罄。
城市规模的拓展,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使土地成为城市弥足珍贵的资本。对土地资源的资本化运作,是宁波市委、市政府经营城市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在强化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方向明确定位的基础上,于去年4月成立城市土地储备中心,建立起土地储备制度,先将规划用地收购进土地储备中心,然后完善其基础设施,把“冷”地养成“热”地,提高地块身价,再进行公开招标或拍卖。
江北区槐树路区域过去被工厂、铁路和散货货场分隔,地价低迷。几年前,这里建起4幢高层商住楼,虽然房价低廉,仍乏人问津。去年,这个地块被收购进土地储备中心后,市政府投入近5亿元,搬走工厂和铁路,建起跨江大江,拆除沿江建筑改建绿带,上马宁波大剧院项目。原先灰头土脸之地变得风景如画,开发商接踵而至,多年来卖不动的那4幢高楼也成了抢手货。
目前,宁波的“土地仓库”里已储备400余公顷的土地,今年计划开发1�3,政府从中可盈利20亿元。何剑敏说,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是“一石多鸟”:为城市建设积累资金;按规划意图管理城市土地;通过宏观调控减少房地产市场泡沫;从体制、机制上避免滋生腐败。
市场运作借鸡生蛋
三江交汇的宁波市中心,一个占地22万平方米的园林式商业中心———天一广场流光溢彩,这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之一的“一站式”购物休闲广场。这个项目总投资14亿元,政府没花一分钱,全部通过企业的市场化运作。
天一广场地块过去都是低矮破旧的老屋,挤着3400多户居民和100多家单位,与周围的繁华闹市极不和谐。由于开发成本高,这里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市政府独辟蹊径:将此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划归宁波城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由城投公司以地产抵押,向银行贷款建设。如今,建成后的天一广场总价值已超过40亿元。宁波城投公司以商业区店面的出租收入偿还贷款,预计10年便可收回投资。这个项目,创下宁波大范围连片改造旧城中不动用财政的先例。
对城市建设实行市场化运作,实现资金投入资本化,也是宁波经营城市的经验之道。他们把市场经济中的经营意识、经营机制、经营主体、经营方式等多种要素引入城市建设,将城市资产由产品变为商品,将城市建设由简单的生产过程变为资本运营过程。
组建宁波城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宁波市场化运作的一个成功尝试。这个公司由政府授权经营城建资产和对城市建设投、融资,具体操作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在有效剥离城市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过程中,它承担了城市“经理人”的职责。
不久前启动的江北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总投资2.5亿元,也实行了企业运作的思路。城投公司为此注入3亿多元资金,保护恢复街区史迹和风貌,并赋予其商业、办公、居住、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项目建成后对外出售房屋,企业不但能收回投资,还可获取一定收益。这一项目较好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之间的矛盾。宁波计划将这一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历史文化保护项目中。
盘活存量巧用资本
前些年,宁波建设“六路一桥”时,大胆探索城市投融资机制,率先在全省实施“城市四自”方案(即由企业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此举不仅消除了中心城区骨架道路长期以来的“肠梗阻”,每年还可征收车辆通行费5000万元左右。
盘活存量资产,是宁波经营城市的又一高招。2000年初,市政府组建宁波城投公司时,将“六路一桥”净资产作价3.6亿元划入城投公司,既解决了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问题,又为城投公司的快速扩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短短两年,公司总资产就从当时的注册资本5.08亿元发展到去年底的33.2亿元。
存量资产盘活后,城建融资渠道也拓宽了。宁波城投公司的控股上市企业宁波富达公司,去年购进市自来水公司制水厂的资产,并将市区的4个水厂用于配股,通过出售存量资产,变现资金2.2亿元用于城市建设,在引进社会资金建设城市上作了有益尝试。此外,城投公司还积极与国内外银行接洽,寻找合作机会,仅去年就融资28.6亿元。
眼下,宁波正在申请世界银行贷款建设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并根据世界银行要求着手组建排水公司。排水公司的资产包括市区历年投入的市政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等设施,收取的污水处理费作为公司的收益,由排水公司负责江东南区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的筹措、日常运营及还本付息,今后按规划建设的城市市政管网、泵站、污水处理厂等也均由该公司负责。
前不久,宁波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向社会公示。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市民怀着极大的热情,纷纷为城市建设献计献策。一些市民说:“这几年城市面貌的巨变,让我们看到了宁波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要为家乡建设出一把力!”
⑨ 中国不得不去的一百个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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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 中国科技馆 北京动物园 景山公园 什刹海 北海公园 中国地博馆 齐白石故居 历代帝王庙 西便门明北京城墙遗址 德胜门 袁崇焕祠、墓和庙 南岗子天主教堂 隆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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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区】 东方明珠 豫园 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 上海博物馆 东方绿舟 枫泾古镇 老城隍庙 玉佛寺 上海大剧院
【闸北区】 上海马戏城 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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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 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青浦区】 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史馆 太阳岛 朱家角古镇 上海大观园 青浦生态庄园
【浦东新区】 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 上海科技馆 上海世纪公园 国际会议中心 上海海洋水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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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 天塔湖 天津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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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 天津热带植物观光园 石家大院 杨柳青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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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 巫山小三峡-小小三峡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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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市】 聂荣臻元帅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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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太阳岛公园 龙塔旅游区 亚布力滑雪场 二龙山 金源文化区 革命领袖纪念馆 省农科院园艺分院 欧亚之窗公园 哈尔滨游乐园 玉泉国际狩猎场 索菲亚广场 吉
华长寿山滑雪场 黑龙江乌吉密滑雪场
【牡丹江市】 镜泊湖 横道东北虎林园 黑宝熊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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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 大兴安岭资源馆 加格达奇北山公园 漠河北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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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 腾冲热海 腾冲火山 国殇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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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阿庐古洞 燕子洞 建水朱家花园 元阳梯田 云南羊街 撒玛坝梯田
【迪庆藏族自治州】 普达措国家公园 霞给藏族文化村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版纳原始森林公园 版纳热带花卉园 版纳野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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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 黔灵公园 红枫湖 河滨公园 息烽集中营革命史馆
【遵义市】 赤水大瀑布 遵义会议会址 丹霞谷 枫香温泉 娄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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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人发了这一篇博客!!!我也不知道中国不得不去的一百个景区是哪些???我就把它复制过来了。你看着选吧!!!嘻嘻。。。
⑩ 宋史 文言文翻译 李舜臣
《宋史·李舜臣传》
【原文】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读书,八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
绍兴末,张浚视师江、淮,舜臣应诏上书,言:“乘舆不出,无以定大计,宜徙幸武昌。”又谓:“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监。”著《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进士第。时朝廷既罢兵,而为相者益不厌天下望。舜臣对策,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宰辅大臣不当以奉行文字为职业。考官恶焉,绌下第,调邛州安仁县主簿。岁大侵,饥民千百持鉏棘大呼,响震邑市,令惧闭门。舜臣曰:“此非盗也,何惧为?”亟出慰劳遣之。
教授成都府。时虞允文抚师关上,辟置幕府,用举者改宣教郎、知饶州德兴县,专尚风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讼连年不决,为陈慈孝友恭之道,遂为母子兄弟如初。间诣学讲说,邑士皆称“蜀先生”。罢百姓预贷,偿前官积逋逾三万缗。民病差役,舜臣劝纠诸乡,以税数低昂定役期久近为义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银坑罢虽久,小户犹敷银本钱,官为偿之。天申大礼助赏及军器所需,皆不以烦民。
干办诸司审计司,迁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当曾布、吕惠卿初用,必谨书,或谓非执政除免,格不应书。舜臣曰:“治忽所关,何可拘常法。”他所笔削类此。尤邃于《易》,尝曰:“《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画从中起,乾坤中画为诚敬,坎离中画为诚明。”著《本传》三十三篇。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所著书《群经义》八卷、《书小传》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编次论语》五卷、《镂玉余功录》二卷。子心传、道传、性传。以性传官二府,赠太师、追封崇国公。
【注释】
1、少长:稍微年长一点。2、推迹:根据迹象推求;追踪寻迹。《汉书·刘向传》:“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后汉书·耿弇传》:“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余人。”宋欧阳修《论监牧札子》:“臣以谓推迹而求之,则天池、元池三监之地,尚冀可得。”3、洞见:很清楚地看到。宋秦观《兵法》:“心不摇于死生之变,气不夺于宠辱利害之交,则四者之胜败自然洞见。”清平步青《霞外攟屑·掌故·陈侍御奏折》:“闻英夷之千里镜,可以洞见四十里。”4、根本:事物的根源或最重要的部分。5、慨然:感情激昂貌。汉李陵《答苏武书》:“慰诲懃懃,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后汉书·党锢传·范滂》:“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宋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6、视师:谓督率军旅。《国语·晋语三》:“公御秦师,令韩简视师。”唐柳宗元《平淮夷雅·皇武》:“锡汝斧钺,其往视师。”明唐顺之《祭祖庙文》:“顺之钦承敕命,视师浙直。”郭希仁《从戎纪略》:“是日余与刘俊生赴店张视师。”7、乘舆:亦作“乘轝(shèngyú)”。古代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孟子·梁惠王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汉贾谊《新书·等齐》:“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乘舆等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荡水》:“惠帝征成都王颖……乘舆顿地,帝伤三矢。”唐杜甫《朝献太清宫赋》:“营室主夫宗庙,乘舆备乎冕裘。”泛指皇帝用的器物。汉蔡邕《独断》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后用作皇帝的代称。《史记·封禅书》:“乘轝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汉蔡邕《独断》上:“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讬之于乘舆……或谓之车驾。”《新唐书·段秀实传》:“公本以忠义闻天下,今变起苍卒,当谕众以祸福,扫清宫室,迎乘舆,公之职也。”康有为等《上清帝第二书》:“以今事言之,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为保都畿,安乘舆也。”8、无以:没有办法。9、监:通“鉴”,鉴戒;教训。10、厌:通“餍”,满足。11、奉行:遵照实行。《孔子家语·六本》:“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宋苏轼《应诏论四事状》:“州县官吏日夜奉行,残伤其肌体,散离其父子,破坏其生业,为国敛怨。”12、文字:文书;公文;案卷。宋范仲淹《耀州谢上表》:“今后贼界差人赍到文字,如依前僭伪,立便发遣出界,不得收接。”《宣和遗事》前集:“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秦并六国平话》卷上:“各路州县接得文字,得知韩王被虏,诸将皆亡,未免具降书投降。”《古今小说·简帖僧巧骗皇甫妻》:“钱大尹看罢,即时教押下一箇所属去处,叫将山前行山定来。当时山定承了这件文字。”13、下第:下等;劣等。汉王充《论衡·程材》:“论者以儒生不晓簿书,置之于下第。”《后汉书·献帝纪》:“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晋书·杜预传》:“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宋史·蔡幼学传》:“帝览之不怿,虞允文尤恶之。遂得下第,教授广德军。”14、大侵:亦作“大祲”。严重歉收,大饥荒。《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五谷不升谓之大侵。”范宁注:“侵,伤。”杨士勋疏:“大侵者,大饥之异名。”唐柳宗元《贞符》:“岁丁大侵,人以有年。”元龚辙《逃荒别》诗序:“丁未大祲,殍殣蔽野。”15、鉏棘:锄头木棒。鉏(chú),古同“锄”,锄头。棘,酸枣树,这里指木棒。16、慰劳:慰问犒劳;慰安问候。《后汉书·西域传序》:“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唐赵元一《奉天录》卷二:“战士多损伤,皇太子亲为封裹,巡城慰劳。”清杨宾《纳木窝稽》诗:“魂魄已莫收,童仆徒慰劳。”17、抚师:抚慰军队。《汉书·李广传》:“振旅抚师,以征不服。”唐韩愈《平淮西碑》序:“守谦,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抚师。”马其昶校注:“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18、辟:征召。19、风化:教育感化。语出《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郑玄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汉书·礼乐志》:“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明史·广西土司传一·庆远》:“各村寨皆置社学,使渐风化。”20、慈孝:孝敬。《国语·齐语》:“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清戴名世《朱烈女传》:“道新每为人言其姑慈孝类如此。”21、友恭:指兄弟间相处的准则。兄应友爱,弟应恭敬。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为人之弟,继体承祧,岂使沽名之贼臣,重害友恭之大义。”22、间:偶尔;间或;有时。23、诣学:指清朝帝王亲临太学视学。《清史稿·世宗纪》:“辛酉,诏临雍大典,改幸学为诣学。”参阅《清史稿·礼志八》。这里指到学府。24、讲说:讲述解说。《普曜经·说法门品》:“是为八百法曜法门,菩萨大士临降神时,为诸天子讲说此法。”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孙奭)幼好学,博通书传,善讲说。”25、邑士:本县士人。元揭傒斯《庐江县学明伦堂记》:“是役也,相其成者,主簿卢廷瑞;董其事者,邑士洪琮、薛兴宗。”26、预贷:指在青黄不接的季节预先向官府借贷粮食钱物等。27、积逋:指累欠的赋税。亦谓积欠赋税。《宋史·儒林传七·魏了翁》:“差知汉州,汉号为繁剧,了翁化善俗为治,首蠲积逋二十余万,除科抑卖酒之弊。”明归有光《马政蠲贷》:“先皇帝在位十年,间时有赦,百姓安生乐业,而积逋亦少。”《明史·吕维祺传》:“擢南京户部右侍郎,总督粮储,设会计簿,钩考隐没侵欺,及积逋不输,各数十百万,大者弹奏,小者捕治。”清龚自珍《明良论一》:“今若此,殆非所以饰四方之观听也!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八九也。”28、病:苦于。29、劝纠:劝勉纠正。30、低昂:高低;高下。31、久近:长短。32、义役:宋以后的一种徭役形式。《宋史·食货志上六》:“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倡为义役,众出田谷,助役户轮充。”《宋史·谢谔传》:“谔里居时,创义役法,编为一书,至是上之,诏行其法于诸路,民以为便。”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义》:“近时州县众力共给役曰义役,皆与众同之意。”33、期年:满一年。34、银坑:产银或铅、锑的矿坑。唐章孝标《送张使君赴饶州》诗:“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银坑。”宋叶适《故大理正知袁州罗公墓志铭》:“废永丰银坑,还社仓于民。”35、小户:贫苦人家;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家。《宋史·赵必愿传》:“至郡,免催绍定六年分小户绫罗钱三万缗有奇。”明朱朴《苦哉行》:“虚名及小户,米入官家仓。”清朱佐朝《吉庆图·邻契》:“怎奈他出身小户,未习闺风。”36、天申:即天申节。南宋以高宗的生辰(农历五月二十一日)为“天申节”。宋叶适《崇国赵公行状》:“州以天申节银绢抑配于民,民甚苦之。公始用库钱抑其配。”宋周密《武林旧事·乾淳奉亲》:“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圣节……车驾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并诣宫上寿。车驾至小次降辇,太上遣本宫提举传旨减拜行礼。”《宋史·高宗纪一》:“(建炎元年五月)乙未,以生辰为天申节。”37、助赏:不详其义。38、烦民:扰民。39、干办:谓干练能办事。唐李翱《与淮南节度使书》:“由是经之旨弃而不求,圣人之心外而不讲,干办者为良吏,适时者为连贤。”《金史·章宗纪二》:“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明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二》:“海公精力干办,尚能必行其意,后人效之,一步不可行,而物议沸矣。”40、执政: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左传·襄公十年》:“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宋王安石《沉内翰墓志铭》:“平居闭门,虽执政,非公事不辄见也。”41、治忽:亦作“治曶”。治理与忽怠。《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孔传:“言欲以六律和声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三国魏阮籍《乐论》引《书·益稷》作“治曶”。宋叶适《谢除堤举上清太平宫表》:“宓以鉴观治忽,审择后先,大化所覃,右文为盛。”一说“忽”读为“滑”,义为“乱”。“治忽”即“治乱”。参阅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在治忽”。42、笔削:谓对作品删改订正。宋欧阳修《免进五代史状》:“至于笔削旧史,褒贬前世,著为成法,臣岂敢当。”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三:“吾后见鲁公与文正公二父相与谈往事,则每云诗书盖多出元泽暨诸门弟子手,至若《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明尹直《蹇斋琐缀录》:“国朝状元对策,皆经阁老笔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香港兴中会宣言附言》:“右为《香港兴中会宣言》,其措词与《檀香山兴中会宣言》相同,仅有字句之笔削而已。”43、学者:求学的人。44、二府:汉代称丞相与御史。《汉书·刘向传》:“今二府奏佞讇不当在位。”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后汉书·何敞传》:“二府闻敞行,皆遣主者随之。”章炳麟《秦政记》:“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宋代称中书省和枢密院。《宋史·职官志二》:“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宋王安石《父制诰》:“践更二府,执国机要。”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建炎维扬南渡时,虽甚苍猝,二府犹张盖搭狨坐而出,军民有怀甎狙击黄相者。”明、清两代同知(知府的副职)的俗称。《儒林外史》第25回:“我在安东做了两年,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转了个二府,今年才升到这里。”《儿女英雄传》第13回:“这里的二府就合茌平的这位胡太爷是儿女亲家。”这里指中书省和枢密院。
【译文】
李舜臣,字子思,是隆州井研县人。四岁时就知道读书,八岁时就能写文章,稍微年长一点就博古通今,根据迹象推求历朝历代的兴废规律,很清楚地看到事物的根源,感情激昂有大济苍生的志向。
绍兴末年,张浚江、淮地区督率军旅,李舜臣响应皇帝的诏令上书,说:“皇帝不出京亲临,没有办法确定大计,皇帝应该临幸武昌。”又说:“江东在六朝时期都曾经战胜过北方,但是最终都不愿意乘机夺取天下,这应当成为今天的教训。”于是著成《江东胜后之鉴》十篇上奏朝廷。后来李舜臣考中乾道二年进士。当时朝廷已经和金人休战了,而做宰相的更加不能满足天下百姓(收复失地)的愿望。李舜臣在殿试的对策中论述了金人是大宋的世仇,根本没有议和的道理,宰相和大臣们不应当把遵照执行文书为职业。考官很厌恶他,就把他降到了下等,调任为邛州安仁县主簿。有一年大饥荒,成百上千的饥民拿着锄头木棒大声呼喊,响声震动县乡城镇,县令非常害怕,关起门来不敢见人,李舜臣说:“这些饥民不是强盗,为什么要害怕呢?”马上出去慰劳安抚并遣散了那些饥民。
(李舜臣)做成都府教授,当时虞允文到关上抚慰守军,将李舜臣征召到他的幕府,因有人举荐(李舜臣)改授宣教郎,任饶州德兴县知县,(李舜臣在任内)特别推崇教育感化。当地百姓中有一个母子兄弟连年打官司却没有定案的官司,李舜臣就给他们讲说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理,最终让他们母子兄弟和睦如初。他有时还亲自去县乡的学堂为学子们讲述解说经义,县里的士人都称他为“蜀先生”。李舜臣免除了老百姓以前预先借贷的钱粮等,并偿还了前任官员长期拖欠的税款三万缗。百姓为繁重的差役所困扰,李舜臣就到各个乡镇劝说纠正役法,把以纳税的高低来定役期的长短改为“义役”。经过实行一年的“义役”,百姓感到非常便利。产银或铅、锑的矿坑虽然已经废弃了很久,贫苦人家还要上缴银本钱,这些官府替他们偿还。天申节需要上交的大礼以及置备军械所需要的款项,都不来扰民。
经办诸司审计司事务非常得力,升任宗正寺主簿,主持重修了《裕陵玉牒》。当曾布、吕惠卿刚被重用时,一定十分谨慎地改写,有人说除非执政大臣同意去除,这种情况不应改变。李舜臣说:“治理与忽怠关系重大,怎么可以拘守常法呢?”他所删改订正的文字都类似这种情况。李舜臣尤其精通《易经》,他曾说:“《易经》起于画卦,一切理事和象数,都凭借画卦来体现,舍弃画卦来研究,不是真的懂《易经》。画卦从中起,乾、坤两卦中画卦为诚敬之意,坎、离两卦中画卦为诚明之意。”李舜臣著有《易经本传》33篇。朱熹晚年,常常对求学的人每为学者称道这本书。李舜臣所修撰的书有《群经义》8卷、《书小传》4卷、《文集》30卷、《家塾编次论语》5卷、《镂玉余功录》2卷。他的儿子有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后来李舜臣)因为(他的幼子)李性传官至中书省和枢密院高官,被朝廷追赠太师、追封崇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