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贷款数据分析

A.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的信用风险管理现状

个人消费信贷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发放的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或支付其他费用的货币贷款。耐用消费品或其他费用支出，是指用于购买那些具有较高价值和普及趋势的生活消费品，以及用于教育、医疗、旅游等生活消费方面的较高价值费用的支付。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发展迅速，个人消费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逐年增长，并逐步成为银行主要的业务和效益来源之一。

一、我国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发展现状

我国最早的个人消费信贷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发展极为缓慢。1997年我国消费信贷总额为172亿元，仅占全部贷款余额的0.23%。为应对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政府制定和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为了启动民间消费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商业银行加大消费信贷的力度。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两项重要文件:《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和《关于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1999年又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正式要求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面向广大城市居民开展消费信贷业务。

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个人消费信贷有了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一季度末，我国居民消费信贷余额为3.94万亿元，是1997年的229倍。随着我国银行消费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助学消费贷款、个人旅游贷款等业务迅速发展，该项业务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也逐步暴露出来。2009年一季度末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住房消费信贷余额为3.49万亿元，占居民消费信贷余额总额的近90%，仍然是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的主要形式。前几年，住房消费贷款发展迅速，各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而放松了发放住房贷款的条件，导致不良贷款率有所增长。从国外经验来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一般是在发放贷款后10年左右中逐步显现，这使得住房贷款潜在风险不可低估。我国现在的个人房贷余额中，超过80%是2000年以后发放的，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内个人房贷风险将有增无减。

个人消费信贷对象涉及不同的个体消费者、经营范围广泛、贷款的期限较长、资信调查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给银行带来了风险隐患。商业银行应加强对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的分析与识别，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二、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风险成因

消费信贷风险是指银行消费信贷不能按期收回，造成信贷资金损失的可能性。个人消费信贷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因素，风险隐含其中。对于消费贷款业务来说，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是信用风险，即因个人消费者不能按照与银行签订的协议行事而对银行信贷资产收益造成的风险。

1、制度方面

（1）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我国至今尚未建立有关规范消费信贷活动的法律规范，特别是保护银行债权的法规不健全，对失信、违约的惩处办法不具体。消费信贷期限长，客户分散，不确定因素多，银行风险控制难以落实，很容易造成一些借款人利用法律的漏洞进行欺诈。此外，关于抵押物的处理、拍卖等问题，银行在处置个人抵押财产方面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市场保障。我国消费品二级市场尚处于起步初创阶段，交易秩序尚不规范，交易法规也不完善，各种手续十分繁琐，变现成本较大，导致银行难以将抵押物变现。由于缺少法律规范，个人消费信贷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随意性很大，这使得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缺乏法律保障，商业银行难以通过有效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消费信贷资产，增大了个人消费信贷的风险。

（2）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信用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目前虽然已经建立个人征信系统并投入使用，但系统内许多个人信息尚未完善。加上对个人消费信贷市场的竞争使银行之间缺乏沟通，从而使得个人的信用信息披露不够，信用信息资源无法共享。信息的不对称又可能致使借款人将贷款恶意挪用，用于经营或投机活动，经营失败导致贷款偿还出现问题。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工作，但是上述工作还仅限于金融部门，信用信息也仅限于金融信息，很难实现其他非金融信息的汇总。

2、银行方面

（1）银行消费贷款设计欠缺

有的消费贷款种类自身存在较大的先天缺陷，导致贷款风险从一开始就存在。如2000年兴起一时的“零首付”个人住房贷款和“零首付”汽车贷款。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明令禁止了这种“零首付”，但无指定用途的所谓综合消费贷款在贷款设计上也存在问题。这种贷款最高限额50万元，甚至不受限额，这一设计明显不是或并非主要是为了借款人消费使用的，更不是为普通消费者着想，它是迎合少数优势消费群体扩大生产的需要而巧立的名目。

（2）银行自身管理薄弱

从主观因素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仍旧在一定程度上不太重视信用风险，对各部门、各职员的考核只注重业绩而忽视风险和损失，造成损失后也没有强有力的责任机制予以制约。一方面部分商业银行为了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对基层行下达硬性的放贷指标，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不少银行擅自降低贷款标准和担保条件，致使潜在风险进一步增大；另一方面信贷人员素质偏低，工作责任心欠缺。存在着信贷人员贷前调查不深入、贷中审查不严、贷后管理不力的松懈行为，重贷轻管，重放轻收，岗位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放松了消费信贷资金使用的有效监控。这些都是导致银行贷款风险显著增加的原因。

从客观因素来看，国内商业银行管理水平不高，更缺乏消费信贷方面的管理经验。通常，由于客户分散，银行仅凭借款人身份证明、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书面信用材料进行筛查，对个人的信用调查基本上依赖于借款人的自报及其就职单位的简单说明，对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有无失信情况等缺乏正常程序和渠道进行了解征询，由此导致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现阶段管理消费信贷业务的规章制度尚不完善，操作手段相对落后，贷后的监督检查往往跟不上，对消费者个人及其家庭的财务收支缺乏有效的跟踪、监控机制和经验。一旦发现风险不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致使消费信贷的潜在风险增大。

3、消费者个人方面

消费者个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消费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道德风险的存在。目前，我国缺乏完善的家庭财产登记制度，居民收入缺乏透明度，银行无法确切计算和查证居民收入水平。消费者在申请消费信贷时，有可能为获取更多的消费信贷而夸大自己的偿还能力，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另外，消费者在取得消费信贷之后，在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逃避债务，即为道德风险。以助学贷款为例，由于大学生毕业后，社会就业压力大，人才的流动十分频繁，原就读学校找不到人，造成贷款无法归还，道德风险因素较大。

三、商业银行防范消费信贷风险的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消费信贷相关法律法规

为了确保消费信贷市场的有序运行，应该尽快制定和颁布消费信贷法规，明确消费信贷活动中相关主体的职责义务和相关权利，合理分散信贷风险。建立健全消费信贷法规体系，一是尽快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个人消费信贷法》，对与个人信贷有关的问题进行明确规范，充实我国《担保法》中有关个人消费信贷的条款；二是要用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对消费者失信行为的惩罚办法，用法律手段规范消费者的借贷行为；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分散和共担个人信用风险。

2、逐步完善个人信用制度

个人信用制度的健全将有利于降低消费信贷的交易成本，抑制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逐步完善个人信用制度是商业银行进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必不可少的制度环节，是商业银行管理消费信贷风险的起点。完善个人信用制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全社会范围的个人征信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我国个人征信系统使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仍需不断完善。应做到及时更新个人金融信息，做到电子化、集中化、及时化；同时，要加快不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全国征信系统信息，实现信息联网共享，满足银行放贷审核的需要。在建立全社会个人信用制度和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各银行还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制定具体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以此作为放贷的基本标准，使之从源头上发挥防范消费贷款风险的作用。譬如，可以建立信用风险评分系统，通过给个人信用打分，严格划分客户的信用等级。首先对消费信贷的授信对象进行信用评分；然后再根据消费信贷对象的信用记录、消费信贷的担保方式、消费信贷项目等方面的情况对消费信贷授信对象的信用评分进行调整，得出该笔消费信贷业务的信用评分，确定其风险等级；对个人的还款意愿、还款能力进行预测，为最后的决策作依据。

3、完善银行内部信贷风险管理体系

必须严肃信贷纪律，责任明确到位，一旦出现问题按规定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贷前要严把信贷入口，有规划地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严格规范各环节操作流程。在审核贷款申请时，主要侧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个人信用记录、个人负债比率、个人保险等。抵押担保并非万全之策，抵押品也存在风险，要明辨借款人的实际收入水平。贷中，进一步明确各操作岗位的关键所在，规范操作，做到任务、权限和责任的统一。贷后，从跟踪、监控入手，建立一套消费信贷风险的预警机制，加强贷款后的定期或不定期跟踪监控。贷款发放后，银行要密切关注客户的还款动态，当有拖延现象时，及时找出原因并采取措施。对于具有还款能力而故意不还者，从信函通知到口头通知、加收逾期贷款罚息，直至处理抵押物甚至诉诸法律。对于多次恶意拖欠贷款者，要将其列入“黑名单”，加大追讨力度，并拒绝再度贷款。对于贷款到期潜逃和下落不明的借款者，应提请公安等有关部门协助查寻。

B. 如何分析个人消费数据

1、信用卡消费

90后不同于其他，先消费后还贷的观念上越来越没有抵抗意识，有钱就花，下个月还信用卡。月光族转变成月初光，发工资、还信用卡、再刷信用卡。同时以卡还卡。有趣的是，央行公布最新信用卡征信制度，信用卡消费两天内上传征信，相较以前一个月上传征信制度，以卡还卡基本要消失了，一堆以卡还卡的年轻人经济要崩盘了。

2、互联网消费

用支付宝花钱越来越没有金额的观念这是多数人的共识，一扫码，钱花出去了。花呗、白条、借呗等等都可以透支支付，透支买手机、衣服、旅游等等，个人额度不同，欠的债务也不同，多的几万，少的也有500，花完又是一笔债务。

3、各种网络贷、套路贷套牢90后

近日，有新闻报道，一男子在200多个平台借贷，侧面反应出网络贷、套路贷的审核宽松，只要有身份证基本就可以贷。同时也套牢了大多数年轻人，以贷还贷，贷款越来越多，欠债越来越多。

4、房贷、车贷

走上社会，基本和车贷房贷挂钩，买车成为标配，即使没有钱，也好贷款买一辆车。买房成为结婚的标准，家庭好的由父母承担，家庭不好的只能靠贷款。

C. 消费信贷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

我国消费信贷发展的基本情况

1998年以来，我国消费信贷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提高人们消费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消费信贷不仅刺激了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商品销售，并成为国家对消费市场实施选择性调控的重要手段。截至2006年4月末，我国消费信贷余额为22655亿元，比刚刚起步时的1997年末增加了22465亿元，增长了118倍；消费信贷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也由1997年末的不足0.23%上升到10.2%。消费信贷品种呈现多元化发展。从消费领域看，已发展到住房、汽车、助学等多个消费领域；从信贷工具看，已出现信用卡、存单质押、国库券质押等多种信贷方式；从开办消费信贷业务的机构看，已由国有商业银行“一枝独秀”发展到有条件开办信贷业务的所有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都在经营此项业务。具体来看，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贷款总量逐年增长但增速趋缓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贷款的指导意见》，消费信贷的发展从此步入快车道。2000～2005年，消费信贷的年均增长率为31.4%，但受到基数逐步扩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消费信贷增长率呈逐年走低趋势，2000年，消费信贷增长率高达205.4%，而到了2005年这一增长率仅为10.4%。消费信贷快速增长的原因，除了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等因素外，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增长较快是近年来推动消费信贷增长的最重要因素。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493元，比2000年增加4213元，年均名义增长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00年的37664亿元增至67177亿元，年均增长达12.3%。消费信贷的增长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

消费信贷结构总体稳定但个别品种波动较大

个人住房贷款一直是消费信贷的主体。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个人住房贷款成为消费信贷发展的重点。为了支持和鼓励居民购买住房，国家通过重点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对住房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等多种措施，发展住房贷款。 2000～2005年，个人住房贷款占消费信贷总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80%左右；截至2006 年4月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19069亿元，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84%。

助学贷款稳步发展。1999年以来，为配合高校扩招政策及收费制度的改革，国家出台了教育助学贷款政策。2004年，针对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人民银行配合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了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经办银行、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一系列新政策，使助学贷款业务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截至2006年4月末，国家助学贷款余额已达115.75亿元，加上商业性助学贷款，各项助学贷款余额已达137.9亿元。初步统计，此项信贷业务开办至今各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185亿元，约228万名学生得到帮助完成学业。

汽车贷款风险逐步暴露，波动较大。汽车贷款是商业银行较早开办的消费信贷品种之一。1998～2003年，汽车贷款业务迅速发展。2001～2003年，汽车消费贷款余额年均增长148%，占全部消费贷款余额的比例历年依次为6.2%、10.8%和11.7%。但从2004 年初开始，汽车贷款风险逐步暴露，金融机构开始控制汽车贷款规模，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风险防范措施，汽车贷款发展步伐放缓。截至2006年4月末，汽车贷款余额为1011 亿元，比2004年末下降583亿元。

此外，耐用消费品贷款、信用卡消费等其他消费信贷发展比较平稳。截至2006年 4月末，其他消费信贷余额为2298亿元，占消费信贷余额的10.14%，其中信用卡透支消费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消费信贷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消费信贷发展的地域不均衡与整个消费增长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相吻合。据统计，占全国人口近60%的农村市场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近年来逐步下降， 2000年为38.2%，2005年则降为32.9%。销售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中，东部地区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60%，且比重仍在逐步提高。总体上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消费信贷规模越大。截至2006年4月末，消费信贷余额前六名的省市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山东，其消费信贷余额占全国的比重高达66%，而西部十二省(区)市的消费信贷余额之和为3126.11亿元,仅占全国的13.8%。

推动消费信贷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当前宏观调控处于重要阶段，在继续搞好总量平衡的同时，要重点推进结构调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国内外经济发展经验看，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有效途径。

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是促进消费信贷发展的根本

随着社会公众金融意识的进一步提高，消费信贷已经成为居民优化储蓄及消费结构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对居民个人收入和支出的预期会直接影响到其进行消费信贷的深度和频率。近年来，虽然消费需求增长较为平稳，但投资需求增长加快，增速明显快于消费需求，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从2001年的61.1%下降至2005年的50.7%。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导致总体消费倾向下降，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尚不完善，也使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明显增强。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消费信贷的增长。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轻居民教育、医疗负担，从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支出预期，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扩大消费，为消费信贷的持续发展创造坚实基础。

加快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建设，为促进消费信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借款人诚实、守信是消费信贷得以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我国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信用观念尚在推广过程中，借款人构造虚假的个人资料，骗贷、逃贷的情况屡有发生，严重挫伤了商业银行发放消费信贷的积极性。如，汽车贷款近年来持续下降与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从国外的实践经验看，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和商业化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增加居民资产负债状况的透明度，有利于防范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管理成本，提高其开展个人业务的积极性。人民银行近年来在完善企业征信系统的同时，加快了个人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目前企业征信系统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联网运行，为推动消费信贷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完善个人信息披露的法律依据，尽快制定征信法规，并出台相关配套办法，使征信发展和管理有法可依，为保障信贷资产安全、开展消费信用调查以及依法保护个人隐私等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还应该完善个人信用评级体系建设，促进相关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为金融机构更好地开展消费信贷业务提供服务。

开拓农村消费市场是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重点

消费信贷业务主要在城市开展，这与农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直接相关。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的32.2%，比200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消费结构看，2005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高出城镇居民8.8个百分点，农村消费结构明显落后于城镇。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发展农村消费市场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各金融机构应从促进消费信贷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大力发展大额耐用消费品信贷等直接推动农村消费升级的信贷品种，同时也要探索开发其他一些适合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的信贷新品种。

推动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是促进消费信贷的创新方向

消费信贷期限一般较长，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都较高。除了一般贷款都要面对的利率变动、借款人收入变动等风险因素以外，消费信贷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还表现在借款人工作、住所、健康、家庭变故等都可能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与较长的贷款期限相比，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期限一般较短，一旦商业银行对经济金融变化估计不足，未能相应调整现金流量，“短存长贷”风险爆发，银行就可能被迫折价变现资产或高价紧急融资从而造成损失，出现流动性风险。从国际经验看，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比较成熟的结构性融资工具，对推动消费信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证券化的途径，可以将长期的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及其他消费贷款打包出售，回笼资金，有利于降低中长期贷款比重，改善信贷期限错配状况，优化利率期限结构，形成合理的收益率曲线。目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刚刚起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已经进行了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工作，先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资产支持证券。下一步，在总结相关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可研究探索扩大试点的信贷资产范围，将汽车贷款、助学贷款、信用卡透支等进行证券化，同时加快推动个人住房贷款证券化进程，为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加快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发展拓展空间。-

D.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现状的具体数据

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种传递机制:

首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运作存在严重缺陷。

有资料表明,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垄断性的单一间接融资形式必然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如1996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为96 62%,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主要风险资产(贷款)的比重为4 52%,这种高负债的信用业务是建立在高度的公众信任基础上的,当公众信任度下降时首先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存款挤提。大规模的存款挤提将使银行破产倒闭。中央银行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银行系统资产的流动性。

同时,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80%左右,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3%—5%,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

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10%为消费贷款,30%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现实情况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使得国有企业饥不择食的“饱餐”银行资金,根本不讲究融资质量,更谈不上通过融资去优化配置,极大地扭曲了银企关系,使银行资金配置全部投向国有企业这个大锅。一旦国家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就立刻紧张起来,并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生产滑波,引起经济运行比较大的波动。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赖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仍然在低效运行,从而影响了商业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可见,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帐。尽管我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急剧下降,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1998年亏损比利润高出近一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仅1998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就向银行转嫁了4800亿元不良资产,使银行体系中泡沫的压力越来越大。金融资源的配置继续被大大扭曲。只生产30%产值的国有企业占有70%以上的信贷,而生产7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企业贷款一直极为困难。

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必然是借了就坏,坏了再借,自己坏债累累,最终拖垮银行,导致信贷萎缩。微观问题传递和集中到宏观上来。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满足国有企业简单再生产资金需求,又要解决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需求,以维护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在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亏损额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是很难完成按照“安全性”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基本机理是:企业融资高负债低效率商业银行流动性困境风险增大中央银行超发货币通货膨胀上述风险转移形成一个有序流动且不可逆转的过程。

三、对策建议

(一)重塑银企关系,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有两大主要模式,即以英美为典型代表的证券主导型融资模式(直接融资为主)和以日德为典型代表的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间接融资为主)。在我国,企业融资已经历了传统体制下单一的财政主导型融资方式和转轨体制下畸重银行主导型融资方式。当前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刚性和国有银行的资金供给刚性之所以形成一种“高度粘合”的状态,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融资主体。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融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内源融资”,由34国有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相关问题研究于国家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都是一种“父子”关系,在他们之间也就难以发生真正的融资行为,而只能是银企之间的资金供给制。正是这种“内源融资”和产权不分,导致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高不良资产与高风险等一系列效应的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内源融资”性质和产权安排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必须重塑银企关系,即在明确企业和银行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的基础上,通过密切银企在管理机制、产权关系等方面的联系,形成一种更富于活力的组织形式,从而规范银企两个法人之间的市场往来关系。从这一思路出发,我国理论界的一些人士提出了把银行对企业的一部分债权转为股权的设想,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银行监控企业的积极性,从根本上遏制企业不良负债的形成。同时,要重塑融资主体的制度基础。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公司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要割断与政府的“父子”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并通过股份制重构企业的产权组织形式。其次,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对我国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造,先要按《公司法》明确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即商业银行是独立经营的金融企业法人,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营;同时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使专业银行转轨为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按股份制组织形式进行产权改革,最后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才能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真正按照市场需求组织资金和货币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过,即使建立了市场制度下的融资主体关系,银企之间的高负债和高风险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

我国在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迅速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企业债券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是急剧萎缩或徘徊不前。到1996年底,我国累计发行有价证券9918 74亿元,但企业债券只发行了1565 0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5 8%。这样,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只有股票融资。其导致的结果是企业融资结构单一、机制不健全和功能缺陷,而且与国际企业融资结构潮流即股权融资的衰落和债权融资的兴起也不相适应。现在美国债市规模大约是股市的5倍。而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债权融资也日渐红火起来。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企业对发行债券基本上是不积极的。现行资金供应制度的软约束,窒息了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企业发行债券与间接融资相比,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负债风险以及运作效率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一是发债成本高。二是筹资过程长,运转和操作过程复杂。三是负债偿还期限约束。

目前企业发债规模偏小的基本症结,还在于外部环境因素的限制,信贷资金供给导致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窒息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国家从紧的指标管理,又使部分介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的发债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企业的资金需求仍只能而且必须由银行来满足,而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必然直接影响银行资产的安全性。

因此,我们在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允许企业发行债券,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比重,以建立合理的企业融资结构。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软约束”的特殊情况,发债融资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迫使企业走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的道路。由于发行债券是有确定期限和利息界定的,企业到期时就必须如数还本付息,而不能像股票分红那样可以暂不分配;而且购买者大多数为居民,欠老百姓的钱是无法赖帐的。这就给企业增加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经营、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此外,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还可以起到正效应作用,如拓宽投融资渠道,让一些资金盈余单位(国内保险公司每年有1000多亿元资金急于寻找运作渠道)投资购买企业债券,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这些资金盈余单位和大量社会游资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而只好进入股市炒作的行为。当然,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破产制度,并严格执法和管理。

(三)建立竞争、高效、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转移性风险能否最终得到控制和化解,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建立一个竞争高效的商业银行体系。新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建设必须有利于盘活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最终将不良资产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从根本上提高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这除了对宏观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解除国有商业银行的财政和政策性职能外,银行体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发展就一直存在着“改旧衣或制新衣”的讨论,即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设立新商业银行与改革原国家专业银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即如何处理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从改革的实质过程看,渐进式改革策略选择的是“改旧衣同时辅之以制新衣”,银行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积极推进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方向转轨。目前这方面的努力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转轨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障碍,致使商业化进程过于缓慢。而商业化进程的迟缓及不确定性则使得这种垄断性具有更多的负面意义:一是缺乏竞争,不利于整个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二是银行系统的风险增大,包括来自外部的信贷风险以及因内控机制功能性缺陷而导致的内部风险。三是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因不能良性循环而无法提高,未来损失继续产生。资金配置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因此,解决之道在于以增量带动存量,以竞争促进效率。为此需要在对内、对外开放银行业务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充实现有的银行体系,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以促进竞争,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最终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融资的两个基本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必须和谐发展,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才会降低,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才能提高。

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融资效率提高不仅有赖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来支持,而且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金融市场功能综合发挥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中心工作,人们寄希望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充分发挥来提高国有企业运作效率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回答者：小雨静滴 - 助理 二级 2-7 12:07

--------------------------------------------------------------------------------

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种传递机制:

首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运作存在严重缺陷。

有资料表明,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垄断性的单一间接融资形式必然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如1996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为96 62%,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主要风险资产(贷款)的比重为4 52%,这种高负债的信用业务是建立在高度的公众信任基础上的,当公众信任度下降时首先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存款挤提。大规模的存款挤提将使银行破产倒闭。中央银行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银行系统资产的流动性。

同时,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80%左右,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3%—5%,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

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10%为消费贷款,30%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现实情况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使得国有企业饥不择食的“饱餐”银行资金,根本不讲究融资质量,更谈不上通过融资去优化配置,极大地扭曲了银企关系,使银行资金配置全部投向国有企业这个大锅。一旦国家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就立刻紧张起来,并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生产滑波,引起经济运行比较大的波动。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赖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仍然在低效运行,从而影响了商业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可见,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帐。尽管我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急剧下降,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1998

E. 在哪里可以找到关于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的数据

各大商业银行处可查询。

个人消费信贷是金融创新的产物，是商业银行开办的用于自然人（非法人或组织）个人消费目的（非经营目的）的贷款。

个人消费信贷的开办，是国有商业银行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适应金融体制改革、适应金融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一系列全方位变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它打破了传统的个人与银行单向融资的局限性，开创了个人与银行相互融资的全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5)消费贷款数据分析扩展阅读：

风险因素

1、个人征信系统不健全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主要来自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个人信用风险，也即个人收入的波动幅度和道德品质修养水平，其中个人信用状况还与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密切相关。在收入水平较为稳定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对消费者信用的把握决定了消费信贷的开展程度。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备有效的个人信用制度，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系统尚在运行初期，可利用资源储备不足，商业银行缺乏征询和调查借款人资信的有效手段。

加之个人收入的不透明和个人征税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其它征信部门的系统资源不相互共享，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自有净资产、个人收入的完整性、稳定性和还款意愿等资信状况做出正确判断。

在消费信贷过程中，各种恶意欺诈行为时有发生，银行采用询问或实地察看等原始征询方式已经不能保证信用信息的时效性和可靠性。

2、商业银行自身管理存在缺陷

致使潜在风险增大 ，国内商业银行虽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但整体管理水平依然不高，难以跳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由于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在我国开办时间不长，所以在这方面更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

通常，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仅凭借款人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征询材料进行判断和决策，对个人的信用调查基本上依赖于借款人的自报及其就职单位的说明，对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社会活动及最为重要的有无违法纪录和有无失信情况等缺乏正常程序和渠道进行了解征询，导致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银行内部在责任界定上也往往依据书面上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使得就材料而谈贷款的问题更为严重。同时在贷款发放上，重放轻管的问题相当突出。由于在放贷时对客户的实际情况就只停留在资料上，因而发放后更是没有一套相应的管理措施跟上。

有的是一些笼统的管理制度，内容泛泛，面面俱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差，使管户信贷员无法按部就班，致使有些贷款实际上长期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下。

F. 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现状

规模快速增长

互联网消费贷指的是金融机构、类金融组织及互联网企业等借助互联网技术向消费者提供的以个人消费(一般不包括购买房屋和汽车)为目的，无担保、无抵押的短期、小额信用类消费贷款服务，其申请、审核、放款和还款等全流程都在互联网上完成。与传统消费金融相比，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资金成本更低，同时审批效率更高，在大数据和金融科技的帮助下能够进一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我国互联网消费信贷规模从2014年的187亿元上升至2018年的9.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370%，2019年我国互联网消费信贷规模约在16.3万亿元左右。

——以上数据来源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消费金融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G. 信用卡年轻消费群体数据分析和洞察报告

信用卡年轻消费群体数据分析和洞察报告
信用卡年轻人群，是消费金融的主流人群，针对他们的数据分析和洞察让我们信贷业务决策更科学。
数据分析和洞察报告背景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报告？我们调研主流金融机构，发现共同的诉求：关注客户质量，关注客群盈利，重点关注年轻消费群体。他们认为年轻人群是主流的市场消费人群。所以很多金融机构，他们的客群有很大的差异，同样是国有的银行，股份制的银行跟商业的银行，当给他们做数据分析的时候，他的客户年龄层次、消费水平、风险状况差异都比较大，但从客户主体来看普遍重点关注一些年轻消费群体。所以，我们重点对这部分群体做了数据分析。
谁是年轻消费群体
根据对不同金融机构数据分析项目的调研和实施经验，我们定义年轻消费群体：25周岁到35周岁的消费人群。这个群体是如何定义的呢？我们根据新浪整体的市场数据发现，信用卡的主流人群、活跃用户，70%是18到35岁的年轻人。同时，我们发现一个趋势，从2014年到2016年，年轻消费群体的绝对比重已经非常高了，并且在持续增长。而35岁以上的人群，活跃度在下降。那么为什么分水岭不是18岁而是25岁呢？我们发现25岁以下的人群，整体消费收入偏低，而25岁开始消费水平明显走高。
谁最爱透支
我们常听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甚至杭州的马云也说“年轻人要学会花明天的钱”。根据我们数据调研分析发现，虽然现在18~24岁的年轻人有较普遍的透支消费的习惯，但从统计结果显示，25~35岁的年轻人透支消费能力明显高于18~24岁的人群。我们分析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透支消费能力是以收入能力为基础的。数据显示，虽然18~35岁的人更习惯透支消费，但总体上是和收入正相关的。而从25岁开始，个人收入明显增加，远远超过18~24岁的群体。二是房贷、车贷等透支消费是年轻人的主要透支消费项。从调研来看，年轻人大多是在25到35岁这期间扛起房贷、车贷和奶粉贷的。
什么影响着年轻人的消费项
针对25~35岁的人群，我们做了二次分析。发现虽然都是信用消费，但是消费内容却不完全相同。我们发现25~29岁透支消费的人群，他们的房奴和孩奴比例高于普通人群2倍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是由于受到了房子和孩子的压力，所以25~29岁这部分年轻人透支消费比较高。到了30~35岁，相比25~29岁人群，孩奴比例有所下降，房奴、车奴比例依然高居不下，同时还新增了个人小微企业贷款。总结来看，中国人消费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那年轻消费群体为什么这么高的透支呢？其实主要是源于房子、车子、孩子等刚性需求。这些需求是生活的压力，是年轻人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年轻人，手里没钱却要透支买奢侈品，消费高端服务。透支享受不是主流，因生活刚需压力而提前透支才是主流。30而立，现在的房价、物价很难让年轻人30而立了。而借助信用卡消费，让人到30，还有机会貌似“体面”地“而立”。
男女信用消费有什么不同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同时是年轻男女，信用消费有什么差别呢？他们各自都喜欢消费什么？
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了数据分析，把年轻人分成了男女做差异化分析。男人、女人真是两个星球的人，他们偏好的消费的类型品类是几乎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先把年轻的男性分成三个年龄层次，18~24岁，25~29岁，30~35岁。我们会发现数码、科技是他们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小鲜肉到大叔都是喜欢数码电子类的产品。20来岁的到25岁的电脑，然后到30岁的也是有一些电脑办公的IT类的。所以时钟围绕着数码的主题，不同年龄段有一些差异。18到24岁是自己玩数码，到了25~29岁挣钱买办公用数码，并开始关注财经类的东西，30~35岁开始养家，关注家居数码、母婴数码。
女孩子就相对简单，就是美美美。从少女到青年到少妇，化妆美容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但是少女的时候还看看游戏、动漫，到青年的时候开始关注教育和时尚，到30岁也开始关注母婴。据我们统计，30岁时，母婴消费开占据女性信用消费第一名，女人对小孩子的关注首次全面超过了自己。所以我们发现女性是围绕着美的主题，不断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这块在信用卡传统金融方面做的很前卫，针对女性有女性卡，商城、唯品会等都有一些优惠卡，这些都可以有效抓住女性眼球。
对于电影、音乐、八卦的娱乐明星、饭票、餐饮，这也是年轻人最关注的主题，所以现在一些流量、视频网站的会员还是很受欢迎，这些品类我们也发现一般只是关注，但大额的消费不在这些产品中。其实，无论是消费金融还是信用卡，整个费用分期才是收入来源的大头，我们看一看到底哪些年轻人群有信贷需求，哪些人有更大的信贷需求，我们如何把他们的吸引过来，通过什么样的权益可以吸引过来。
银行最爱借谁钱
总体来说，针对消费信用贷款，银行最爱借钱给风险低的客户群。那么，哪些客户群信贷风险低呢？为什么这些客户群信贷风险低呢？如何识别这些客户群呢？
首先，年龄划分，25~35岁是银行消费信贷业务的最爱。这些人群普遍因为消费习惯和购房、购车等刚性需求，存在长期大额信用贷款的巨大需求。同时，因为这些人群收入相对较高，有固定收入来源，并且一般收入会持续增加，拖延还贷和放弃还贷的可能性较低，信贷风险较低。当然，18~24岁的人群消费信贷的需求最高，但是因为收入较低且不稳定，他们风险最高，所以消费信贷业务并不青睐他们。所以说，经济能力较强，消费透支需求高，并且信贷风险较低是这部分人群的显著特点。
其次，性别划分。银行是重女轻男的，尽管男性需求更大，银行更偏好女性。男性持卡人的比例比申请人低了40%，而女性持卡人比申请人高出48%。但数据显示，年轻男性的失信风险是女性的1.3倍数。金融机构都希望说找一些白领女性，因为风险低。
再次，身份划分。18~24岁的一大批信用卡申请者不是学生就是工作不稳定人群，这部分信贷需求最高，但银行最不爱。所以学生和工作不稳定者，必然难以从银行取得信用贷款。小微企业主需求是高的，但是风险也高，这是银行不喜欢的。欣慰的是，车主人群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车主人群信贷需求是很高，是无车人群的信贷需求的1.3倍，但是风险却是低了65%，所以这个人群是银行非常喜欢的。房主也是传统金融机构非常喜欢得人群，申请信贷的时候都要求有房有车有公积金。有房的车信贷需求是很低的，无房的信贷需求占了80%，而有房只占了20%。有房人群虽然信贷需求比较少，但因风险很低，所以银行还是非常喜欢。
最后
25岁到35岁财富积累这个太重要了，25岁到35岁也是只能安心透支消费的阶段。房子、车子、孩子，让年轻人成为信用消费的市长中流砥柱，也让年轻人成为了金融机构的最爱。那么对于我们不同的金融机构，针对不同信贷用户的需求，我们如何用不同的产品方案来满足？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要定位哪种人群，那我们应该拿出什么权益和活动吸引需要的人群。或许，信用卡年轻消费群体数据分析和洞察报告是一份值得信赖的参考

H. 北京多家银行大促个人消费贷 利率低于房贷

5月下旬，工行客户张女士收到一条工行发来的短信：“融e借利率下调！我行已下调你的个人信用贷款年利率至4.35%！支持按期付息一次性还本。”4月下旬，工行也给她发过同样内容的短信，不过当时给出的利率是5.6%。短短一个月时间，利率下调这么多？本来不想贷款的张女士都有些动心了。

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了解到，除了工行，中行、招行等不少银行最近都开始在个人信用贷款领域发力，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向目标客户提供优惠利率的“促销”手段。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现象

多家银行推优惠利率

“融e借”是工行面向个人客户推出的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的个人贷款业务。今年春节前后，工行多家分行都对外发布消息，“融e借”统一执行年利率4.35%，利率甚至低于个人住房贷款。但是实行“白名单”制度，只向事业单位、国企、金融机构的员工定向推送。

招行最近给出的利率更是低到3.96%。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在招行APP上看到，招行即将于6月22日启动闪电贷“提款礼”活动，利率最低可达3.96%。当然能参加活动的客户也要符合一定条件。根据规则，深圳、北京、上海、南京等24个城市的客户，如果在今年5月1日至6月19日成功获得闪电贷额度或者4月20日闪电贷额度为0的受邀客户都可以参加。

据了解，招行对于闪电贷的促销活动此前已做过两期，每期内容还都不同。上一次活动是客户可领取年利率3.78%的预约券，单笔最长贷款期限6个月。针对的是上月月日均资产或上日资产在5万（含）-500万（不含）之间（剔股票市值）的金卡金葵花用户；客户需要同时满足一定建额规则。

易居研究院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份，64个城市首套房贷利率为5.43%，和4月份持平。值得注意的是，自年初以来，房贷利率处在持续下行的空间内。根据北京地区个人住房贷款定价基准，5月20日，最新一期的LPR报价出炉，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的LPR为4.65％，计算后北京地区目前首套房贷利率最低为5.2%。虽然消费贷款一般是短期的，房贷是5年以上的，“大促”之后，一些银行的个人消费贷利率的确比房贷利率更低了。

追访

个人信贷利率低但门槛高

不论是4.35%、4.2%还是3.96%和3.78%，相比其他渠道的个人信用消费贷款，这样的利率确实很有吸引力。

张女士打开自己的支付宝，发现自己的“借呗”额度为10万元，利率为每日万分之2.5。京东金条额度20万元，日利率和“借呗”一样，都是万分之2.5，大致相当于年利率9.125%，是工行利率4.35%的2.1倍。微信上的“微粒贷”可借额度20万元，日利率为万分之3，相当于年利率10.95%，是工行利率的2.52倍。

即使工行融e借没有下调之前的利率5.6%，或者招行闪电贷给张女士的正常利率6.48%，都完全秒杀所有互联网平台的贷款利率。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昨日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与互联网消费信贷比，银行个人信贷额度高利率低，且便利性上相差不大，如果能申请下来确实更有优势。但银行个人信贷对客户的资质要求往往较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申请下来。

从最近的促销活动来看，银行确实不是对所有客户都“一视同仁”，各家银行还是最青睐自己“白名单”上的优质客户，很多优惠只是定向推送。而且，从活动规则上看，这些优惠利率并不向老用户提供，主要是针对没有办过信用消费贷款的新户。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从营销角度，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低利率是“尝鲜体验价”，让以前没有办理过贷款的客户有更大的兴趣和动力来体验这个产品。

分析

贷款为拉动消费也为战略转型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个人消费贷款大幅萎缩。

根据央行数据，更多体现消费意愿的居民短期贷款，1-4月仅新增1771亿元，同比大幅少增3614亿元。5月居民短期贷款有所恢复，当月新增2381亿元，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别多增101亿元和433亿元。

短期贷款稳中有升，反映了居民消费的逐渐恢复。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在日益显现。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各地区出台了鼓励消费的措施，近两个月以来，零售贷款已出现明显的恢复性增长，以信用卡为代表的短期消费类信贷呈现恢复性增长。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告诉北青报记者，根据2019年各银行的财报数据，国有大行个人消费贷在个贷的占比普遍在5%以下，大部分股份行消费贷占个贷比例在10%-15%之间。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李万赋还指出，部分银行现在大力推广这一业务，一方面是响应国家号召拉动消费；另一方面，转型零售也是部分银行近几年的战略趋势。

中银国际证券在近日一份银行业零售专业报告中也认为，中长期来看，在经济增速放缓、对公业务难有反转性增长，行业息差存收窄压力情况下，发展资产收益率高、资产质量更为稳健的零售业务仍是大势所趋。

观察

个人信用贷款风险可控吗？

无需抵押、极速审批、随时可借可还……银行个人信用贷款无疑给客户带来了极大的消费便利，但是会不会给银行埋下风险隐患呢？

李万赋认为，最近个人消费贷款回升，主要是之前的相关需求被抑制。受疫情影响，可能有部分用户现金流暂时比较紧张，个人信用消费贷款的不良率会暂时有所上升，但目前复工复产正逐步回归到疫情前，不良率仍然可控。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个人信用贷款的表现不太乐观。

6月9日，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一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918.75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7%。而去年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为742.66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0.98%。粗略计算，今年前三个月，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增加了176.09亿元，坏账率上升了0.29个百分点。

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分析称，近两个月以来，零售贷款已出现明显的恢复性增长，以信用卡为代表的短期消费类信贷呈现恢复性增长。而多地房地产市场已现回暖，住房按揭贷款增长情况相对更好，已经基本恢复至月均4000亿左右常态化增长。他认为，零售端中长期贷款恢复力度和增长稳健性相较短期消费类贷款更好。

I. 工商银行近三年财务分析2018-2020

城商行优等生上海银行2018年至2020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连续3年上升，拨备覆盖率分别为332.95%、337.15%、321.38%，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
本刊特约作者 刘链／文
4月24日，上海银行发布2020年业绩报告，根据年报，2020年，上海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07.46亿元，同比增长1.90%；实现归母净利润208.85亿元，同比增长2.89%。
截至2020年末，上海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46万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长10.06%；存款总额达到1.3万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长9.37%；贷款总额达到1.10万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长12.92%。
2018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连续3年上升，在资产质量方面的表现不容乐观；与此同时，拨备覆盖率分别为332.95%、337.15%、321.38%，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
业务增速方面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2018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的营收增速分别为32.49%、13.47%、1.90%，净利增速分别为17.65%、12.55%、2.89%，下滑趋势非常明显。
这里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那就是上海银行2020年四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8.11%至58.33亿元。一般而言，银行业第四季度的净利润要低于前三季度的均值，上海银行2020年前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7.99%，也就是说，上海银行在第四季度的净利润回补了前三个季度，使得2020年全年净利润止跌回升。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看来上海银行为了净利润增速为正也是“拼了”。
上海银行于2016年在上交所登陆，上市后资产规模扩张迅速，在城商行中仅次于北京银行。截至2020年年末，资产总额达到2.46万亿元，同比增长10.06%；负债总额为2.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6%。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负债规模增长的同时，上海银行的资产质量却面临一定的风险。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34.01亿元，同比增加21.48亿元。回顾过去两年的数据发现，截至2018年年末、2019年年末、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已经连续3年呈上升趋势，这足以说明其内部风险管控存在较大的问题和不足。此外，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拨备覆盖率为321.38%，较上年末下降了15.77个百分点。
而在资本管理方面，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34%、10.46%、12.86%。其中一级资本充足率已连降3年，2018年年末、2019年年末分别为11.22%、10.9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自上市以来就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2016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13%、10.69%、9.83%、9.66%、9.34%。
面对资本充足水平的持续下滑，上海银行资本融资提上日程。2021年1月25日，上海银行公开发行人民币20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海银行在公告中称，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持该行未来业务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本行核心一级资本。
综合上述分析再来看上海银行2020年年报，在营收同比仅微增1.90%的情况下，上海银行还能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89%，确实需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做到。尽管2020年年报最终将营收和净利润增速保持在正增长的区间，但毋庸置疑这样的正增长已经岌岌可危，大不如前。财经网金融梳理发现，上海银行2018年至2020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已连续3年下滑，足以表明其业绩增长明显乏力。未来如果没有更好盈利能力和风控能力，业绩增速转负也并非不可能。
业绩靠拨备释放转正
平安证券认为，上海银行2020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9%，利润重回正增长，盈利增速从2020年前三季度的-8.0%一举实现全年业绩增速的回正，而且四季度单季实现利润增速48.1%，利润增速的大幅提升除了与营收增速的小幅提升有关外，更多应该归因于拨备计提力度下降所带来的盈利释放。也就是说，拨备释放成为上海银行2020年业绩正增长的最大弹性因素。
2020年，上海银行实现营收同比增长1.90%，营收增速稳中有升，前三季度为-0.9%，四季度单季营收增速为10.8%。分结构来看，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净利息收入增速为14.6%，与前三季度18.5%的增速相比有所下降；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9.5%，与前三季度7.3%的增速相比略有提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上海银行在2020年年报中调整了信用卡业务收入的核算口径，将分期收入从手续费收入调整为利息收入，因此对收入结构产生一定的扰动，但并不影响营收的增速。
上海银行2020年重分类后净息差为1.82%，同比上行4BP，息差表现优于同业，平安证券认为息差逆势提升主要归因于负债端成本的优化，负债端成本的改善驱动息差逆势走阔。
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计息负债成本率为2.26%，同比下降25BP，驱动主要来自存款成本的有效管控和主动负债成本的下行。受益于结构性存款为代表的高成本存款的有效管理，公司存款付息成本同比下降4BP至2.15%；尤其在主动负债方面，上海银行同业负债成本率同比下降67BP至2.18%，成功抓住了2020年利率下行的机会。
从资产端来看，上海银行贷款收益率同比下行42BP至5.06%，与行业的整体趋势相同。展望2021年，随着经济的逐步修复，银行基本面维持稳定，对于银行资产端定价弹性的提升相对有利，上海银行整体息差表现有望保持平稳态势。
再来看资产负债结构，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长10.1%，与前三季度11.7%的同比增速相比有所放缓，但信贷投放力度不减，资产结构继续向贷款倾斜，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贷款总额同比增长12.9%，比前三季度11.3%的同比增速进一步提升。
在贷款投放结构方面，由于上海银行在2020年下半年加大了对公投放的力度，且对公投放大于零售，对公新增投放526亿元，零售新增投放251亿元。从负债端看，2020年全年存款同比增长9.4%，与前三季度12.3%的增速相比确实有所放缓。
数据显示，上海银行2020年年末不良率为1.22%，环比持平。在不良生成方面，2020年四季度宏观经济持续改善，根据平安证券的测算，上海银行四季度单季年化不良生成率环比下行35BP至1.35%，不良生成压力有所改善。在前瞻性指标方面，截至2020年年末，上市银行关注类贷款率为1.91%，比上半年末下行4BP。
在拨备方面，由于四季度拨备计提力度的边际下降，2020年年末拨备覆盖率为321%，环比下行6.69个百分点；拨贷比为3.92%，环比下行8BP，但从拨备覆盖水平绝对值来看依然处于行业前列。上市银行2020年全年拨备计提同比增长6.6%，前三季度为19.8%。这表明上市银行不良生成压力边际缓释，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平安证券非常看好上海银行独特的区位优势，看好零售转型稳步推进对上海银行的积极影响。上海银行深耕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区位优势显著，这些地区良好的信用环境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公司加快推进零售转型，聚焦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养老金融三大主线，持续加快零售业务布局，近三年实现核心客户数和客户AUM 的翻番，预计随着疫情缓和、经济修复、消费信贷需求回暖，上海银行的盈利有望继续迎来修复。
房地产不良贷款急剧恶化
通观上海银行2020年年报，值得注意的是其不良贷款及房地产不良贷款的变动。
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22%，比2019年上升了0.06个百分点。根据年报，上海银行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金额为37.4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39%，比2019年的0.1%增长了近23倍。实际上，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款在2020年也开始踩刹车。截至2020年年末，贷款余额为1583.69亿元，比2019年年末减少了166.9亿元，降幅已超10%。
事实上，2020年，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国内房地产业的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对银行业而言也许也是一个“至暗时刻”。随着上市银行2020年年报的陆续披露，房地产业的真实情况逐渐浮出水面，银行与房地产相关资产的真实情况也呈现“冰山一角”，具体表现为各家银行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普遍大增。
先来看国有银行的数据——2020年，工商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金额为162.3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32%。这一比率比2019年1.71%的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增长了35.67%，而且远高于工商银行披露的2020年全年1.58%总体不良贷款率。
建设银行2020年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也从0.94%增长到了1.31%，增加了39.36%；农业银行则增长24.83%到1.81%；国有大行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当属交通银行，房地产不良贷款率2019年为0.33%，2020年增长到了1.35%，增长了4倍。
除了国有银行外，股份制银行中的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2020年房地产不良贷款率的增长幅度也均超过了三位数，分别达到182%、146%。
不过，与上述银行相比，日前公布年报的上海银行在房地产贷款方面则更让人瞠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为10981亿元，比2019年年末的9725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投向房地产业的贷款余额为1567亿元，同比微增1.5%，占总贷款比例为14.27%。
单从占比来看，2019年年末，房地产业是上海银行第一大贷款来源，而到2020年年末，这一贷款的占比较2019年年末已下降了1.61个百分点，退居该行第二大贷款来源；而贷款占比为16.14%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则升至第一位。
尽管房地产业的总贷款微增，占比下降，基本符合行业趋势，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海银行房地产业贷款的资产质量却出现大幅恶化。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为37.47亿元，与2019年年末的1.54亿元相比，增加了近36亿元，增幅高达2333%；与此同时，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也从2019年年末的0.1%上升到了2.39%，同比增长了22.9倍。
房地产不良贷款率一度暴增近23倍，不但远超同的增速，也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对此，上海银行在年报中表示，受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收紧等影响，个别项目施工和租售进度未达预期，还款能力有所下降，导致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有所波动。
实际上，自从将房子定位为“住而不炒”的政策方向以来，监管层对银行房地产贷款的政策不断收紧。尤其是在2020年，这一紧箍咒越发收紧，从房地产融资的“三道红线”，到为银行设定房地产贷款的具体比例，甚至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房地产是现阶段中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要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
就上海银行而言，如果去掉房地产业务，上海银行的总体资产质量也面临一定的风险。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总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34.01亿元，同比增加21.48亿元，增幅为19.09%。
同时，而且，如上所述，上海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增加并不是仅仅体现在2020年这一年。事实上，最近三年的2018年年末、2019年年末、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6%、1.22%，已经连续三年呈上升趋势。此外，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拨备覆盖率为321.38%，较上年末下降了15.77个百分点。不良率连续上行，拨备水平还在下降，上海银行资产质量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房地产业的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为严峻。最近，部分热点城市楼市持续升温，引发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相继出台针对性调控政策，落实“房住不炒”的监管要求，打击违规和套利行为。
对于银行而言，房地产贷款投放除要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严格防止信用贷、消费贷、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流入外，个别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额度还接到了央行窗口指导。
“房地产信贷方面，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更加严格，住房按揭贷款额度受央行窗口指导，商业银行需严格防止信用贷、消费贷、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市，同时要严格审核首付款资金来源和偿债能力审核、借款人资格审查和信用管理、风险排查等，房地产信贷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加大。”有银行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坦言。
上海银行在年报中表示，该行稳步发展住房按揭业务，贯彻落实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前提下，立足区位优势，服务民生，引导住房按揭业务良性发展，支持对经营机构所在地一、二线城市居民自住和改善购房合理需求。
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分别为1238.53亿元，比2019年末增长31.14%，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12.22%。从按揭贷款的资产质量来看，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为0.14%，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与按揭贷款质量相比，上海银行对公房地产贷款资产质量令人堪忧。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对公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为37.47亿元，比2019年末增长23.3倍，不良率则提升至2.39%；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比例为14.27%。
根据上海银行的解释，受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收紧等影响，个别项目施工和租售进度未达预期，还款能力有所下降，导致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有所波动。
上海银行还表示，在“三道红线”和“银行业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下，房地产整体融资增速将受到限制，企业分化亦会有所加大。2021年，该行将严格实施房地产集中度管理要求，密切关注房地产企业“三道红线”，聚焦“优质客户”、“优质业务”，继续优化结构，稳健经营，推进房地产业务平稳健康发展。
消费贷猛踩刹车波动大
除了房地产业务暴露出的风险让令人担忧之外，上海银行优势业务消费贷业绩也似乎出现了问题。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2.46万亿元，同比增长10.06%；负债总额为2.2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6%。早在2015年年末时，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的规模仅为120.77亿元。到了2019年年末，这一数据已攀升至1750.59亿元，5年时间增长了10倍有余。
进入2020年，上海银行的消费贷业务却突然踩下刹车。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上半年年末时，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规模已下降至1610.96亿元，相比2019年年末的1750.59亿元减少了139.63亿元，降幅为7.98%。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的个人消费贷规模为1583.69亿元，比2019年年末减少了166.9亿元，降幅进一步扩大为9.5%；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也从2019年年末的18%下降至14.42%，下降了3.58个百分点。
而且，从增速方面来看，早在2019年时，上海银行的消费贷业务增长已现疲软之势。从2016年到2018年，上海银行消费贷规模连续3年实现了翻倍增长，增速分别为129.09%、151.31%、127.39%。这一增速在2019年明显放缓，已降至11.16%。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消费贷规模的增速已变成负值，余额出现下降。与此同时，该行消费贷的风险也逐渐显露。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9.66亿元，比2019年年末增加了9.6亿元，增幅达47.86%；个人消费贷的不良贷款率也从2019年年末的1.15%上升至1.87%，增幅高达62.6%。除此之外，同为零售业务的上海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不良贷款率也从2019年年末的1.63%上升到2020年年末的1.74%，上升了6.75%。
上海银行在年报中表示，从时序结构看，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催收能力受限，消费贷款逾期发生额增长，并在2020年第二季度生成不良，自下半年起，单月不良新增逐月下降，9月起不良贷款余额呈下降趋势，已逐步趋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海银行消费贷规模从2016年连年猛增后，最近5年，其消费贷的不良率也是连年上升。2016年至2020年，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35%、0.43%、0.52%、1.15%、1.87%，呈逐年上升趋势。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部分银行前几年布局消费贷业务过于激进，如今规模膨胀后难逃不良率高企的惩罚，随着去年疫情爆发，更是加剧了这一风险的曝露。尽管之后开始压缩规模，但是由于规模基数过大，因此引发相关问题。
不过，总部同在上海的海通证券认为，上海银行在2020年下半年零售风险逐步缓释，资产结构优化调整，并且继续保持较低的成本收入比。
根据海通证券的分析，上海银行净利息收入抵消其他非息收入的不利影响。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2.89%，营收同比增长1.90%。息差扩大、成本有效控制推动盈利增长，但其他非息收入下降32.29%有所拖累。这主要是由于2019年有一次性收入的高基数，2020年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投资类中占比压缩，并且其中的同业理财、基金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另一方面，成本收入比2020年全年为18.9%，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在上市银行中甚至低于国有大行。
2020年，上海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增长9.46%，零售业务发挥地缘优势；其中，财富管理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1.48%。公司继续发挥养老金融独特优势，养老金客户综合资产同比增速20.73%，并且还通过代发工资、社保卡换发为零售表内外负债引流。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零售整体AUM同比增长17.80%；下半年公司加大按揭贷款投放力度，按揭占比较年中提高1.06个百分点，个贷占比则回升0.31个百分点。
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净息差为1.82%，较2019年扩大4BP。2020年负债成本持续下行，上半年主要源于同业负债成本改善，下半年存款也开始改善，不仅定期存款成本下降，日均活期存款的占比在全年也比上半年提高1.01个百分点。这使得上海银行2020年全年负债成本比上半年下降6BP，全年同比下降25BP，对息差有明显的正向贡献。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不良率为1.22%，环比持平；关注类贷款占比为1.91%，环比提高12BP；逾期贷款率为1.60%，较年中下降54BP。消费类不良率全年经历倒V型走势，在下半年逐渐改善：2020年年末，上海银行消费类贷款、信用卡贷款、个人贷款总不良率为1.87%、1.74%、1.12%，分别比年中下降2BP、10BP、11BP。对公不良率年末较年中上升9BP，主要是房地产不良率有所上升。
总体来看，上海银行在2020年下半年零售风险逐步缓释，资产结构优化调整，并且继续保持较低的成本收入比。预计未来随着零售风险的缓释和不良的处置，尤其是下半年个贷改善趋势能能够延续，则上海银行资产质量有望改善。

J.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需求和供给分析

1、我国个人住房贷款需求情况

央行研究局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今年前四月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16.2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变化说明，国内个人住房需求过快增长的势头得以缓解。随着宏观调控的实施，一些投机和投资需求被抑制，房产需求逐渐向自住需求转移，直观表现就是相关数据的下调，比如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等指标。目前我们的房产需求增长是相对过快的，一定程度的下降表明市场正在向理性方向发展。
2.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供给的因素
随着福利分房制度的结束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实行 ,个人购买住房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由于购买住房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就使得向银行申请贷款购买住房已经成为解决购房者资金不足的主要途径。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不断发展 ,个人住房贷款出现了逾期及欠息现象 ,为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确保银行信贷资金安全 ,笔者在此着重分析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潜在的内外部风险因素及对策。一、外部风险因素１、个人信用风险银行办理个人住房贷款的对象为自然人 ,因而其个人的信用程度尤为重要 ,而这一点恰恰是银行无法掌握的 ,首先银行对于借款人提供的收入证…
3.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供给情况
第一，房地产开发投资稳步上升，但经济适用房投资仍然滞后。2006年、2007 年，全国房地产投资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尽管2007年政府强调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但是经济适用房的投资比重仍未有显著上升，大约为住宅完成投资额的5%左右。

第二，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高于竣工面积，住宅施工面积增速放缓。2006年以来，尤其是2007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高于竣工面积，2006年的销竣比为1.14左右，而2007年销竣比则达到了1.3，显示供给与需求间存在较大不平衡，这与2006年以来住宅施工面积增速放缓有着直接联系。同时，虽然从绝对值上讲，2007年住宅施工面积不断扩大，但是增速较慢，所以2008年住宅供给依然不容乐观。

第三，房地产企业资金比较充裕，银行贷款占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企业自筹资金和利用外资比重则出现了较大的增长。